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大大小小的印刷所、书局林立，但大多没多久就成为了过眼云烟。唯独像商务、中华这样少数几家发展壮大起来，这说明它们的经营策略及管理方式等有其独到之处。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经营策略 文化建设
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能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屹立不倒，发展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在乱世中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不过商务之所以成功首先还要归功于当时的环境。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旧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入。面对形势的变化，当局无力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这就为民营机构创造了机会。例如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施行新学制，却没有能力建立中小学校，出版相应的教科书。商务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编译所，由印刷厂变成了出版机构。此后教科书一直是商务的经济命脉。当然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商务成功的主要原因。现对商务的经营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一、不和政治相抵触
与时事政治保持一致，不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这就叫“趋时”。①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它要盈利要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它不得不“趋时”，至少保证不与政治相冲突，不触犯当局。商务历来坚持这一原则，具体表现有：
1、只办杂志不办报纸
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书籍还创办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都是商务的招牌杂志。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两大文化阵地之一的商务却从来没有正式地出过一种报纸。《外交部》或许是商务出过的唯一一份旬刊。但名义上是与商务分开的，由上海外交报馆编辑，普通学书室发行。这其中除了张元济这些曾经的士大夫瞧不起办报以外，最主要的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对言论控制相当严格。相关的法律有“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中华民国报纸条例”等等。办报人动辄得咎，稍有过激言论便遭到严刑峻法的处置。据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全国有53家报刊遭查封、暂停等处分，受害报人有20人。②办报成为高危行业之一。所以对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活动商务一般不愿意涉足其间，而是采用明哲保身的态度，退而求其次，创办一些政治性不强的杂志。同样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社会文化思潮的作用，成为同北大相媲美的文化阵地。
2、不出版敏感书刊
商务领导人在决定选题时始终保持“避免与政治抵触”的原则，即无论如何不出版为现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出版物，以免被当局抓住把柄。因为像商务这样大规模的民间出版机构，一旦因出版了为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出版物，而遭到罚款或查封的处罚，损失将无法估量，商务当局也就无法向众多股东交代。因此，虽然康有为与张元济一起受光绪皇帝召见参与变法，与张元济的私人关系也不错。然而，康有为在革命胜利后一直反对民国，主张所谓“虚君共和”。还创办《不忍》杂志，继续宣传他所谓的救国良方，多方面攻击共和民主制度。康有为希望商务能够帮忙代售《不忍》杂志和他的攻击共和的《共和平议》一书，来扩大他的杂志和著作的影响。张元济毫不迟疑地拒绝了。1918年3月26日的《张元济日记》写道“康长素函询能否代售《不忍》杂志、《共和平议》。作函却之。”
3、教科书始终与时局相一致
教科书与时政联系紧密，往往时局一变，书里面的很多内容就会与当局施政理念相冲突。然而教科书始终是商务印书馆利润的最大来源，所以教科书也不能放弃。商务在教科书业务上必须同时局保持一致的原则，紧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不得不讨好当局。
1915年夏秋之际，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达到高潮，“洪宪帝制”已经是呼之欲出。当时商务印书馆正筹划次年春季使用的教材。当时商务的小学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就与国体、政体不符，课本就要报废。如果观望的话到了春节开学商务将无书可卖，商务失去一次商机倒没什么，如果再出一个“陆费奎”，那麻烦就大了。几经权衡，商务决定删掉《共和国教科书》中与帝制有冲突的内容，如“平等”“自由”等字眼删掉，改名《普通教科书》，并在袁世凯称帝前就呈报教育部请求批准。帝制闹剧结束后，张元济立即指示通告各分馆：“帝制取消，应推广共和书。并将普通速即销去，勿退回。”随后又命陈叔通起草上教育部呈文，请求重新推行共和教科书。
二、以文化建设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家民营的出版机构，而且还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③它引领中国文化的潮流，引进西方知识，传播新文化，并竭力保存传统文化，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出版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约严复翻译了《原富》一书。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后，请严复翻译了《社会通诠》《法意》《群学肄言》《群权界论》《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种西方名著，连同以前出版的《天演论》《原富》8共种，这就是风行国内的严译八大名著。
严译名著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学术思想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使国人耳目一新，在“西学东渐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蒙和教育了大批的中国人，许多年青人无不身受其赐。叶圣陶就说过:“……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决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④
1903年商务印刷馆将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收入“学部丛书”出版。后来，以《林译小说》为书名重新结集整套发行。
郑振铎说：“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稳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⑤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冰心、丁鲲西、苏雪林等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都专门谈到林译小说对他们的影响。钱钟书说：“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
2、整理出版古籍
在引进新知识启蒙民众的同时，商务还着手较系统地出版善本古籍。商务出版过的大型古籍丛书包括:《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景宛委别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等。商务的古籍整理工作，抢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同时解决学者找书的困难，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为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在商言商 追求利润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作为一家股份公司。它没有政府的补贴，也没有民间组织的资助。它要为股东谋利，为职工支付工资，还主动肩负了许多文化责任。这一切都需要企业利润来支撑。事实证明，从宋代开始到共和国建立前，如果不能盈利，出版是发展不起来的。商务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其能够靠教科书盈利，然后加大投入发展自己，很难想象像《辞源》这样的巨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很难能够顺利完成的。所以，商务印书馆对于不赚钱的书刊一般情况下是不出版的，即商务“从来不出亏本书”。⑥
但这并不是说商务唯利是图，像沈知芳创办的书局那样为了赢利不择手段，出版诲淫诲盗之类品格不高的书籍。商务从来都坚持自己的品位，不出版不代购品格低下的书刊。
不与政治相冲突，以赢利为手段，以文化建设为中心是早期商务的主要经营策略，它在为股东赢利的同时兼顾文化建设，做到了义与利的统一，是二十世纪民营出版机构的典范，是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①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75
②张开沅、罗福惠 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582
③张志成，《创新与商务印书馆早期成长关系探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8（3）
④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302
⑤《郑振铎文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⑥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302页
（作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