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战胜利后几年，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令统治当局惊恐不安。为消弭学运，国民党不惜动用各方面力量，其方式手段也不断变换，“训导应变”“运动学生”“特务活动”“暴力应对”，不一而足，国民党、三青团、政府、军队等系统都积极参与“救火”，但由于其内外政策的根本性错误，导致其消弭学运的努力最终失败。尤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消弭学运的乖张举措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令其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沦丧，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同情和支持学运，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也伴随着国民党的失道而愈加高扬。
关键词 抗战后，国民党，消弭学运策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37-10
抗战后，在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出于统治的需要，全方位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尤其在堪称政治风向标的教育界，党政军当局纷纷施展手段，意图压缩以至消除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殊不知，当局在燃眉之际实施的救火举措，非但未能达到灭火目的，反而致使其在教育界的合法性逐渐沦丧，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生运动的正义性却因当局失道而倍加高扬。
1924年国民党改组完成后，其采取了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政策。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地位渐趋稳固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学运政策始终处于调整之中。在1929年6月17日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中，决定：
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竭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究与发明。①
至此，国民党力图将学生活动限制在校内非政治性范围内的意图暴露无遗，国民党学运政策实现了转向，从支持、限制转向取消政策。事实上，国民党学运政策转向后，并未放弃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培育，其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积极培育亲国民党的学生活跃分子，甚至吸纳学生党员，这种渗透控制的行为不断招致各界反对。尤其在新学运政策出台的最初一段时间，不仅学生们群起反对，甚至部分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屡屡逾矩。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穷于应付，虽最终有所妥协，但终整个抗战时期，其政策取向始终未生大变。战后国民党一如从前，继续坚持对学生参与政治的压制方针，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争取与影响。
学校训导工作的强化。战后，国民党在学校的训导工作涣散无力。即以导师制为例，“导师制在实际学校生活中，似仍一种装饰品，而非一种必需品，无之不加少，有之不加多，一般师生，尚未十分注意及之也”。②为此，国民党人士疾呼：
就教师之职责言，依据导师制纲要之规定，专任教员例即导师，教学而兼及训导，及教员之责任与义务，义不容辞，而责无旁贷。③
并有人主动拟定《师范学校增设“训导实施法”课程之具体建议》。④至于学生自治会，国民党在战后初期即要求：
各校对于今后各该校学生自治会之指导与监督，务须遵照学生自治会规则缜密规划，切实施行。在积极方面，应经常辅导自治会推进服务、学艺、健康风纪等项中心活动，以达成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目的；在消极方面，应严密防止奸伪分子违法操纵，滋生事端，期不失培养法治精神之意义。关于此种积极辅导方法及消极防止情形，各校并应随时互相通报，俾能取得一致步调，增加工作之效果。①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对自治会之外的组织设立进行规范。1946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致电浙江省社会处称：
查学生在校内得组织学生自治会。但不得以学生身份，参加校外其他组织。同学会、校友会、学生联谊会等类团体，须以旅居同一县市同一校籍员生为组织先决条件。其为研究学术者，得以学科联合组织学术团体。不在上述限制规定之列。受当地社政主管机关之指挥监督。②
在训导机构及人员设置上，1947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函教育部要求“转各大中学校训导人员，多用本党忠实同志，以杜后患”，③教育部随即复函照办。战后时期，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失败，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自始至终都力图通过强化训导工作来消弭学运，它认为：
今日学潮问题之症结，不在政府之决策如何，亦不在党团学生能否负担起斗争任务，实系于学校当局之能否加强训导，养成青年在学校为遵守校纪之学生，在社会为遵守国法之公民。④
为强化训导，1947年12月7日，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重申“学生自治会由学校校长及主管训导人员负责指挥监督，各种会议及活动应由学校分别选派教职员担任指导”，⑤随后又发布《加强学校训导管理意见》，1948年1月22日，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法》更规定：
大学得设训育委员会，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聘请教授三人至十五人组织之，校长为主席，训导长为秘书，规划有关训导之重要事项。⑥
事实上，学运的兴起，根源在其错误政策，就连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也无奈表示：
国民党干部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遇有学潮发生，群众们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使自己无言可答，在朝的政绩能够告慰于人民的太少了，明知共产党的魔手伸入学生群中，但投鼠忌器，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⑦
国民党一意强化训导工作，实属舍本逐末。
课余活动安排的调整。战时国民党与学生关系较为微妙，基本维持了平衡，不过教育界日益党化的趋势使得党与学生关系走向紧张，战后国民党各界人士不无反思，这主要集中于通过调整课余活动以增强训导效果上。有人提出：
间接教学是利用课内和课外各种活动以指导学生生活，比较可引起学的兴趣和加深印象。所谓“耳提面命不如耳濡目染”。我国大学对于训导向不注重，仅教会私立大学尚能提倡课外活动，辅以宗教来培养德育，收效甚宏。教育部于民国二十七年通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以期收训教合一之效。惜抗战时期，各大学设备简陋，经费支绌，导师生活穷困。师生集会不独经济有所不许，即时间亦无法分配，致导师与学生之间感情隔阂，有如路人，未能创造优良学风，诚属不幸。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