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关系核心概念之一，主权的内涵和外延在当代不断发生新的深刻变化，由此前的绝对化、单一化形式，逐步转向灵活、多元、多层、开放的状态。主权内容及形态的新变化一方面符合国际社会与世界政治的积极进步趋势，另一方面也契合当代中国外交观念与外交战略需求的整体更新，特别是涉及新主权观对外交新定位的积极含义，新主权观嵌入新兴大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前瞻议程等。故此有必要讨论：当代主权观念总体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如何理解新主权观与当代中国外交变革的相互关系？主权的基石作用为什么仍有必要性？新主权观如何与国家利益形成战略配合？如何理解新主权观的进步价值、责任内涵包括权利义务的平衡？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教授。
主权观念与中国外交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当前关于新主权观的内外争论？
王逸舟：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从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内外建设、外交进步的现实来看，我们需要对主权概念的变革及相应争论做出积极而有益的评估，特别要重视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主权观”。这里不只涉及学者的理念想象，还包括政治家、决策者、普通民众、媒体等社会行动者的认知变革。这项变革本身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我们知道，“主权”的观念源于近代西欧，历经数百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之一。主权的原初含义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自主决定涉及本国利益的重大事务，在此过程中，任何外部力量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事实证明，主权观念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得以维系的根本条件，基于可靠的主权认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具有相对平等的国际身份与名义地位，因此正常国际交往与国家间合作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各国才有可能共同应对某些共同问题与国际麻烦。可以认为，没有主权，就没有国家的国际身份与国际资格，也就不会有国际社会与当代国际关系。面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复杂变化，主权始终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但传统主权观念也在受到某些质疑或约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新的国际政治形势意味着主权的内涵及形态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与改进，从而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
所以在看待新主权观的争论时，我们既要看到主权作为国际政治基础与国家身份标识的关键意义，不能简单否认主权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主权概念本身的变化，不能一味固守主权的狭隘含义。我们要以主权作为外交实践创新的入口与平台，进一步扩展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充分发挥主权的保护壳作用，同时也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战略杠杆”，推动实现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与国际化利益，促进本国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
《领导文萃》：主权观念变革与中国外交新趋势之间存在哪些相关性？
王逸舟：近现代中国对主权的珍视，具有特殊的历史缘由。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作为天朝上国，享有极高的自我尊重感与优越感，到了近代，突然沦陷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被迫签订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中华帝国遭受百年屈辱。中国式后发主权理念与西方主权观的原生性质有很大区别，极易导致人们对主权的绝对化理解。若将主权置于“野蛮无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必然导致主权观缺乏灵活性，甚至不接受任何变通、协商或改变。我们一方面承认当今国际社会某些不平等现象，同时也要看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有利机遇。只看到不平等，就会导向一种“受害者心态”，放开眼界，基于一种动态的视野，不断完善古典主权观念，则意味着一种成熟的国际行为者心态。
个人或团体代为出席谈判。就主权原则和国际法来说，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一律平等的，但现实世界政治中却不会有这样的绝对平等。很多国家尽管有形式上的主权，但很容易受到外部渗透和干涉，很难对自己的领空、领海和领土实行真正控制，尤其当政府缺乏能力或对外交往经验不足，情况更加严重。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实政治仍是按照实力确定国际地位，主权在强权政治面前经常要打折扣。国家对平等的诉求，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却不能放弃的追求，缺少它，就不会有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斗争，就不会有当今所见的国际政治动向。
新主权观还有另一方面的战略内涵，就是其作为一种思想基础，有助于防止“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历史怪圈重演。近代世界历史一大教训是，西方列强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扩张，并不顾及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感受，仅仅要求维护自身的权益，哪怕是霸道无理的要求，而不向国际社会和邻国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结果某些强国大国的崛起或受益，同时造成邻国、弱国的衰败或受损，不时带来这样那样的对抗、战乱和失序。少数国家主权的荣耀与强化以多数国家主权的退化、贬值为代价。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应重演这样的情景。当代中国在扩展全球利益的过程中，应该关照他国的感受，兼顾别国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保持“取”与“予”的平衡，提供适当适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倡导智慧有效的国际治理方案，做出与中国地位相符的积极贡献，如在遏止全球气候变暖、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拉动国际经济复苏等方面的严肃承诺与具体措施等。从这层意义上讲，新的主权观强调建立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平衡，重视与大国地位相符合的责任，把后者作为必要前提。对于国人来说，这一点是过去讲得不够的，存在着不少偏差与认识误区。新主权观的战略内涵并不只是一种强力的或利益式的思维，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柔性体现或利益方式的巧妙化过程。我们在讨论新主权观的可能性及相关问题时，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战略视野。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新主权观的战略设计与思路？
王逸舟：基于新主权观，我们认识到当代主权的实现过程未必是一种“铁与血”的较量，更多是通过非武力的其他方式实现。这可能与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及核时代有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不可想象，技术化、经济化、非政治、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加速凸显，启发我们更多关注基于非武力手段的主权实现过程，从而形成一种“发展的主权观”。
仅仅承认主权的基石作用是不够的，必须看到，主权这个古老范畴正面临变化和挑战，必须顺應时代，拓展出新的内涵与解释。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法对于主权问题的既有解释过于保守，无法解说纷繁复杂和富于变化的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则希望得到更加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解释，期待超越单纯法律概念的束缚，提出更有创意和操作性的思想。比如，为什么海关关税这种属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主权权力，会逐渐让位于或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及各种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要求开放的压力？为什么在许多时候和场合，跨国界跨区域的经济贸易及相应类型的合作，可以比个体国家间的合作、比国家内部各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合作，更有成效和更快捷？当这类合作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是否会使传统主权权利降低？
还有一个趋势，关系到“新主权观”的战略设计。在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人们比从前更加敏感于它们之间的功能区分，更加看重实际效果和收益，因而倾向于将主权作为一个立体的、可以分层的范畴，不再像从前那样视之为某种平面的、无法剥离的概念。虽然在实践中，主权和管辖权紧密相连，但两者并非总是相辅相成，它们有时会作为截然不同的元素。例如，在任何国家都不拥有主权的公海上，根据国际法，任何一国只要能在某一情形下确立管辖权，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这一情形中的主导权。国际组织也加深了这个层化趋势。某些国际组织有大量资源或能力展开行动，它们的法律权限，即广义的管辖权，并非来自主权，而是来自成员国在创立这些组织时，同意接受的一些规则和条约。对国际组织人员提供保护和意外赔偿，就是非国家国际行为体享有实际利益的典型情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及其他联合国的成员组织。在它们各自职能领域中，这些组织各有其管辖权，通常会影响到主权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虽没有主权，非国家角色也可以拥有重要的管辖权，并成为实际受惠者。国家面对的新竞争者增多了。我们在看待国家的作用时，必须有这样一种战略的前瞻性，充分认识当代国家关系与外交环境的变革进步趋势，纳入外交战略设计的宏观背景。
新主权观的进步价值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当代新主权观的进步表现？
王逸舟：我们理解新主权观，还要看到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主权的责任内涵与进步趋势。其要点是：当代国家对外事务的自主性，与对内事务的进步性，应当呈现正比关系。国内政治制度开明，国内社会氛围宽松，国内公众权利保障，直至国内生态环境优化，诸如此类各种内部进步，是赢得国际声望的基础。唯有如此，海外权益才可获得他国尊重，外交部门的倡议和斡旋行动才会奏效，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说法才能有真正的说服力。对外的主权与国内的进步不是分割、对立的，而是彼此促进、荣辱与共的。这是新旧主权观的最大分野。
主权观的充实与完善，与人权观念的进步分不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旧式安全观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战略层认识到，新安全观应当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念，不仅把安全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大到非军事领域，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态安全等，而且承认“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的范畴，还应包含受保护主体自身的良性改进。在当代，国家权力与合法性不仅要求具备国际认可，而且与社会公众权利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视个人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表达权、参与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否则，国家及政府就可能在国际上遇到麻烦。新时代的主权观还要放在全面的人权观之下加以透视，它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
《领导文萃》：您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思想，能否解释主权理念未来的进步趋势？
王逸舟：实际上，“创造性介入”可以视作新主权观的一个理论注脚。它的主要线索，是中国作为主权行为者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实际在讲一个快速变化、渴望进步的逐渐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何恰当看待所处的时代环境，如何准确定位自身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自身，更多维护海外利益和扮演全球角色。
首先，“创造性介入”思想确认世界政治处于逐渐进化过程，国际规范和法律的网络通过技术和贸易连通整个世界。全球化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加快了各国交流、合作、提升的机会，加入而不是规避这一过程是大势所趋，是主权国家提升自我的良好机遇。而另起炉灶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
其次，“创造性介入”思想强调，中国虽取得世界公认的进步，但总体衡量仍处于较弱的层次。我们的优势和长项主要表现在一些经济数据，如基本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拓展贸易和市场、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和国家经济总量等方面，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内部指标或对外关系指标方面，例如国家的风范、精神和国民心态，外交和军事部门处理国际争端的水平，全球话语权和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文化的吸引力，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方式之类的创造性内涵，不止是体现在外交家和政治人物的智慧或魄力的发扬光大，更应有国民精神和社会气象的昂扬向上。
第三，以新主权观为参照，“创造性介入”看重中国对外交往的积极努力。例如中国外交特使的斡旋行动，赞赏近年来展示大国善意的积极作为，期待更多的外交智慧与国际贡献。它在明确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优先性的同时，提示外交主导、经济援助、安全手段多方合力，强调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意义。中国对外战略应重视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逻辑，即国内进步是国际影响的基础，是国家进步的核心，在整体主权盘子里，国际利益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外部形象与经济收益同样重要。
总之，“主权”观念有自身时代特点，主权现象背后有复杂的成因和动机。了解这一点，有助于识别主权问题领域的积极或消极因素，趋利避害。基于新主权观，我们可以认为主权不再是虚无缥缈、高高在上的理念范畴，而是具体的、有温差的、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时代进步指标及指向。处在上升期的当代中国，应该具备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完备的外交期许和更具风范的主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