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在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人们在冷战时期习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评判国际形势，试图以文明的冲突来取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大大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和方向，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文明冲突；解读；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9-0021-03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ongton）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发表《文明的冲突？》（a clash of civilization ？）后，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本人也备受争议。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对其理论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是后冷战时期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正是他寻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它存在于不同文明国家之间，是在国际格局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凸现出来的。由于亨廷顿把“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对立面，指出这两种文明很可能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威胁，而儒教文明正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所以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弹，纷纷发表文章给予批驳和抨击。一部分学者认为文明冲突就是战争，“这场战争以西方文明为一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另一方展开，并将世界其他文明相继席卷进来，导致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一种完全凭丰富的想象所勾画出来的世界大战，充分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1]然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冲突》一文给人留下的思考余地和兴趣多于表面的谬误和错位。他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并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注入新的矢量。”[2]可见，这部分学者并不主张采取感情用事的态度来对待亨廷顿的理论，“《文明的冲突》激发的不应当仅仅是民族情绪的冲突或政治见解的冲突；对学人而言，思想的碰撞或许更为重要。”[2]67他们把亨廷顿的文章作为一家之言，具有很大的弹性或延展性，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所以，中国学者不必过分拘泥于一些刺耳的字眼，以求实、科学的态度来看待。
笔者认为，“文明冲突”并不是冷战后才出现的。早在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当时的罗马教皇号召教徒向伊斯兰国家进行所谓的“圣战”，从此开始了长达2个世纪之久的征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虽然它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但却从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给当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自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后，其内部变革的速度在加快，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成为推动其走向世界中心舞台的强大动力，从而领先于其他文明。这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把许多非西方文明国家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基督教又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对非西方国家施加影响，由此开始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世界上有些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消失了，有些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文明的冲突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范围广。这种文明的冲突还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即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还发生着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冷战时期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划分又使得不同文明的国家聚集在两大阵营内，相互对峙长达数十年之久。
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尺度和标准，而是突出强调了各个地区文明的兴起和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超越国家疆界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联盟。在新的形势下，亨廷顿格外关注西方文明的命运和未来走向。他除了阐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文明冲突外，还论述了基督教文明可能与中华文明存在的冲突。这既是笔者所关注的、也是不认同的地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轨迹。当古代的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巴比伦文明走向衰落、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灭亡之时，中华文明却一枝独秀，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4] 有了这样的优越地位，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遍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等级分明的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局限于亚洲地区，它的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这与近代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是格格不入的。当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拓展殖民地、争夺原料和市场而在世界各地推行炮舰政策时，中国对此却浑然不知。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华，被看成是东西方两个大国的正式接触，但由于双方陷入所谓“礼仪”的纠纷，使得中国丧失了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也使得马嘎尔尼试图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同中国贸易往来的使命终成泡影。“礼仪”矛盾的背后突显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巨大差异。一个尽力要维持现状，一个尽力要打破现状，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首先向中华文明发起的挑战。“鸦片战争并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理论上或概念上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5] 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竟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展现出来。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频繁接触并发生碰撞。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文明的较量中也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他们一直向西方学习，提出“经济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案，终归失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复实践和探索，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从根本上结束了长期分裂、被动挨打的局面。冷战期间，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孤立和封锁政策，甚至不惜对我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亨廷顿并不看重这些历史事实，反而关注日益强大的中国将如何影响（甚至“威胁”）西方世界。其中“大中华圈”就是典型。“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概念。”[3]183他认为“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3]182因此，“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3]182亨廷顿似乎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层理解。他虽然认识到近代中国饱受西方侵略的屈辱史，就理所当然地推论出一旦中国崛起，就必然向侵略国采取报复的结论。他仍然站在西方现实主义立场上看问题。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观点认为，大国的崛起必然打破现有的国际格局，并通过战争来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古代中国国力强盛时期却并没有选择对外扩张的道路，原因就是中华文明没有催生出侵略扩张思想的因子。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子对战争始终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正如其《兵法》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穷兵黩武必然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认识战争的目的在于消除战争隐患，维护国家的长久和平。
在面对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崛起，亨廷顿显得忧心忡忡，他给出了解决的办法：“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3]200把非西方国家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向非西方国家推广自由、民主、人权，并将其作为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亨廷顿为捍卫西方文明所作出的努力。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出现多种文明并存的局面。但这并不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威胁，相反倒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贯彻实施其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到这里我们终于认识到“文明冲突”的根源所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国联系如此密切的今天，允许各种文明存在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们提出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基础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即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共同目标。存异，就是尊重不同文明国家的发展道路。那种主张“文明优越论”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或极端宗教势力通过暴力和恐怖活动来改变现状都是不可取的，只能制造更多的流血、战争、恐怖和仇恨。要改变这一状况，西方国家首先要对不同文明国家有一种宽容心态，不能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态度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纵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认为：
首先，它是后冷战时代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种理论和对策。一个国家经常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其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也不例外。只要我们回顾冷战及当今的国际形势，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维护霸权地位，充当“世界警察”，防止或遏制其他大国的挑战，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任务和指导思想。美国学者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从凯南(Kennan)的“遏制战略”到福山(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从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吉尔平（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再到亨廷顿（Huntiongton）的“文明冲突论”，无一不是反映着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今后的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受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因素的影响，美国学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看待世界，这一点不会有大的变化。而我国学者认为他们的思想经常带有某些偏见或错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要看到，除了他们的偏见外，还有着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考。尽管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会影响国际格局的稳定，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3]372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应把单一的西方文明凌驾到其他文明之上，在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保持长期共存、彼此尊重的局面。
其次，它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如前所述，文明冲突早已存在，之所以在冷战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大多数学者习惯于用冷战的历史和经验来思考时，亨廷顿敏锐地抓住了其他学者还不曾注意到的问题和矛盾。与同一时代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他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对我们来说，“文明冲突”论不在于它能引起多大的争议，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新思路，给我们提供一个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的方法。怎样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指导实践，是我们一直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训再次说明理论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而应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理论成果。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地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以充实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切实可行地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再次，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服务。从历史上看，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对文明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如何保持文化的影响力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交政策基本上围绕着经济建设所需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展开。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建设，还包括其他（军事、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如果说经济、军事建设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建设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展现。冷战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美国巩固超级大国地位的软实力基础——文化影响力。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文化，从而使大多数国家感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力。可见，文化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和外交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人正在全方位地尝试建立合乎逻辑的国家战略，对我国来说，则应引起重视，以积极构建自己的国家战略”[2]377 。我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切实把文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规划文化发展战略，使软实力和硬实力能够协调发展，从而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更好地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服务。
参考文献:
[1]袁小红.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与思考[J].理论探索，2004，（4）.
[2]王辑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6.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2.
[4][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4.
[5]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