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他的父亲王乃誉（王迺誉）。据《海宁人物资料》载：“王乃誉（1847—1906），字与言，号蓴斋，又号娱庐，浙江海宁人。清末诗人、书画家。王国维父。早年考中秀才，曾在溧阳县署当幕僚。因父丧归家，在盐官开设洋杂货店，经商之余，仍勤于治学。其对诗文、书画、篆刻都有研究，并擅长山水。著有《游目录》10卷、《画粕》3册、《娱庐诗集》2卷、《古钱考》3册、《竹西卧游录》、《画石》、《题画诗》等。”王乃誉早年帮人经商，后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广交地方文士和收藏家，有机会接触金石书画方面的著述。他“淡名利，寡言笑”，早年历经艰难，生活简朴，不慕富贵。王国维年少时，王乃誉曾作七绝诗《岁暮题零用册示儿》曰：“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面牵。试看几多炊爨绝，何如守我旧青毡。”他那安贫乐道、持重自守的文人气概，必然使他偏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而非物质享受。陈鸿祥所著《王国维传》中说：“乃誉公从40岁居家到60岁去世，20年间，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赴金陵，游览他所向往已久的六朝古都、石头故城；再一次是沿桐江观富春山，凭吊他素所仰慕的严子陵钓鱼台。在此期间，他俨然不染尘俗、隐身山林的‘世外高人’，就靠了二十来亩祖传的田地，再加上他鉴赏书画和篆刻、写字的技能度日。每天的常课，是临帖数千字，兴致来了，也泼墨作画。”王乃誉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从30岁初头起（与王国维开始记事时同步），就三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写日记，竟然写了三十余册！这份坚持为我们今天追溯和研究王国维的前半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是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父亲。王乃誉把希望、慰藉集中到教育长子成材上。从日记中可以看到，除了督责王国维学好私塾课程，以备科举考试之外，还亲自“口授指画”，比如写诗题对，临帖习字，鉴别书画古器，等等。王乃誉所擅长的技能以及精神追求，都深深影响着王国维。
如果不是上天捉弄，跟许多怀才不遇的倒霉蛋一样（比如蒲松龄），王国维或许早已年少得志，功成名就，封妻荫子了。1892年，16岁的他参加了岁考，一举考中秀才，进入州学。走科举道路，是父亲王乃誉的期望，也是现代社会之前几乎所有下层文人的奢望。王国维少负才名，与同在盐官的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结成好友，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但是自此之后，王国维屡考不中。此时，社会已然动荡，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前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经历过数番打击的他也已经无心科举考试。1896年他与商人之女莫氏成婚，第二年应试仍未中，之后便完全断绝了科举求功名的希望。
出身的寒微和多舛的命运，注定了不善营生的王国维穷苦一生，为求生存不得不“逃异地”（鲁迅语）。在学术方面，尽管他具有一种自觉，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曾小试锋芒，写了批驳距离海宁不远德清县的大学者俞樾的文章——《条驳〈群经平义〉》，显示了他不迷信学术权威的勇气。但由于缺少名师指点和名门师承，决定了他从事学术研究必须要依靠自己，走不同于其他学问家的“异路”。
在“托门子”去上海谋生之前，王国维在家乡做过短暂的塾师，1898年初抵上海，通过同学关系进入章太炎、梁启超、汪康年等风云人物操弄的《时务报》，开始了为人作嫁衣裳、打拼天下的生涯。其时《时务报》已然失势，经营惨淡，王国维的这段打工生活朝不保夕，加之身体又不好，非常艰辛。他编报纸，写文章，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赚稿费糊口养家，从来没有想到会有在学术上出人头地的一天。然而，他正是在这样看似庸庸碌碌、没有出路、滚石职场的环境下，他坐穿十年冷板凳，不断积蓄自己的能量，终于在后来成就了自己的学术霸业。也就是在上海打工的近十年间，王国维通过顽强学习建立起了他的西学根底。他最初学习日语、英语和数、理课程，后来攻读康德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有人说，他的西学根底，是以“最高之学术”——哲学以及美学为主，全面掌握包括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的全部学科，在完整深入掌握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全部西方哲学史之基础上，重点读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和尼采五家。这都是他在上海寄人篱下时期得到的锤炼和收获。
除了父亲王乃誉，第二个最值得感谢的人是王国维生命中的贵人——罗振玉。罗振玉不仅为他提供了生活上的支持，让他后顾无忧，还为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条件，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玩器物、甲骨文、拓片、典籍、敦煌珍品等等，突破了早期父亲王乃誉金石书画方面的局限。而且，作为罗的得力干将，他还有机会广交名流，展示自己的才华。自此之后，王国维才开始声名鹊起。他获得了皇帝的封赏（被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赏赐“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等），至于后来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那是后话了。
马叙伦称赞王国维“确是学者”，说他“毕生态度可以‘静’字该之”。王国维的一生可谓波澜不惊，大部分时间品尝的只是一个小人物的一己悲欢，在与皇帝搭上关系之前，他的人生平淡无奇，毫无出路。他长得不好看，过早谢顶，近视眼，有点龅牙，还有脚疾，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大人物。他的生理年龄是短暂的，只活了五十岁，然而他的学术生命却是久长的，影响深远。他被尊为中国20世纪国学的第一大学者，是一代“国学大师”，是旷代“第一人”。获得这样冠冕的称号，主要在于他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就，经过近百年的披沙拣金，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的治学精神、学术品格及其成就，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钦佩。与他同时代的人早就看到了他在中国文化学术方面的高深造诣。鲁迅对王国维的评价极高，认为要讲国学的话，“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又说他老实得像根“火腿”，可见他是个不务名利、抱诚守拙以至于冥顽不化的人。当王写出《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学术著作时，更是为鲁迅、胡适等人所推重。郭沫若认为，王国维的著作“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然而，与同时代以及相距不远的学者相比较，他的出身并不显赫，并不是依靠官宦门庭来博取名声，二来他缺少令人垂涎的师承关系。他是一个平民学者，走的是自学成才的道路，以王国维为标志，他开辟了一个“独学”时代。
王国维所处的正是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兴起，中国的政治社会发生大变局、大动荡时期，尽管学术的发展可以相对独立于政治，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近代知识分子许多都亲身参与了各种运动，经历了社会变革的洗礼。王国维一样跳脱不开，他关心时政，经历世变，比如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直到他投湖自尽时的1927年北伐战争，都给他以深深的触动甚至是重创。然而，他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做到了难能可贵的坚守。
王国维故后，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画像的旷世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由此而来。王国维不仅用辉煌的实绩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令他垂青后世，更重要的是，他那勤苦钻研的治学精神，无论是在人生的谷底，还是在热闹的高处，都显示了一个学人勤谨、坚持和顽强的可贵品格，实为天下式范和吾侪楷模。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