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从苏共一党执政、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转向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历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三个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目前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通过分析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历程和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在目前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政改的战略思路上应体现经济优先发展；政改的发展模式上应走稳定的渐进式道路；政改的推进过程中应注意确立本土化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转轨；意蕴
政治转轨即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转变。具体到俄罗斯，其内容包括：修改原来的宪法或制定新宪法，删除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制定一系列有关政党活动的法律和准则，创建现代政党制度；以三权分立原则建立总统制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选择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综观俄罗斯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目前从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向资本主义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的转变已基本完成，政治多元化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已通过宪法和法律得到贯彻，多党制、总统制、联邦制的新型政治体制框架已初步确立。现在的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逐渐走向复兴，逐步恢复大国的地位。适逢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将逐步深化，我们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政治转轨历程。揭示其转轨规律，更彰显其时代意义。
一、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历史进程
(一)波澜不惊的戈尔巴乔夫时期
这一阶段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正式独立。这个时期政治转轨的最大特点是，在实质上没有摧毁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的形式上的改良和变动，是原有体制的延续和新的体制的孕育，一切都是在渐进的过程中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转轨既有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愿也有外力的推动，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从1987年开始，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指导下，以“党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革”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改革中逐步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议行合一原则，趋向于实施三权分立、总统制、多党制，以人代会制和总统制取代原来的苏维埃制。从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算起。到苏联解体时为止，共开过五次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5月25日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指出，根据1988年《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的特殊权利是：通过宪法和修改宪法，就苏联的组成和苏联的民族行政区划问题做出决定，确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选举和任命国家某些最高职务等。苏联最高苏维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须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并且行使集体国家元首的职能，其成员由代表中选举产生。法律还规定，设立新的国家职务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会议第一天，戈尔巴乔夫高票当选为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苏共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主动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设立苏联总统职位，以便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分开；在3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表示，要使党回到自己的最初使命上去，成为社会的政治先锋力量，为社会制定并提出长远发展方针：1990年3月12～15日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在第三天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将1977年宪法的第六、七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另外，这次大会正式确立了苏联总统制，戈尔巴乔夫以59.2％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第一届总统。1991年3月，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选择”不顾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反对，通过全民公决，结果52％的选民赞成在俄设立总统职位。1991年5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四次人代会，大会审议、修改并最终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法》。同时，相应地修改和补充了俄罗斯联邦宪法。1991年6月2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大选，74.6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叶利钦以57.3％的选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总统，从而成为政治转轨的发端。
(二)惊心动魄的叶利钦时期
这一阶段从1991年底俄罗斯独立到叶利钦以“炮打白宫”的极端方式击溃反对派，并通过了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1993年宪法宣告结束。政治转轨历程可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1、1991～1993年，宪政体制下的新旧冲突。叶利钦当选总统后，总统与议会之间一度合作很好。但是，自1992年4月俄第六次人代会开始，总统与议会之间出现分歧。叶利钦坚持实行总统制，总统权力几乎不受议会制约。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代表的议会则主张实行议会制，限制总统权力。在此后召开的第七、八、九次人代会上，双方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随后于1993年4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也没有对两大权力机关的斗争起最后的裁决作用。当时俄罗斯沿用的仍然是1978年苏联时期的俄联邦宪法，该宪法成为叶利钦推行总统制和“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碍，为此叶利钦组织人员草拟了总统制的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议会也草拟了议会制的宪法草案。尽管制宪会议以433票赞成、63票弃权、6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建立总统制的新宪法草案，但是由于议会和联邦主体领导人的百般阻挠，新宪法迟迟未能出台。叶利钦决定铤而走险，采取非常手段扫除建立总统制道路上的障碍。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10月3日，叶利钦在军队和内务部队的支持下，动用武力，攻占了议会大厦，逮捕了哈斯布拉托夫等议会反对派领导人。反对派遭到毁灭性打击，持续一年多的“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同时，俄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58.4％选民赞成关于建立总统制的新宪法。
2、1993年～1999年，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新宪法的确立和巩固。1993年12月，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新宪法，确定了俄罗斯新的国家结构，从而确立了总统个人在法律上的主导地位。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叶利钦以直接民选方式产生的第一位总统的身份荣登权力顶峰，叶利钦的获胜标志着以总统高度集权为特点的权威主义政治最终确立。93年宪法不同于以前的所有宪法，它彻底摒弃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完全废除了延续70多年的苏维埃制度，确立了总统制的民主共和政体。
总览叶利钦执政8年的俄罗斯，不难看出，这一时期
是政治转轨的聚变和震荡时期，是对旧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摧毁过程，同时也是新的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以总统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政治多元化经由法律确认：政党制度正在走向法制化；选举制度和全民公决制度开始实施。俄罗斯的政治转轨此时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其政治体制内容的构建和政治运行机制还远远没有完成。
(三)稳定和谐的普京时期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新年致辞，宣布提前引退并把总统的权力交给总理普京，从此，俄罗斯正式进入普京时代。普京执政以来，除了继承叶利钦的政治体制以外，把转轨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摧毁旧制度转向主要建设新制度。横向上，加强总统权威，拓展权力空间；纵向上，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分立；培育政治土壤，特别是加强政党制度的建设。
1、强化总统权威。普京继承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资源，强化了总统制政体。在叶利钦时期总统的权力仅仅是法律的“准实施阶段”，而在普京时代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制度，进入了运作和强化的提升阶段。根据现行1993年宪法，俄罗斯虽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国家权力是建立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机关相互独立，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由联邦总统、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共同行使。但事实上，总统在俄罗斯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总统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和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几个重要的政府强力部门，如国防、安全、内务、外交都直接接受总统的领导；由总统提名总理人选，如果议会连续三次否决提名，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总统必要时可以改组政府，还可以不经议会同意便解散政府：总统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发布戒严令，只需经议会上院批准即可；总统颁布的“总统令”同样具有法律力。从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我们看到，总统的权力比叶利钦时期有所强化。
2、加强中央集权。普京执政以后，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领导。首先，以总统令的形式将俄联邦89个主体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个总统全权代表。此举使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增加了一个管理监督机构，保证了总统有效地实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效率，更好地监督总统法令的执行情况以及保证总统干预政策的实施。其次，修改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组成原则。根据1993年12月俄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委员会由联邦主体权力代表机关和权力执行机关的代表组成，普京通过立法的形式，使联邦委员会由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的代表组成，而不是由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领导人自行担任。并且规定，联邦中央有权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并在地方立法会议通过与联邦法律相悖的法律时将其解散；地方领导人有权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的领导人的职务，从而形成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制约的权力体系。
3、重视政党建设。普京非常重视政党建设，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普京以此为契机，在提升政党作用、推动政党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是取消杜马单席位选区制，将原来杜马选举一半按政党比例制另一半按单选区选举改为全部政党比例制，接着于12月初推出政党法修正案，将政党注册门槛由1万人提高到5万人。人数不足5万的政党限期在2006年1月1日前发展到5万，否则将取消政党资格。普京提出的《政党法》草案对政党的概念、政党的组建及其活动范围、政党登记制度、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也作了新的规定。比如：一个党在5年内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将失去登记资格；任何党员在当选为总统后应即中止自己的党员资格；凡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都有权根据其得票数的比例获得国家拨款：法案禁止成立旨在用暴力改变宪法制度原则、破坏俄罗斯联邦完整、危害国家安全、建立武装组织、煽动民族和种族敌视和仇恨的政党；不允许按职业、社会、种族、民族和宗教属性建立政党；任何政党要想获得登记，必须由其组委会向俄联邦司法部提交纲领和章程，经司法部进行审查通过；只允许建立全俄联邦范围的政党，而不承认地区性政党等。这些举措的出台，既整合了俄政党资源，优化了政党数量和格局，促进了多党制的发育和成熟，又使普京凝聚了国内更多政治资源，促使俄罗斯政治体制更均衡、更协调发展。
从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可以看出，这个政体既保留了“叶利钦时代”体制的基本结构，同时又有强化行政官僚基础和垂直领导的趋向，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政治体制推动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普京执政8年多来，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整个社会呈现出难得的繁荣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俄罗斯的政治转轨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俄罗斯这样具有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转轨有的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英国形成比较稳定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约500年时间，法国经历了约150多年的时间。因此，俄罗斯在政治转轨以后所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如总统的地位与权限最终如何确立；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党制；政府内阁是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责任内阁，还是靠总统班底运行权力：联邦与地方之间如何实现均衡的分权等。但是应该看到，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转轨历程，大致形成了目前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框架，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各种关系的磨合，政治体制将逐步走向更成熟化和法制化，在此过程中政治集权化将渐渐地削弱而民主化将渐渐地发展，最终会形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二、俄罗斯政治转轨的主要特点
(一)转轨的激进性、深刻性和全方位性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是在彻底摧毁原来政治体制下的重建，具有深刻性、全面性和根本性，同时我们看到其政治转轨伴随着“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同步进行，经济改革与政治转轨的影响交织在一起。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机构与苏联时期的机构混合在一起，两种理念的机构互不兼容，间接导致了经济改革进行的不顺利，而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又加剧了政治危机。
(二)转轨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国情因素
俄罗斯选择激进的、根本的政治改革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转轨过程中所建立的带有集权色彩的政体与俄罗斯的国情和历史传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基辅公国、鞑靼统治、莫斯科公国、彼得大帝、苏维埃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除了基辅公国以外，都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建立民主政治的历史任务没能完成，更未形成民主传统，广大人民缺乏民主政治的训练。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国家人格化的倾向，使俄国人民容易习惯于中央的高度集权。俄国领土辽阔，平原广大，缺少有利于防守的天然屏障，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不
可能建立像西方那样的开放社会，只能产生一种权力集中的极端专制的政治体制。从地理资源看，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中亚有极丰富并齐全的工业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供养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还可以供养东欧和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基本排他性的内部市场，客观上形成了封闭型、计划型经济，而这一经济正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反映在民众情节上潜意识有要求集权的愿望，比如在戈氏时期，其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反映在政治改革上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权，放权，但恰恰是导致局势失控的重要因子，叶利钦带有集权色彩的宪政体制反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普京强化了这样的集权色彩，招致了西方的不满，被指责为民主的倒退，但是国内的民众却并没有过激的反映，事实上是认可了这样的政体，这从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上得到印证。
(三)转轨进程中注重配套的制度建设
充分考虑影响政治发展的相关因素，注意营造有利的政治氛围。比如，对于寡头干预政治的情况进行打击，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行动。通过打击极少数已经转向政治反对派的寡头，大力削弱寡头政治的影响，从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到霍尔科夫斯基，用强力手段表达了治理寡头政治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摒弃寡头政治，确保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民意的支持则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其他方面，像设立公众院，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又使民众对国家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成为扩大俄政治多元化的又一渠道；加强新闻媒体控制与引导，通过了《新闻媒体法修正案》；加快司法改革，加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加快行政机构的改革，消除官僚主义、官员腐败和管理低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所有这些措施的推行，一方面培育了当局所希望的公民的政治意识，另一方面为俄罗斯政治的良性发展也铺平了道路，有利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建设。
三、启示
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不可相提并论，但是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与苏联的历史教训，结合俄罗斯政治转轨的特点分析，仍可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一)政改的战略思路上应体现经济发展优先
戈氏时期“加速战略”还没有完成就由经济改革转为政治改革，搞公开性、多党制，实践证明是彻底失败的。中国有句古话“仓廪食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前提，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必然对上层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对既定经济成果的固化，不断互动，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推动两者向更高的层次上发展。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连年快速增长，引人瞩目，很显然，在俄的经济增长中，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及正常运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好的公共服务，优化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因此，经济的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讲是第一位的因素，没有经济发展这个前提，政治体制的运行就失去了动力源。
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原因很多，但是最根本因素是经济没有搞好。据解密的有关资料统计，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与1990年比GNP比1990年下降了10％，国民收入下降了12％；物价上涨80％，高档消费品价格提高70％，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奇缺；外贸下降37％出口减少了23％，进口减少了47％；财政赤字剧增超过1500亿卢布；外债增加达到8000亿卢布。在叶利钦执政的时期。广大民众能被操纵于股掌之间，自信从何而来?为什么屡屡挑战选民的底线而能有惊无险?很值得我们思考。从中我们看到苏共执政下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灾难，人民宁愿选择眼前的动荡、甚至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叶利钦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多次冒险。屡屡成功。同时我们看到，在政治转轨的过程中，民望总是与执政者的经济业绩挂钩，叶利钦后期威信的下降。普京执政期间民望的不断提升，都与其当时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对我国而言，虽然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就巨大，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时刻绷紧经济发展这根弦，牢记邓小平指出的方向，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民生是政治的基础，深刻领会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经济。在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制度性保障。以经济改革的成就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循序渐进，朝着终极的目标渐进迈进。
(二)政改的发展模式上应走稳定的渐进式发展道路
俄罗斯政治上选择激进式的转轨方式是对本国实际情况的选择，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关键性的失误在于政治转轨过程中，在原有体制的破坏与新体制的建立之间出现了“断点”，因而出现了“体制真空”。旧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新的体制重建又需要一个酝酿过程，无法立即形成，旧的没有破除或者破除的不完整，新的又没有立或者没有真正立起来。在体制“空缺”的时候，“社会失范”问题便十分突出，从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历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因此，在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否认，我们同样也会遇到这一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人民走过一条民主集中与全面民主之间的政治“缓冲带”。而走出这个“缓冲带”一定要采取渐进稳定的模式，不可操之过急。立足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从微观、局部的试验逐步过渡到宏观改革和面上的推广，要把握改革的速度，稳步推进，顺利实现过渡。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缺少了这个阶段，或者在走过这个阶段操之过急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动乱和分裂。所以，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改良，各国选择的方式、手段可以不同，但是客观的规律性不能违反，比如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曾经采取全能主义控制的国家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就意味着要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样也必然会给社会留下相当多的真空。在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过程中，我们看到，转轨的急剧性，使得原来习惯受苏共进行全能控制的民众来讲很不适应，心理平衡被打破，超越了民众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承受力，激烈的动荡带来了一系列的震荡，增大了社会成本。吸收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教训，如何使失衡范围、程度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就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就失去了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渐进发展的政治改革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稳定压倒一切”，从中理解政治稳定乃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高价值。
(三)政改的推进过程中应注意培育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
每当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处于低谷时候，国内外理论界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而忽视本国国情，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俄罗斯的政治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国的特殊国情，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俄在借鉴和搬用西方政治制度时，忽视了与西方制度相配套的政治文化建设。一种相对成功的政治制度、体制背后总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相支撑，一国在搬用别国成功的政治制度时，不可能立即把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搬过来，因而刚刚建立的新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一般都缺乏合适的政治文化环境，难以发挥预期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一国在初步完成政治制度建构后，确保政治发展的良性运行，必须重视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培育。应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文化是否与该制度、体制的相融性，适当改造本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使之与其相适应。对我国而言，目前应努力创造符合人类民主化潮流的，符合当今政治文明发展趋势的政治文化环境。它包括：人民的意愿构成政府权威的基础，任何人都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定期举行选举，党内充分民主等政治精神，蕴含着异议与分歧，但它又是以同意和内聚力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等。因此，一国的政治发展，培育政治文化的土壤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有着很深的政治内涵在里面。
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处，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政治民主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发展，必将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政治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的相互借鉴、为我所用，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目前我国处于政改的关键和瓶颈阶段。但是这样的借鉴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国情因素，形成本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