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是脱离群众、引发党群干群矛盾和对立的重要因由。搞特权必然导致干群关系疏离，削弱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认同。特权与干群关系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联，反特权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历史实践及经验印证了这一政治逻辑。特权行为必然弱化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官员的心理认同与情感认同，特权现象的存在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陷入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不断清除特权思想、抑制特权现象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干群关系;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防治特权;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1-0057-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对和预防腐败、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取得良好的成效。习近平高度重视发生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重申反腐败必须反特权，将中高级领导干部作为反对和预防特权的重点对象，从反腐倡廉、加强党的纪律规矩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做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论述，为新时代我们反对与防治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提供了思想指导与根本遵循。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存在与干群关系有着内在的关联，特权行为是官员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特权现象会消解党群干群和谐关系的社会基础，加深干群的疏离与对立，撕裂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任，引发干群矛盾的激化与冲突的加剧，最终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整个社会团结和谐的信任根基。
一、反对特权与密切干群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
所谓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特殊身份等享有法律认可和政策规定之外的，以利益分配不公平为基础的特殊权力或利益。“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1]（P332）“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2]（P1）因此，特权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合法性与合理性，在社会大众的意识深处有着习以为常的天然认同感。
特权与腐败是有天然联系的，特权表现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与伴生现象。在人们的意识中，特权现象成为人们的共识与认知，并且感觉是自然而然、习以为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现象。与一般的权力腐败相比，人们相对能够容忍特权现象，对于特权行为的排斥与反对的呼声并不突出。如《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2年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民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特权，有68.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适当保留一些特权，有6.5%的认为现在的特权现象没有问题，只有24.6%的受访者持彻底反对特权的态度[3]。在笔者于2018年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对当前社会存在的特权现象的基本态度”，38%受访者“可以接受”，35%选择“部分可以接受”，只有27%的人认为“完全不能接受”;关于“存在于领导干部身上的特权现象会影响到干群关系吗？”63.5%持完全肯定态度，29%持部分认同，只有7.5%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权力腐败与特权现象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特权现象是权力腐败的早期方式，前者虽然并不必然会发展到后者，但特权行为量的积累必定会发展到质的变化——权力腐败。在特权行为发生的阶段，如果不抑制特权的蔓延扩散，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产生大量的以权谋私的公权力越轨行为，权力腐败必然成为最后的结果。特权的存在会逐渐演化为腐败，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与常态化的政治现象，因此，反腐败内含反特权。如果要从源头上清除腐败，铲除滋生腐败的根源，就必须遏止特权现象的发生蔓延。
（一）反对特权具有密切干群关系的内在逻辑
对于一个执政黨来讲，与民众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前景，即民众的信任与拥护是执政的重要基础，党群干群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条件。党群干群关系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就是执政者的腐败问题，执政者的特权虽然不能等同于权力腐败，但属于边缘性的政治腐败，是一种隐形的权力腐败。尽管有些特权可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与保护，或基于一种社会公开的被社会大众基本认同的权力与利益，使其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一面，但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看，特权与人人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相背离，成为引发民众对执政者、政府、官员不满甚至反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由。一般而言，特权的存在对于干群关系具有消极影响，使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度降低，产生明确的疏离感，引发干群矛盾增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坚持并践行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4]（P1094）邓小平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提了出来，指出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P332）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并把这一规定作为党员的基本条件写进党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5]（P9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高度强调反对高级干部的特权问题，他明确告诫：“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不搞特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5]（P118）2013年6月～2014年10月深入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自上而下的党内教育活动，对反对“四风”，改进工作作风，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特权与干部作风密切相关。特权思想是不良作风的重要根源，不良作风是特权的外在表现。从本质上讲，特权是追求差异化、特殊化，凸显与一般社会大众的不同及个体的优越感，必然脱离群众，滋生与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享乐主义。不良的作风也会对特权现象推波助澜，强化一种普遍的认知即特权现象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正常的社会存在，领导干部享受一些特权是合情合理的，并培植与营造着特权滋生蔓延的社会环境和土壤，这必然会加大特权治理的难度。反对特权的重要切入点就是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以优良的作风营造反特权的外部环境。
从特权与腐败的内在逻辑关联看，特权是腐败的一种外在形式或现象，腐败则是特权现象的本质。权力腐败与特权现象之间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特权是一种相对隐形的权力腐败，内含着腐败的要素，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权力腐败方式，权力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可用特权方式来实现。它们相同之处都是利用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说腐败是权力的直接滥用，特权就是权力的隐形违规，权力腐败是对法律与制度的公然违背，特权现象则是对制度的规避、突破和一定程度上的利用，二者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权对权力腐败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特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演变为权力腐败，所以遏制权力腐败必须同时反特权。
（二）反对特权：中国共产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历史经验
特权现象是执政党及政府官员脱离群众的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6]（P372）为此，列宁强调“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7]（P146）。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对党内可能出现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高度重视，制定了预防与反对党和军队中高级干部特殊化的举措，目的是实现革命队伍中官兵平等、上下一致，以增强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实现党对军队、人民群众的领导与组织动员，根本目的是实现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与步调一致，以推动革命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战争的胜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工农红军中提出并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严明的纪律和实行革命队伍的官兵平等建立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赢得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深厚的动力源泉。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有了政权，就会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8]（P309）当时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生活腐化，走私贩运，谋财害命，被苏维埃政府处决，成为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针对这一案例，毛泽东郑重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延安时期，为了反对边区政治建设中干部享有特权和腐败现象，毛泽东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与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必须从重治罪等。1937年10月发生的“黄克功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论革命资历多老、功劳多大，只要犯罪坚决一视同仁地惩处，决无特殊化对待。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革命领袖、军队高级干部与士兵一起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同生产同劳动，不搞特殊，构建了良好和谐的领袖与群众、党群干群关系及官兵平等关系，构筑了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群众之基与力量之源，凝聚了延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分子从重处以极刑，体现了毛泽东反特权和反腐败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对革命有大功者如若腐败必须从严惩处的政治考量、决心与意志，对贪污腐败和特权现象决不姑息，很好地起到惩戒效果与反特权腐败的示范效应，形成了治党从严的历史镜鉴，对以后反对腐败、培养共产党人的廉洁作风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与教育意义。毛泽东对党内的特权问题做过许多论述与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9]（P355）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1]（P228）
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反对特权成为党的一面旗帜，从早期革命时期实行官兵平等、强调党的纪律统一、执行纪律没有特例、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到取得政权后着重预防与惩治干部队伍的贪污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发动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和领导干部、进行制度建构反对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抑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反对特权的清醒认识、意识自觉与实践探索。“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10]（P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开展了反腐倡廉、反对“四风”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遏制权力腐败包括特权腐败的目标下探索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有效途径，重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影响干群关系的理论与逻辑
特权现象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容易演变为官僚阶层，官僚阶层的特权现象成为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反对官僚特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绝对没有可能去同任何人‘分享’特权或害怕他们中的任何人失去这些特权。”[11]（P78）列宁认为，消灭官僚特权的有效途径是推动官僚机关的民主化和实行人民群众最广泛最经常的监督。
（一）干部特权现象弱化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官员的心理认同与情感认同
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有着巨大差距的两个社会阶层更容易产生心理隔膜与意识对立，社会的上层与底层之间产生排斥与认同危机，缘于两者之间的物质利益、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出现特权成员、享受特殊化待遇，往往损害群体内在团结统一的根基，群体尊崇的价值观遭受冲击，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撕裂，从而弱化成员对于本群体或组织的认同与信任，削弱群体与组织权威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极大消解群体内在的凝聚力。“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2]（P1）部分人的特权优待对于一个组织、群体的离散崩溃和一个社会的混乱解体是一种隐形而逐渐发挥药效的“慢性毒药”，导致社会的正常肌体痉挛而麻木，其根本在于社會的公平正义原则遭到破坏与践踏。
从情感层面讲，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亲疏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情感的呼应共鸣、深度交融与良性互动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要件，社会阶层之间的情感认同有利于培育和谐稳定的阶层关系。对于引领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的执政者即领导干部，在情感上需要尽量融入群众，拉近与群众的感情距离，放下架子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建立干群之间同频共振的情感通道，如果能够被群众感染、触动，实现互动交融，就一定能够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群众，赢得群众的真心托付。“要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越是职务高了越要注意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5]（P100）“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5]（P94）因此，情感因素会直接作用于心理方面，情感认同是培养与增进心理认同、增强政治认同的黏合剂。发生在政府官员群体的特权现象，必然会弱化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引发并累积群众的不满情绪，给政治动员、社会治理和政府信任带来直接的损害与障碍。
（二）干部特权现象的存在损害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
社会整合是执政党进行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整合包括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倡导。政治信任或政府信任是执政党或政府执政的必要条件。当今社会，对于执政党的政治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任度高意味着执政者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度高，信任度低或信任缺失，则会导致执政者在施政过程中遇到更多的阻力如人民的冷漠态度、不配合与关系的疏离。一个失去政治信任的执政党，维系继续执政的政治社会条件就会得而复失，引起社会鸿沟加深，人民对政府的排斥与抗拒不断滋长。群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要求，是政府执政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政府信任度比较高的时期，即便政策不周全、不完善，人民也能理解与配合，使得社会矛盾不至于激化，大矛盾可以转化成小矛盾，小矛盾能够化为无形。反之，政治信任度低或缺失信任，即便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很周全很完善，人民群众也不一定认同、理解或配合，好的政策在执行中也会遇到很多阻力与抵制，使得执政党好心办不了好事，好政策出不了好结果。正如西耶斯所指出的：“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标背道而驰。”[2]（P3）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特权现象和浓厚的特权意识，成为脱离群众、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原因，也是政府与领导干部政治信任遭到伤害的关键性因由。一旦政府信任消失殆尽，就会产生“塔西佗陷阱”效应，陷入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再想修复干群关系、重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将会难上加难。
三、防治特权：密切干群关系的有效路径
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赢得人民的高度信任，这是我们党保持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前提。清除特权思想、治理特权腐败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路径和历史逻辑。邓小平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1]（P218） “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1]（P216）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外显与潜隐交织，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表现与新的特点。作为具有先进性、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跳出本我利益的圈子，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情怀与追求，打破领导干部享有特权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以自我革命和断臂的勇气，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政治取向，从自己做起，向特权现象开战，探索防治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有效方法与路径，建构抑制特权的制度体系，真正贯彻落实治理特权现象的有效举措。
（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除特权思想意识，为遏制特权腐败构建良好的思想条件和文化生态环境
特权思想与意识是特权腐败发生、特权现象延续存在并蔓延的思想文化条件，是特权腐败孕育的文化土壤，防治特权必先清除特权思想。“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P332）邓小平还认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P335）特权思想意识属于几千年封建主义残余腐朽思想，是人与人上下尊卑、等级观念的延续，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官本位”意识的当代表现，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大众诉求以及平等和谐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清除特权思想的残余，必须汲取中国共产党反对特权的历史经验与有效策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不断推动清除特权思想的文化变革与观念创新。一是坚决彻底肃清封建主义腐朽残余思想，铲除特权思想意识存在的社会土壤，唤醒人民群众对于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危害性的科学认知与意识自觉。二是必须着眼于民众追求公平正义的现实诉求，加强公民意识与人人平等观念的宣传，在全社会弘扬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人民大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与落细落小，使人人平等、权利一致的观念深入人心。三是建构实现人人平等的保障机制，促进人人生而平等，保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选择工作、创业经商、民主参与、精神娱乐等一系列的权利，政府着力建构使每一个人保有公平竞争的起点、过程与结果公平的制度与机制。
（二）培育反对特权的政治文化，加强社会平等与公正建设，使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进入新境界
特权现象是否倡行反映一个社会的社会生态和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展现了人们的政治取向、政治观念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认知。在一个推崇获取并享受特权为尊贵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中，权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极度渴望、全力追逐的东西，对权力的依附成为多数人的政治心理，由权力而衍生的特权现象成为许多社会大众的人生追求。政治文明包含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文明，特权思想意识显然属于政治文明中的意识观念范畴，但属于政治文明内涵中的糟粕，是观念形态方面需要清理和扬弃的部分，它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一个将特权现象视为正常的社会中，特权观念和意识必然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与思想认同，深刻地嵌入人们思想的深处。想要剥离这一思想意识深处的毒瘤，铲除滋生特权思想的土壤，需要进行艰苦持久的思想文化改造。反对特权要从破除特权意识入手，培育反对特权的政治文化，构建特权行为可耻的观念认知，强化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为此，大力倡导并践行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加强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将平等、公正有效契入民主政治文化的体系构建中，使清正廉洁、平等互助、公平正义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信念、意识自觉与政治追求。在干群关系的认知上，树立正确的“公仆”观念，把握“主人”与“公仆”的关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与使命，强化权力是人民赋予、必然回馈于人民大众的权力观。坚持不懈清除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特权思想意识，挤压特权思想的生存空间，使公平正义的陽光普照，每一个公民真正获取自由平等发展的权利。
（三）强化对权力的立体监督，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多路径防治特权的监督体系
对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是防治特权现象的有效途径。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兴衰更替周期率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其中蕴含着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充分而广泛的监督，极力避免在党内和政府部门出现严重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1]（P332）邓小平还指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P332）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实质就是通过规范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监督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包括特权的滋生与蔓延。一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包括上级领导、部门和监察机构的监督;二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就是社会的监督与群众的监督。特权是权力腐败的一种伴生现象，是权力越界越轨的衍生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增强公开性与透明性，能有效实现对权力越轨运行的制约。治理特权行为、清除特权现象，必须加强全方位、多层面的监督，监督是遏制特权发生的必要手段。必须健全权力运行监督体系，构建立体化多渠道网络，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等，对特权腐败设立全方位的监视鹰眼，形成搞特权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与社会氛围。
（四）加强制度建设，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党的纪律规矩等多维度构筑防治特权的长效机制
就防治特权现象而言，制度约束具有根本性、长效性，健全制度、构建科学适用的防治特权的体制机制是根本。当前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即“四风”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关键因素。加强作风建设，遏制“四风”蔓延，无疑是目前防治特权现象的有效举措。但从根本上讲是加强制度建设，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党的纪律规矩等多维度构筑防治特权的长效机制。“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1]（P332）一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在观念上强化反特权即是反腐败的意识自觉，确立享受特权也是一种腐败的认知;二是构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与法规体系，包括党内法规，将防治特权纳入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予以明确的条文规定，为反特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法规遵循;三是切断权力与特权的天然联系，重点规范与监督好领导干部用好权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的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决策权、用人权、决定权等方面体现公开、透明、科学、民主，使权力异化无发生空间，特权行为无藏身之地，挤压特权腐败的生发空间;四是强化党内的纪律规矩遵循，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纪守规没有例外，执行纪律没有特殊，将纪律作为抑制特权行为的高压线。任何人不论官职多高，触碰纪律红线必定受到严格的惩处，使得对于党的纪律执行与规矩遵循具有刚性与长效性，真正堵住特权现象生发蔓延的纪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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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