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小平主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全局思维、务实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以全局思维作为根本原则，把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认识到二者都取决于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取决于经济发展；以辩证思维确立内部安全观的战略核心地位，揭示多元思潮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创新思维舍弃二元对立固有观念，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模式；以底线思维作为国防政策的基础，精兵强军，捍卫领土主权完整。邓小平构建国家安全战略所依循的以上四种思维是其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9，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4-0126-07
〔收稿日期〕2016-02-03
〔作者简介〕王亚玲（1966），女，陕西西安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党的建设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一、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两大目标，以全局思维把握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原则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外部压力。二战后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成果实现生产力转化，大大提升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科技水平。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格局重新整合，大国较量使世界充满多元冲突危机。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计划仍在继续，颠覆中国的威胁因素也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日益增长。二是内部压力。“十年”文革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停滞，群众物质拮据、精神匮乏，“文革”中表现出的政治动荡因素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各种矛盾的呈现则蕴含着新的冲突隐患。面对国家安全战略面临的内外压力，邓小平科学地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以总体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两大目标的内在关系。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两大主题的存在，决定了世界军事态势的总体稳定，“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的力量很单薄，制约战争的力量还很小，当中国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
邓小平的上述判断充分体现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思维：世界格局中的和平与稳定，从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综合实力的较量，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与利益，归根到底要用实力说话，而中国的实力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因此，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安全与发展互为条件。没有安全，发展会受到制约；只讲安全忽视了发展，安全也不可能真正达成目标并维持长久。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2〕，中国要抓住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加紧提升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以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来改变世界安全战略格局。基于这一认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改变了过去强调三线建设、防范大战爆发的战略布局，逐步形成“特区——沿海——内地”滚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
对于消解国内不安全因素问题，邓小平突出强调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历经十年“文革”，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都几近崩溃，如果中国人不能解决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就无法保持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认同，无法从根本上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长期的国家安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因此，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4〕，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发展空间，生产力才会更活跃，才会更有生命力。
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整体性认识而形成的。充分认识事物的整体性特征，把握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是统观全局、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5〕，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全局高度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两个目标，确立优先发展的根本原则，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长期战略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的历史关口，国内的各种矛盾纷繁复杂，伴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提升，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博弈也日渐公开和白热化。在这一内外矛盾交织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加需要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既要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内外利益，同时又要坚持以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来支撑国家长期战略安全的根本原则。
二、深刻揭示多元思潮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辩证思维确立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内容
国家安全内在地包含着向内与向外两个方面，即包括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安全利益以及国家内部的政局稳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内部的旧有矛盾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新生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人们日渐变化的思想状况逐步改变了计划经济下一元统一的价值标准，外来的多元思潮也对中国长期稳定的思想结构造成强烈冲击。当人们面对复杂形势表现出困惑与无所适从时，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政治家独有的决断力深刻揭示多元思想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把国家内部的安全稳定确立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多个社会阶层对民主思潮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在经济发展后对民主政治的渴望汇聚成难以遏制的群体冲动。在对待民主政治发展诉求与保持国家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了辩证务实的态度。他说，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6〕
邓小平关于民主发展与社会稳定两者关系的辩证分析，使人们对国家稳定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的思维取向。实践证明，中国政局的长期稳定保证了国家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也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序推进创造了条件，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当时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的实践意义。恰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研究成果被引入中国。他三个著名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7〕为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辩证关系的阐述作了政治学的理论注脚。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8〕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呈现出相似的历史图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解构，首先来自于对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的被解构。多元文化的冲击可能从根本上瓦解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政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取向可能会成为人们改变社会秩序的行为驱动力。邓小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工作，强调要防止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的调整引发整个社会思想上的激烈交锋，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倾向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一种是对改革的政治方向提出质疑，认为改革开放是开历史倒车，会将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歧途；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应当全盘西化，走西方民主的道路。针对强烈的思想冲突，邓小平及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澄清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为改革开放的前景廓清迷雾。他提出，“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9〕。对于巩固意识形态的途径，邓小平首先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上站稳政治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0〕。对于群众中出现的多元思想问题，邓小平突出强调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通过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他说，“现在发生的许多问题，有许多群众上访，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11〕。
当前，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思想文化全球流动，以及中国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思想文化变化，使得中国固有文化观念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文化碎片化、观念被解构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邓小平关于多元思潮与社会稳定关系的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为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性阐释。他关于国家稳定、民主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认识，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突破国际关系二元对立观念，以创新思维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交往模式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性透视国际格局，全面突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国际事务中重视寻求国家发展和利益实现，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准则。
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的普遍安全已成为各国安全的基本保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安全谋求一国安全。邓小平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中国坚持平等合作，反对霸权主义。“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12〕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基础上，邓小平强调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举旗、不挑头、不搞结盟外交。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代替前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首先自己做到不谋求霸权，不搞扩张。即使将来中国发展起来了，也绝对不会称霸，“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3〕。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5〕。以不结盟的方式寻求国家安全，不把发展中的中国推向国际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树敌、不搞集团政治，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这一思维方式既有利于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搞好国家发展，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从而为中国赢得广阔的国际交往空间。
突破意识形态划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原则，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最具创新性的思维特征。他说，“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6〕。邓小平适时把握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深刻预见世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他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17〕。本着互利共赢原则，中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中获得了资金、学习了技术、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对于同周边国家的利益争端问题，邓小平也以前所未有的创新思维，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合资经营、共同得利”的基本方针。邓小平讲，“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8〕。基于合作共赢的创新思路，中国南海问题的争端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这为后来的南海资源开发利用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中国未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赢得了时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战略，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为导向，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成功开发建设南海诸岛礁，建立中欧、中非、中亚等新型互利共赢关系模式，使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战略利益和国际影响力。
四、实现精兵强军战略转变，以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突出和平与发展主题，却并不意味着其具有消极避战取向。邓小平长期领导军事工作，对军事战略与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19〕。邓小平的这一立场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的底线思维。
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邓小平历来秉持毫不软弱妥协的原则。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倚仗苏联支持，在中越边境屡屡挑起事端。中国政府果断停止对越援助，发起自卫反击战，狠狠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在主权领土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为中国南部边境的长期安全奠定了基础。在1982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要保持繁荣就要由英国来管，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和后果。邓小平果断予以回答：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之后，邓小平又作出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承诺以及香港必须派驻军队的决定。自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新路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从未承诺过放弃武力。邓小平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绝不代表台湾问题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战略利益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一旦台湾问题触动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政府就必须诉诸武力。秉承这一原则，200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台独斗争进入法制化新阶段，这一国家安全战略底线思维的实践成果无疑为台独势力划定了分裂活动的边界底线。
根据本国实际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美国粗暴干涉中国人权问题，中美关系跌入低谷。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立场和决心。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20〕。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是坚守国家安全底线不可或缺的条件。邓小平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加强军队建设中，邓小平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置于首要地位。他指出，我们国家之所以稳定，主要原因是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党要管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21〕
基于对世界战争态势的敏锐洞察，邓小平提出精兵强军的发展方向，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22〕。关于“消肿”，他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23〕。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1985年军队裁减百万，迈出了精兵强军的第一步。关于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他主张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恢复军衔制度。关于加强训练，他提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说，“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24〕。他亲自主持制定各种章程、条例，使军队管理和军事训练有章可循。邓小平还强调要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和军事职业教育，使广大干部战士掌握现代战争的知识和技能。他说，“过去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2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指出，我们军队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总体上看，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调整。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转变，不仅在当时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和顺利发展，也为今天中国国家战略取得新时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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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萌 王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