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荒野”这个词在传统意义上的定义逐渐开始被许多著名的环境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批判。他们强烈批判已有的“荒野观”，指出这种观念在实际上是有二元论倾向，是带有种族中心主义，是处于静止不变状态的错误观念。而面对这样的指责，传统的荒野观却从1964年的荒野法案中找到了能够为自己明确解释和辩护的证据。但是，尽管如此，被荒野法案强力支撑的荒野观仍在这些批判者们精明地解构之下，与荒野法案中对荒野的理解大相径庭了。这些批判家们认为，与荒野法案中动态历史性的、用情境性语言进行的相对性解释的荒野观相对比，已有荒野观对荒野的定义是静态不变，以纯粹逻辑和语言进行的绝对性解释，尽管他们也承认，荒野法案中对荒野的定义和理解对于随后荒野的立法、管理和巡查和提供了经验资料和理论指导。实际上，在荒野法案中，荒野这个词更多意义上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而并非原始自然所保留下来的“残余物”。从这个角度看，荒野实际上是人类一个潜在的休憩地，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与我们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相互作用这个关系上去理解荒野的终极意义。其实，并不需要改变我们在地球上较为创造性、持续性的生活方式来还原一个原始的荒野，因为荒野本身就属于人类与自然这个生生相息、关系复杂多样的综合体，它是这个体系中重要而不可忽视的角色。
关键词：荒野；二元论；种族中心主义；荒野法案；非情境怀语言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0)04005409
让我们以拉玛昌德拉·古哈的文章作为开始，《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与荒野保护论：来自第三世界反对的声音》，载于1989年《环境伦理学》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其有关荒野的观点一直是学界长期以来经久不衰的讨论主题。①古哈站在第三世界立场上所提出的荒野观遭到了北美许多环境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反对，其中也包括柯倍德和威廉·克洛诺。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这种已有的“荒野观”（ 柯倍德语）不仅不适合于诸如印度这样第三世界，就算是在北美这个“荒野观”发源的土地上，这样的观点也是问题重重。②
正如柯倍德和克洛诺所指出的，已有的荒野观坚信，荒野就是不经人类染指的“原始朴素”和“未经开发”的自然——然而，神圣自然的残留物逐渐地被人类染指，最终变成了世俗的人类世界。按照柯倍德和克洛诺的说法，这种荒野观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同学说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包括欧洲浪漫主义、美国先验论以及约翰·谬尔的著作都是这种观念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尽管没有人公开自诩为这种荒野观的信徒，但是柯倍德和克洛诺却能够从很多哲学家、史学家、荒野拥护者和著名作家的手札中发现对荒野类似的理解和诠释。柯倍德曾指出，“罗德里克·纳什（1967）已经把这种19世纪就开始流行的荒野观深深地烙在了现代美国人的心中”①； 同样，克洛诺也以比尔·麦克基本、戴夫·福尔曼和许多深层生态学家的观点为例来说明过去的荒野观同样也根植于现代环境思想中。②同时，经过长期对历史和现代作品的对比研究考察，柯倍德和克洛诺指出了与其他的观点相比较，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的荒野观在本质上却是二元的、种族中心主义和静态不变的。
总体上说，古哈，柯倍德、克洛诺等著名学者引发的这场争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指出了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现有的问题是习惯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概念化和抽象化，这便导致了许多荒野的支持者们必须重新去思考这个观点中所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设。结果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反对已有的荒野观，另一些人意识到了来自反对意见中的可取之处，他们开始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对自然的价值进行阐述，并得出自然需要继续保护的正当理由。这种长期的交流和对话，使得荒野拥护者、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荒野过去和现在的含义。③
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荒野”这个词的用法和意义也可谓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含糊不清的用法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时候，荒野是有着长期演变和发展历史的观念，有时候它又代表了一种法律概念；而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它又意味着现实存在的荒原。柯倍德和克洛诺也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困扰，所以他们再三申辩自己反对的只是19世纪流传至今的那种已有荒野观，而并非现实中特指的荒野。④
然而，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对荒野这些杂乱无章的概念进行区分是否可能。柯倍德认为，存在于已有荒野观本质中的问题已经对1964年的荒野法案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仅如此，已有的荒野观在巧妙地反映人们对荒野传统意义理解的同时⑤，也为自身精心地镀了一层金。⑥ 这种似乎在告诉我们，如果已有荒野观能在1964年的权利法案中为自身找到合理辩护的依据，那么对已有荒野观的反对在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对荒野法案的控诉，当然，也会是对建立在荒野法案基础之上的国家荒野保护体系的冲击。根据柯倍德早期作品中的相关引述，大部分对已有荒野观的批判都仅仅局限于得出逻辑上的结论而已。基本上没有一个对已有荒野观反对的声音与现实中他们主张确定的荒野地区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
为了解决这些明显存在的矛盾，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下述概念的内在联系：柯倍德和克洛诺对已有荒野观的陈述，1964年国家荒野法案中明确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荒野的定义，以及美国人民在过去半个世纪亲身体会和经历中得出对荒野的认识。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点：那些批判者们对已有荒野观的解释和阐述与国家荒野保护体系中对荒野的理解，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其实就如我在文章中所讨论的，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荒野观并不能真正反映荒野法案的作者其真实的意图，以及随后的国会行为、联邦管理以及与荒野接触者他们在实际行为中所获取的经验。一言以蔽之，被这些批判家们所阐述和解释的荒野观并没有在1964年以来的荒野政策、荒野管理以及有关荒野巡查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明显重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仔细地研读了柯倍德和克洛诺以对荒野观批判为基础所提出的三条重要观点。首先，我重新回顾了他们提出的已有荒野观中，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事实。再次，在对他们所宣称的荒野的主客二分性进行充分探讨的基础上，我确定了这些批判者们对已有荒野概念的认识就是：这种概念使得荒野与生俱来就是种族中心主义和静态不变的。
二、作为二元对立的荒野
柯倍德和克洛诺认为，在已有荒野观的核心处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即这种荒野观中被人为地设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据柯倍德的说法，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在人与自然之间一直恪守了西方前达尔文形而上学式的对立。⑦ 克洛诺也提到，“这种观念实际上一种中心主义的悖论：在荒野中蕴含的二元论思想将人彻底地排除在自然之外……二元论是这种荒野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它让荒野观的宣扬者们坚信荒野的自我保存在实际上导致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严重冲突——或者说，这更多的可以归纳是认为荒野有价值和不承认荒野价值两派之间的矛盾”⑧。他们指出，对于自然和人类之间强行的二元分离正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这种观念忽略了生态学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和科学的进展，由此加剧了人从自然中的分离。在这里，只有“原始”的荒野才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然而，人类的行为必然会影响自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生活在一个纯粹只是自然，而没有任何人类建构的环境中。荒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一旦染指，就是对神圣荒野的亵渎，被亵渎了的荒野便成为了世俗的存在。而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对于荒野的歌颂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化地域价值的贬低，最终导致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完全分离。柯倍德和克罗诺引用了大量西方历史中成功的案例和现代有关环境问题的著作来证明已有的荒野观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荒野观。并且，柯倍德和克洛诺也做了大量工作来揭示这种二元论倾向的思考中存在的潜在危险。但是这种二元论与1964年的荒野法案中对荒野的理解是否有必然的内在呢？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二元论的思想影响了我们对荒野的政策，管理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