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罗斯文化培育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俄罗斯是一个宗教民族，东正教自“罗斯受洗”起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对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村社传统以及救世理论都与东正教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东正教；村社；救世理论；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B976.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4-0073-03
［收稿日期］2006-04-15
［作者简介］徐佳妮(1983-)，女，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地处欧亚大陆，辽阔的东欧平原从北冰洋沿岸延伸到黑海里海沿岸，中部的黑土地带，北部的茂密森林和南部的草原构成了俄罗斯的版图。这是东西文明的边缘，也是两者文明交汇的地方。恰达耶夫曾写到：“我们从来没有和其他民族走到一起，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类种族的某个家庭，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没有这样和那样的传统。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我们未能熏染到人类的共同文明。”［1］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文明总是对外部文明有着暧昧的态度——既有吸收和接受，也有反对和抵制——俄罗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辩论就表现出这种暧昧，而这种态度却又反映出在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痛苦选择。对西方文化的怀疑、恐惧和抗拒心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东正教与西欧天主教分道扬镳。
一、俄罗斯东正教概况
（一）历史
基督教的分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分裂出来的东方教会自称“正教”。它忠实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反对修改或增减信条，而不像西方天主教、新教那样经受了理性主义的冲洗。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之间的斗争不仅包括对教义、信条、仪式的理解，也包括对罗马教皇的态度，对王权和教权之间关系的认定。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相区别的特点，恰恰成为其入主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拜占庭公主，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了一批神甫和圣像回基辅。他下令破除多神教的神像，强制命令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进行基督教洗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
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东正教为国教，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急需一种一神教作为统一的思想信仰，为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做思想上的保证。其次，东正教的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东正教教会、修道院等都作为国家的工具而存在，东正教本身也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再者，古罗斯国家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斯拉夫字母正是由拜占庭的传教士根据希腊字母创造的。相对于日渐衰落的拜占庭，接受东正教，就是成为“第二罗马”的继承者，也便有了日后“第三罗马”之说。
在俄罗斯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也更倾向于选择东正教。东欧平原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早期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坚忍的特征。这些客观条件与早期基督教面临的政治社会条件相似，这也为罗斯人接受东正教做了心理准备。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忠君、忍耐、对上帝的虔诚占了很大的比重。一个民族，只有确定一种宗教与他们已经定型的民族心理不相矛盾时才能接受它。约翰·埃科诺姆采夫认为：“俄罗斯人习惯用形象和象征的方式感悟世界，他们的极端主义以及试图凭借一时爆发的意志力达到真理的追求，在拜占庭的基督教那里找到了舒适的温床。”［2］同时，东正教中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宣扬“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这与俄罗斯社会的村社制度相结合，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文化之中。
（二）东正教的本土化
东正教输入罗斯固然是政治上有意识的选择，也是文化上无意识的选择，但是它终究是外来品。在渗入当地文化时，不得不对它做出一些修正。在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有些多神教的风俗被保留在东正教中，与东正教的仪式融为一体。东正教仪式使用斯拉夫民族语言，这也是东正教斯拉夫化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种结合文明，俄罗斯的精英、知识分子总是谨慎地对待外部文明，力求在提取和吸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有俄罗斯特色的文明。东正教也是经过斯拉夫化后引入的，而西方的理性主义，个人原则则更多地被谢绝了。虽然也有如索洛维约夫这样的不带有民族主义偏见的救世观，但也不乏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信徒。如伊·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文明不像西方由于黑格尔逻辑主义泛滥而失去精神的内在完整性，俄罗斯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完整性和有机性，“致力于内在和外在、社会和个人、抽象和具体、艺术和道德生活的完整”。而霍米亚科夫等进一步指出，历史呼唤俄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带头人，它给俄国这一权力以使其因素全面而完美［3］。后来的达尼列夫斯基、列昂吉耶夫等的理论中更多批评“衰落的欧洲文化”，强调俄国复兴有另外的道路。
二、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
由于东正教反对奴隶制、一夫多妻制，在“罗斯受洗”后，渐渐改变了古罗斯在制度上的落后面貌，与此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性质和这个民族的性格。
（一）政教合一，王权高于教权——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君权神授”是强调王权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得强行夺取，但是同时也强调君主要对上帝和臣民负责。但是罗斯教会是在王公贵族的倡议下成立的，通过什一税和馈赠维持日常生活，这种依赖使得教会一味维护王权，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到了彼得大帝时期，取消了教会领地制度，并将牧首公署改建为正教院，从而使得教会隶属于国家行政部门。
东正教为日渐统一的俄罗斯提供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沙皇和东正教在现世的最高层面上合而为一。这与西方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不同，沙皇成了上帝的代理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即使是宗教改革，也不同于西欧自下而上的方式，而是更具有保守性。同时，只是注重教会机构管理改革，将其纳入王权控制的轨道。
（二）从村社集体主义到社会主义：呼唤领袖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4］
“村社”一词带有典型的俄罗斯意味。它最大的特点，是集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早在公元7世纪，为了减缓国家内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拜占庭允许边境的斯拉夫人入境。随之而来的，是斯拉夫式的农村公社制度。村社的集体主义和东正教的群体意识之间是相互融和、相辅相成的。
东正教王权高于教权的主张与“沙皇是公社之父”相一致。由于俄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保留了氏族社会很多的影响，原始公社成员对首领的崇拜和对公社的依赖也传承下来。这种心理和感情在俄罗斯建立起封建国家后，逐渐转移到沙皇身上。这与东正教的布道是一致的。村社成员们认为村社是家，沙皇是父亲。即使对国家政策不满，他们也坚定地认为国家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因此，在沙皇俄国时期，大多数农民起义，都使用了“拥护好沙皇”的口号，而不是弑君自立。1670年拉辛起义的时候谎称已故皇太子和被贬的牧首尼康都在他的起义军中。1773年，普加乔夫起义时自称为彼得三世，而之前“好皇帝彼得三世没有死，而是流落民间”的传言一直流传于民间。
这种观念与东正教“救世主”的观念紧密结合，渗入到民族意识中。村社传统和东正教在这一点上的双重强化，导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失败。强行推行土地私有化，不仅没有让村社成员感受到自由，反而让他们不知所措，甚至反感。虽然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没有照顾到贫富差距等，但是数据统计却显示村社成员并不热衷于此。1906年10月5日颁布的《农民权力法案》和同年11月6日颁布的《农民份地法案》试图通过实现土地自由聚集、农民与生产资料自由结合，来实现资本主义农业，但是结果却发现，此次改革要解放的对象，是最广大的反对力量［5］。
而在苏联时期，我们在“公社”运动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似乎又看到了沙皇的影子。十月革命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但是没有消除人们对救世主的期盼，对全能的政治领导人的期盼。
即使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注重领袖的个人魅力，同时重新提起“集体主义”。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6］
在俄罗斯人心中，国家就是一切，这个崇拜是现实存在的，并且延续了千年。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不可分割性被看作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准则。
（三）第三罗马和救世论
俄罗斯民族意识中极为重要的理念是“莫斯科——第三罗马”。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在给伊凡三世的信中写到：“整个基督教会在你这里合而为一，前两个罗马已经陨落，第三罗马屹然不动，第四罗马永无可能……你是普天下基督教徒的惟一君主。”这样一来，俄罗斯便有了神圣的使命——成为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
作为第二罗马——拜占庭的继承者，俄罗斯是基督教正统之所在。历代沙皇在扩张领土的时候总不忘利用这一点。然而即使沙皇时代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依然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应当记住，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种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队，供其他民族的召唤，为他们提供帮助。”［7］
同时，知识分子们对第三罗马的理解，映射出摆脱西方道路的愿望，产生了落后即是优势，可以绕过西方的危机，绕过资本主义，到达更好的社会形态的思想。在历史上，俄罗斯多次因为军事防御落后而迫切需要西方的技术，但所引起的改革多是停留在技术输入上，没有对政治制度做多大改变。民粹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都热烈地讨论和宣传消灭农奴制，绕过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人类未来的共同道路。
然而，无论在哪个时期，救世色彩浓厚的俄罗斯精神在扩张的时候，都同时散播着本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即专制独裁制度。很多民族都通过征服、扩张来进行自我肯定，但俄罗斯不像罗马那样有着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后续支撑物，以至于这种征服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怕和不体面。
三、结论
民族精神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是这个民族的民众所共同具有的品质的高度抽象，是一个民族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最具个性的东西。俄罗斯的文化培育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或者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地缘政治和精神领域的冲击、融和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精神。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东正教教义本身已经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西欧基督教派的关系发展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１］彼·雅·恰达耶夫.箴言集［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6
［2］吴克礼.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1.323
［3］白晓红.“俄罗斯思想”的转变［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18.
［5］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2-253.
［6］黎海波，宋瑞芝.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文化的亲和性［J］.西伯利亚研究，2005，(4).
［7］弗·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211-215.
［责任编辑：张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