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中阿能源合作对双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国际能源安全意义重大。中国要恰如其分地评估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国家对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及难度,正确处理好我国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与经营主渠道的关系。要及时抓住国际形势演变带来的新机遇,同时正视中阿能源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新形势下的中阿能源合作要以新能源安全观为指导,积极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等各种合作机制,在互利共赢中推动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能源合作;油气进口;中阿合作论坛;中阿战略合作;能源外交
作者简介:余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6-0021-09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阿能源合作虽然是内容广泛的中阿合作的一部分,却对中阿双方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维护,乃至全球国际能源体系的稳定运行,均具有不容低估的战略意义。要以辩证、联系与发展的视角理解能源安全的内涵,这是健康持久地推进互利共赢的中阿能源合作的认识前提。能源问题无疑涉及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重大利益,成为制约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大瓶颈。我国的能源供应与消费,不仅存在总量平衡的矛盾,而且存在着能源结构不佳的突出性矛盾。煤炭比重过大,石油、天然气、核能及水电等能源明显占比小,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能效低下、经济效益差等问题。在我国常规能源中,产需缺口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等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品种上,对外进口依赖度逐年上升。2009年我国石油和原油对外进口依赖度分别达到56%和52%。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进口将上升到1000万桶/日(5亿吨),石油进口依赖度将高达74%。156此外,国内天然气供应也面临不足。这些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快速上升,现在我国天然气净进口量还不到100亿立方米,但估计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有约30%左右来自进口。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中,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远大于发达国家。能源瓶颈的缓解,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气候环境变化乃至国家安全利益。
而从世界视角来看,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西亚北非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是全球油气能源的宝库。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22个成员国中,一半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突尼斯等13国)是世界重要的油气资源国家,分别约占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51%和29%。其中,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油气蕴藏、生产和出口总量中的比重,更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油气工业是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和主要支柱及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收入、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2001年沙特石油业占GDP的34.5%,石油收入占政府税收的75%和出口收入的85%;2003年科威特石油收入占GDP的51.2%,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8.57%,石油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90.73%;2001年阿联酋石油天然气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1.39%。因此,石油、天然气生产、出口及其国际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外汇收入和GDP产生直接的作用,也会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由此密切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再从世界石油供需结构来看,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与中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对当今国际能源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供应方面,2008年沙特的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占全球13.1%),2009年为使油价止跌回升,沙特减产10.6%,石油产量落后于俄罗斯,退居世界第2位(占全球12%);即使在集体连续大规模减产的情况下,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产油国仍然提供占全球30%以上的石油产量,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主的西亚北非地区石油出口量约占全球的40%;2009年中国是世界第五大产油国,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9%。而在需求方面,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量的10.4%,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能源(也是石油)消费国。此外,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也是除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市场。
在认识中阿能源合作对双方乃至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价值上,我们还要以辩证、联系与发展的视角理解能源安全的内涵。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盟国展开“石油斗争”后,西方经合组织16个成员国成立以集体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为特征的国际能源署。西方石油进口国认识到,其经济、社会和军事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石油等能源对国家的经济、贸易和外交的影响。此时的能源安全基本上是能源进口国的“供应安全”,主要内涵是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1983～1999年西方石油消费减少,非欧佩克国家石油增产,国际油价长期低落,阿拉伯产油国出口收入急剧减少,国际能源市场份额也明显降低,国民经济面临严峻而漫长的萧条危机。能源出口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凸显出来,其内涵主要是“需求安全”,即以理想的价格不受阻碍地出口能源,拥有充足的客户以及国际出口市场,确保国家稳定的收入保障。传统的能源安全理论认为民族国家主要通过自助行为实现能源安全,强调区分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安全。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格局的出现,非传统的能源安全理论强调以联系的观点考虑能源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能源安全,同时考虑能源消费与生产、进口与出口双方国家的利益,倡导能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维护国际能源体系的安全稳定运行,这就是近年来亚洲能源对话机制不断推进以及2008年各方频频举会共同应对高油价的理论基础。此外,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渐兴、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的严峻,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观念也越来越关注的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人类福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包括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是能源资源在开发、生产、运输、储存和分配等环节上发生事故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则是能源消费引起的环境效应,诸如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以及引发的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
显而易见,人们对能源安全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扩展的进程:价格合理的稳定能源供应——同时考虑能源消费与生产、进口与出口双方国家的利益——能源生产与使用的安全。唯有全面、正确地认识能源安全问题,才有可能健康持久地推进互利共赢的中阿能源合作,照顾彼此利益关切。
二
恰如其分地评估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国家对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及难度,正确处理好我国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与经营主渠道的关系尤为必要。在论及我国以石油安全为主的能源安全问题特别是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和通道的风险问题时,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原油进口
的50%以上来自阿拉伯产油国为主的西亚北非地区,然而这些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不稳、武装冲突连绵不断,既是全球极端势力猖獗、恐怖暴力频发的重灾区,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制裁封锁、“民主化改造”到随时可能进行“政权更迭”、“先发制人”打击的重点对象;而且我国进口这些国家的石油基本上是走海运通道,必须通过印度洋一马六甲海峡一南中国海,80～90%的运量依靠外国油轮公司承运;这条海上通道不仅面临海盗劫掠、恐怖袭击的威胁,海道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海军手中,加之随时可能激化的海峡局势和南中国海争端,我国原油进口的这条主要航线不时存在被切断或封锁的风险,从而导致我国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被迫中断的危险。由此,必须着力建设我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格局。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几乎是当今每一石油进口大国的追求目标,它可使石油进口国减少对某一特定地区(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因为某地发生难以预料的人为或自然的突发事件或与本国产生外交、经济纠纷而导致本国石油短缺或中断带来的风险,也有利于石油进口国尽可能摆脱因石油因素而受制于人的窘境,综合考虑石油引进的经济成本、运输风险、地缘因素和与出口国的政治关系等要素,增加一国石油进口的选择范围和灵活性,从而保证该国石油需求的安全供给。无疑,分散化、多元化格局是营造海外能源进口体系的“金科玉律”,为保障我国的自身能源安全,固然要考虑海外油气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格局建设,但这种谋划毕竟不可能脱离现实而随心所欲、心想事成。
20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我国石油供需发生历史性转变。1993年,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净进口量为988万吨(成品油净进口超过原油净出口),到1996年我国原油和成品油贸易均出现负值,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石油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为1395万吨)。在此前后,中国逐渐从阿拉伯国家大量进口石油及相关产品。主要由阿拉伯产油国构成的中东地区始终是我石油进口的最大来源地,1996～2009年中东原油占我国进口总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45～50%之间。从我国原油进口的地区结构来看,大体呈现中东、非洲、独联体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大主要来源地分别占我国2009年原油进口总量的47.8%、30.1%和10.5%,另外来自美洲和亚太的份额分别仅占6.7%和4.7%。显然,这是一个偏重于中东和非洲的不平衡的多元化格局。再从国家来看,阿拉伯产油国始终是我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最初主要是阿曼和也门,2000年之前它们是中国从中东和阿拉伯世界进口原油的前两位国家,1996年阿曼和也门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分别占当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25%和16%。1997～2000年阿曼取代印尼成为是中国最大原油进口国(26%)。2001年伊朗和沙特超过阿曼成为中国前两大原油供应国,2002～2009年沙特始终以明显的优势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2008年和2009年沙特分别占当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20.3%和20.6%。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从阿拉伯国家的原油进口稳步增加。九十年代我国超过100万吨的原油进口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还只有阿曼、沙特和也门等少数阿拉伯国家,但随后不断增加,到2009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100万吨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就有沙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也门、苏丹、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9个国家,其中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占6个;而在2009年前十位对华原油供应国中它们就占了6国,沙特、苏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和利比亚分别列居第1、5、6、7、8和9位。1999～2009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对华原油供应由1336万吨上升到9486万吨,在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份额也由36.5%上升到46.5%,其中来自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就占36.5%。由此可见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在我国能源进口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我国目前及今后还需努力拓展来自原苏联、西非和拉美的原油进口渠道,力求一个相对平衡的油气来源多元化格局,但阿拉伯世界作为我国油气来源主渠道的局面在相当年内难以改变。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中东阿拉伯国家作为世界最大油气资源宝库的事实不会改变。世界油气资源储藏存在区位不均衡性。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阿拉伯世界拥有现今全球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近50%和30%份额,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海湾地区是世界油气开采的老区,但也是今后潜力增长的最大区域。国际能源界估计,未来资源集中的特征将更加明显。今后全球有待发现的可采石油资源,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中东与北非,所占比例约为1/3;至于天然气,有待发现的可采资源量除原苏联约占30%外,26.4%分布在中东与北非。因此,尽管中东似乎永远是政治上的“风暴雨狂之地”,但这个地区尤其是资源雄厚的海湾欧佩克产油国的油气产量及在世界产量中的份额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届时世界石油市场对中东阿拉伯产油国的依存度将会更高。同时中东天然气出口大部分将采用液化天然气的形式,全球天然气进口国家就更加依赖中东的天然气。可以说,在世界替代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成本还没有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中东阿拉伯地区自然还是我国海外油气进口的主渠道。
其次,中东阿拉伯国家油气开发上的“价廉物美”及其易获得性。这里拥有一批世界最大规模的油气田,资源丰度世界最高,油质好、油层厚、埋藏浅、层次多、压力大,海湾地区的大部分油田可以自喷方式开采,诸多海底油田也因海湾风平浪静而降低开采难度,由此这里油气资源的勘探成本和直接生产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些油气资源不仅量多质优、容易开发,而且当地基础设施相对成熟,交通运输较为便利。虽然距中国运输路程遥远,但随着现代化远洋运输业的高度发展,对大吨位的超级油轮来说,运距加大对成本的影响比其他运输方式要小得多。至于海上通道安全,的确存在各种不测风险,但由于美日等也需全力保障这条海运航线安全,即使在发生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也未对海上油气运输形成实质性障碍。此外,随着我国海军远洋行动和威慑能力的提高,沿线国家相应政治经济和战略的合作,我国自身远洋能源能力的发展,以及未来各种绕开马六甲海峡油气通道的铺设,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向我油气输出通道的安全状况会有明显改善。而且相对来自原苏联的陆路通道,海上运输的原油、成品油和液化天然气在方便地运抵我国经济发达、能源匮乏的东南沿海地区方面还有比较优势。
再次,我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油气开发利用的合作上具有一定优势。虽然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地区是西方跨国能源巨头长期经营垄断的势力范围,但即使在七十年代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展开“石油斗争”、西方国际石油寡头丧失“一手遮天”的垄断地位之后,它们还是同阿拉伯产油国建立各种密切联系,利用其在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和全球化经营网络的优势,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操纵这些产油国的油气上下游各环节。但这并不等于我国在与中东阿拉伯世界能源合作上就没有优势。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油气资源国长期保持着传统的友谊纽带,中
国石油企业具备勘探开发复杂陆相油气田的独特技术与经验,拥有经验丰富而又善于艰苦耐劳的高素质技术、管理人才队伍,不但能够经营油气勘探开发、提炼销售,而且拥有管道铺设、设备生产和出口以及配套的技术服务的优势。更何况,西方对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和制裁政策也给我们提供意外的能源合作机遇。1997年以来,中石油在苏丹构建起油气生产——管道运营——炼油化工——成品销售一条龙产业链的成功之举就是有益的启迪。
三
及时抓住国际形势演变给我带来的新机遇,同时也要正视中阿能源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资本等各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促成生产、贸易、金融和劳力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油气产业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特征,要求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和服务均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这样才有可能在全球化大潮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国内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合理配置,在全球范围内为自身发展谋取所急需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及先进的经营手段和管理经验。此外,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取得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迅速增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推进与中国合作的“东向”战略日益明显,原因是:它们青睐中国的经济腾飞,希望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红利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它们看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不仅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规模庞大的综合国力,而且是其能源合作的可靠伙伴、平衡西方大国争夺的有力砝码及民族经济发展和对外国际交往的战略依托。阿拉伯国家重视中国的“东向”战略无疑给中阿能源合作带来更为有利的机遇。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原有的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国际油气市场安全稳定的运行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能源合作,国际能源资源跨国合作经营的机会增多。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宗资源产品价格急剧下跌,能源资源企业的效益明显下滑,收入大幅下降,能源资源国面临严峻的经济与财政形势。这种局面迫使一些国家调整与放宽能源产业的对外合作政策,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以吸引国际投资。同时金融危机的重创使传统的西方能源消费大国无暇他顾,从而给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多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在能源资源价格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门槛也相对降低。另一方面,中国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衰退中逆势强劲增长。同时,我国能源资源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加上国家在外汇财政方面的支持,参与国际并购与合作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另外,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能源资源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外部环境大幅改善,“中国能源威胁论”在国际社会的市场被大大压缩。一些国家和企业迫于经济压力,从一开始对中国的猜忌与排斥转而开始积极地谋求与中国合作,寄望获得紧俏的投资或贷款以摆脱经济困境。
利用国际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带来的积极机遇,中国能源业化危为机,内外并举。对内危中寻机,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对外则加大力度,主动出击,全方位、大规模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和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由此,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国有石油企业在全球主要油气资源富集区的合作与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签订相关贷款合作协议,开创“政府指导、商业运作、金融促贸易、贷款换石油”的互利双赢新模式。同样,2009年中国能源业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跨国经营合作也出现不菲成就,4月中石化与科威特油田公司签署为期五年价值3.5亿美元的钻机服务合同;8月中海油与卡塔尔石油公司签署卡塔尔海上BC区块勘探与产品分成协议;11月中海油与卡塔尔天然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卡方从2013年起每年向中海油增加300万吨液化天然气供应。
更令人瞩目的是,经过伊拉克两轮油气招标,中石油已经成为伊拉克最大外国投资者。由于连年战争和国际制裁,伊拉克的能源缺乏大规模开发,其开采潜力巨大。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英石油公司很快重新控制伊拉克的油气资源。西方石油跨国公司固然不愿轻易让中国企业进入伊拉克,但全球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的帮助与合作,中国经济连年向好的佳绩也提升中国在中东的形象。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参与伊拉克的经济重建,在经贸、能源和投资等各领域与伊方开展互利合作。中伊双方希望通过加强石油合作发展伊拉克石油工业、促进战后重建以及当地的就业和社会稳定。2008年11月,中石油与伊拉克正式签署《阿赫代布油田开发服务合同》,2009年3月,中石油在伊拉克的合作项目阿赫代布油田正式开工。6月30日,中石油与英国石油公司联合投标伊拉克鲁迈拉油田技术服务合同获得成功。11月3日,中石油、英国石油公司与伊拉克国有南方石油有限公司就开发鲁迈拉油田项目签署服务合同,中石油持有37%的作业权益,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50亿美元,合同开采期限为20年。12月11日,中石油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联合投标伊拉克哈法亚油田技术服务合同获得成功,中石油拥有50%的股权。中石油的投标成功具有多重积极意义:在伊拉克重建百废待举的时刻,中石油及时抓住进入伊拉克能源业的良机,为今后扩大与伊拉克的能源合作打下有利基础;与其他国际石油公司联合投标获得作业权,实现多方优势互补,有利于减少外来顾虑和排挤、分散经营风险;展现中国石油业的竞争实力,拓展海外能源合作新模式,带动国内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当然,有机遇就有风险。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贸易、勘探开发合作还面临一系列现实与潜在的严峻挑战和障碍。首先是国际竞争风险。西亚北非的阿拉伯能源资源国作为世界油气开发的成熟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化经营较早,已经抢占先机,合作基础和实力雄厚,占据市场优势、原油先进技术和多样化的竞争手段,基本形成相对垄断的地区和战略合作关系,致使我方进入这些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机会较少,难度较大,条件苛刻,竞争激烈,往往给我们留下的是些残羹剩餐、难啃的硬骨头,或国际封锁制裁下的边缘化国家,在我进入后还会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资本、技术、市场、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难和排挤我方:其次是“中国威胁论”的危害。“中国能源威胁论”是由21世纪初美国、日本等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能源需求上升导致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安全影响的扭曲性错误研判,很快便在不少西方国家广为流传;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又同“中国经济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谬论相结合,肆意鼓噪,拥有一定市场,对中阿能源合作恶意中伤,挑拨离间。无论是西方恶意的炒作还是有关方面无意的盲从,“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客观效果实在消极,其恶化了中国实施海外能源战略的外部环境,也影响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和企业间的国际能源合作正常开展:再次是有关国家合作环境的不利因素。以伊拉克而言,中国在此跨国油气开发合作经营面临一系列风险和障碍,
包括:政治风险——伊国内三大派系之间矛盾和权力斗争远未终结,政府基础十分脆弱;法律风险——相关法律规范缺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之争使已签合同面临不确定性;安全风险——恐怖暴力冲突仍然频繁,美军撤出后伊拉克军警控制局势的能力令人担忧;基础设施薄弱——因长期制裁战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交通运输业能力不足等。此外,阿拉伯世界面临着各种新旧国际热点争端和严峻的安全局势。中阿能源合作还需在国内克服和解决诸多相关问题,包括有关跨国能源合作的国内长远战略规划欠缺,高层次的统一协调机制乏力,金融资金和有关财税政策扶植支持力度不足,国际合作风险担保机制缺乏,相关基础性调研工作薄弱,技术支撑信息服务不够,等等。中阿能源合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四
新形势下的中阿能源合作需要以新能源安全观为指导,积极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等各种合作机制,与时俱进、拓展新路,在互利共赢中推动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2006年7月,胡锦涛提出:“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其主要内容为:一是要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油气资源开发以增加供给,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在能源需求和供给基本均衡的基础上确保稳定的、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及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能源需求得到满足;二是要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应加强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节约能源,探讨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三是要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应该携手努力,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新能源安全观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倡导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合作共赢;它超越传统的零和思维模式,强调各方在国际能源合作进程中彼此尊重、利益兼顾,追求整体平衡,寻求经济互补、利益趋同,扩大利益汇合点,引导各国从能源争夺走向能源合作;它把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的建立,以及创建能源安全的和谐国际政治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新能源安全观的明确宣示,同样也为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有益的战略启迪。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阿能源合作的推进与完善,需要中阿双方加强沟通协调、默契配合,不仅要处理好油气进出口贸易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与其他商品的贸易平衡问题,石油定价中的亚洲溢价问题,还要有效促进双方在能源领域从勘探、开发、运输、提炼、销售等各环节的相互投资、合作经营到工程和劳务承包等交往合作,“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实行利益置换,扩大利益交汇,让双方均得实惠,实现共赢。2008年1月,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中石化签署协议,投资17亿美元在天津合资建立大型石化项目。中国还与苏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尔及利亚、也门、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开展了密切的能源合作,并与海合会建立了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005年和2008年中国与海合会举行了两次中国——海合会能源小组对话会。2010年6月,中国与海合会举行战略对话首届部长级会议,双方强调继续加强能源等多领域的交往合作,积极推进有关自由贸易区谈判。
在此必须特别指出,在中阿双方的共同培育下,2004年建立的“中阿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巩固中阿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阿盟官员称赞论坛是“阿盟同地区组织和有影响力国家间建立的最有效率和影响的论坛”。事实也证明,作为卓有成效的中阿战略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为中阿能源合作的承前启后起到了规划指导、沟通互动的巨大推动作用。200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行动计划》,不仅相对详尽地拟订了中阿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构想,而且专节谈到双方的能源合作问题,揭示:“在能源领域,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鼓励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天然气进入中国市场。双方欢迎对方向本方能源领域投资,双方鼓励各自企业与对方企业在该领域建立合资项目,并向对方提供便利和经验,鼓励并便利中国石油工程服务及其设备进入阿拉伯国家。”2010年5月13～14日,于天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天津宣言》,宣布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专门论及能源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谈到,尊重有关国家利用能源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满足各国发展对能源的正常需求,保持能源供求基本平衡和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从而揭示中阿双方在能源合作中对对方的重大利益关切要相互尊重、彼此照应,以新能源安全观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正常秩序。而且温总理高屋建瓴地指出,要着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面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促进各国在节能提效和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将维护能源安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这些主张得到与会各方的共同呼应。会议签署的《会议公报》明确提到:“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一方面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能源,另一方面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稳定的市场。”“共同推动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双方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创造有利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内容也列入作为会议通过的正式合作文件《中阿合作论坛2010至2012年行动执行计划》。显然,这是对中阿能源合作从传统化石能源合作向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延伸拓展这一战略性调整的重要规划。此前,作为“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能源领域的重要会议,2010年1月在苏丹喀土穆召开的第二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就双方推进石油、天然气、石化、电力、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显而易见,中阿能源合作还应与双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友好关系的发展相协调,积极运用和完善“中阿合作论坛”这一集体对话和合作平台以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中国与欧佩克对话机制、亚洲能源部长会议、国际能源会议等更多机制,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包括西方国家和公司在内的合作伙伴沟通协调合作,积极有效地展开全面、深入的能源合作。中阿能源合作应该成为倡导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的实践舞台,与时俱进、拓展新路,在互利共赢中推动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为构建和谐地区和和谐世界的努力做出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孙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