[摘 要]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失坠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塑道德体系，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传统文化；道德失坠；引领与型塑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结构、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所发生深刻变化，反映到社会现实的表象中，即为“社会失范”问题。“社会失范”是指社会既有的行为模式、制度规范与价值观念因社会变迁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引导和约束的力量，而新的行为模式、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尚不具有引导、调节和约束的力量，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和社会规范约束而表现出的一种相互冲突、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失范的突出表现即为道德失坠问题。究其逻辑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的变化和制度建设的滞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堕距”问题。所谓文化堕距，是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提出的一个考察文化变迁的概念，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各部分内容变化速度不一致，其中部分內容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停滞的现象。
一、道德失坠缘于结构的嬗变与失衡
当代社会道德失坠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与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体系构建相对滞后所导致的“失范”与“堕距”。如前文，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独特的结构体系和维系其稳定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二者相互建构，共生发展。新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打破了二者长期的平衡。
1.传统伦理本位的家族体系瓦解，代之以更小规模的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家庭在当代社会格局中不再是有机的伦理秩序化的组织体系，而更多表现为利益差异化的独立经济单元。社会整体突破了“差序格局”的有机整合，还原为“原子化”的机械整合模式，传统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以伦理道德为指导的礼俗社会让位于以业缘关系为基础、以明确契约为规范的法理社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性作用不断弱化。
2.社会阶层分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诉求表现出多元化、异质化和多样化。传统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同质化特征，在整合价值诉求过程中能够较容易找到达成观念共识的基础。当代社会差异化、个性化的社会阶层及其价值指向，使社会整合难度加大的同时，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呈现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
3.经济高速发展，刺激主体意识的价值转型，利益本位的功利取向取代了伦理本位的道德指向。传统伦理本位的道德价值追求，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有赖于自身道德践履以及社会道德评价，核心在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利益本位的功利价值追求，则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并将其作为社会地位与身份改变的唯一途径。
4.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减弱，致使社会难以沉淀出有效的规范体系。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之一，现代民主社会为社会阶层流动创造了法理上公平、平等的条件，社会转型为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提供了契机。但如果社会阶层流动过于剧烈，如暴力革命式的阶层重构，或者机会主义的阶层跃迁，刺激了社会和个人对既有规则的挑战，甚至于否定规范存在的合理性。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走出道德困境的路径选择
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失衡不断刺激和加剧社会失范与道德失坠，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表现尤为明显。而中国也是最有优势走出道德失坠困境并为世界摆脱困境提出解决方案的国家。其优势就是绵长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是超越实体性的价值选择，而发掘其超越性的价值就要使这些价值同现实生活的实际条件相结合，在新的生活条件中重新实现出来。“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1]”在整合当前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诉求，调节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实现社会转型中道德体系重构以发挥重要的引领性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走出道德困境，解决道德失坠问题的一剂良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传统价值理想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吸收，以保持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的“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从社会层面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论述是儒家所崇尚的“天下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贤与能，讲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理念的体现与深化；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同样源于儒家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业乐群”“忠于职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为中国为政理念、社会道德、人格修养的文化基因和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级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化思维方式相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破了政治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整合在统一的价值观范畴，体现为先秦儒家“成己-成人-成物”的整体性价值观的当代运用。个人道德修养自觉提升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需要体现在“己”与“人”、“物”的“主体间性”上，即人在人伦关系以及人与世界、自然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认为家、国、天下乃是个人修身的目标与最终实现场域。只有在家、国、天下中充分展开，在家、国、天下中完整地履行其义务与责任人的实现才是完满的，才算是成人[2]。”个人与家、国、天下一体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在政治上则表现为“道德的政治”，即“为政以德”和“止于至善”，强调政治参与者的素养——“德性”、依据“至善”标准的政治行为——“德行”和最为理想政治目标追求——“至善”的高度统一。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概括可以理解为“道德的政治”整体性思维的当代语境表达。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路径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实现方式相贯通。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原则是“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道德的方式“德”“礼”“道之”“齐之”，以实现“有耻且格”的道德目标。这就要求为政者“正人先正己”，即要求为政者要修养自身，不断提高为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素养，规范自身的执政行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与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脉相承。要求为政者提高自身修养的目的，在于发挥为政者的示范带动作用的同时，施行教化功能，劝民向善和教民向善，以实现“至善”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来自于为政者的引导，另一方面则要形成百姓的自觉，而这种道德自觉来自于教化。孔子强调“庶富后教”，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优良的道德教化（善教）比良好的政治制度（善政）更能获得百姓的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其贯彻和践行同样需要全民认同与自觉。这就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使之在群体社会成员中形成普遍认知的前提下，通过实践内化为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并指导社会生活和实践。通过认知认同、自觉实践，逐渐形成与我国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规范体系和道德理想。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和“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价值理想与现代性生长同频共振、相互耦合而形成的价值精神，也是普照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性价值之光。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价值引领的重要意义。
注释：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年05月05日02版.
[2]荆雨，魏书胜.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之价值理想及其当代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1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