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自觉接受和服从,是对政治统治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执政党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而执政党若要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不仅要有坚实的“硬权力”作基础,更要有强大的“软权力”作支撑。然而,目前,各种原因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软权力”,造成社会公众政治认同的下降。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执政方式等方面加强“软权力”建设,以提高公众的政治认同,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保持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关键词:政治认同;软权力;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1-0022-07 收稿日期:2009-10-09
作者简介:徐大超,南阳理工学院政教部讲师 473026
政治认同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执政党维持政治体系,巩固政治统治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近年国内对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见从执政党政治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政治权力结构中“软权力”的角度来研究政治认同,并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软权力”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供可行的路径。
一、 政治认同与“软权力”建设
所谓政治认同,就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以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将自己归属于某一政党成员、某一政治过程参与者、某一政治信仰追求者,并自觉地以组织与过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并借以支持这个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1]。换言之,政治认同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主体(个人、群体)对由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等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接受和服从,也即从心理上接受之并进而在政治行为上积极参与、维护并促进政治体系发展的政治参与过程。所以,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政治心理范畴,而且是一种政治实践范畴,它的实质是对统治者权威的自觉认同和服从,是对政治统治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
“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90年代初最先提出来的。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并将世界权力分为“硬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所谓“硬权力”,是指与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联系的硬性命令式权力,它通过借助“大棒”威胁或“胡萝卜”引诱,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强迫他人做本不愿做的事;而所谓“软权力”,是指与文化、意识形态和规则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power)[2],是一国利用其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社会制度的吸引力来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还认为,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愈发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软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奈在国际政治领域提出“软权力”与“硬权力”的概念及其理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冷战结束后所出现的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治理来说,这一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一般来说,根据公共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所起作用的不同,任何国家的公共权力都可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部分。在一个国家内部,所谓“硬权力”,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主要通过使用暴力机器(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等进行强制性社会控制,其权力运行模式属于显性的权力运行模式;而所谓“软权力”,则主要是指通过执政的政党及其政府执政理念的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社会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以及先进文化和思想教育等来对社会秩序进行调节和引导,以期获得广大民众广泛的政治认同、培养广大民众拥护自身政治实践的坚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其权力运行方式是比较隐蔽的、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因而,任何公共权力都是“硬权力”及“软权力”的紧密结合。
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两种权力可以有大小之分,强弱之别,但决不存在轻重之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可以说,没有离开“硬权力”的“软权力”,也没有离开“软权力”的“硬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如果没有“硬权力”作基础,纯粹的“软权力”既无法对某些社会成员的逾矩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也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更不可能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政治认同;如果只有对“硬权力”的屈服而没有对“软权力”的认同,执政党要维持政治体系只能是依靠专制和暴政,依靠武力镇压,最终会由于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难以持久。这已经为众多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而且将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继续证实着。
既然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的主动接受、顺从甚至是参与和维护,那么它就内在地包含了政治主体对政治权力结构中“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自觉认同。因此,“硬权力”和“软权力”建设都是执政党获得政治认同的基础。就“软权力”与政治认同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以“硬权力”为基础的“软权力”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它在政治认同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软权力”对“硬权力”有放大、延伸的作用——近现代的历史证明,每一个国家的“硬权力”能够由弱小到强大,都是其全体国民认同执政党的“软权力”而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的结果,而相反则是国民对执政党信心的丧失乃至背叛;二是强大的“软权力”能够有效地引起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与支持,自觉产生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三是“软权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易于为人们所普遍地接受,并且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规范着人们的道德伦理。所以,“软权力”越强大,社会成员对执政党和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就越强烈,执政党的政治统治就越稳固,反之,执政党的政治统治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政治认同又是“软权力”效能发挥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效能越是得到了充分发挥、“软权力”建设越是满足了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需求,这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服从愿望就会更加自觉和强烈。综上所述,执政党获得政治认同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软权力”建设的成效。执政党“软权力”建设得越充分,公民的政治认同就越强烈,对执政党的信仰就越坚定。
一般而言,与“硬权力”相比较,“软权力”建设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硬权力”是可以“拿来”的,也可以临时突击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软权力”则必须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形成,尤其是完备的、全方位的“软权力”建设更是如此。所以,任何执政党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自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必须要重视“软权力”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认同,维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的持久稳定,进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实现自己的执政使命,保持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二、 当前中国共产党“软权力”弱化的原因及表现
目前,我国正在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既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是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变。在这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软权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
(一) 现实的社会矛盾弱化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软权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党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严重冲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逐步淡化。究其原因,一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期,这既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也造成人民内部由于利益配置不当或者不公而导致各种矛盾呈现多发、高发态势,客观上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大众所接受的难度,部分公众甚至将改革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迁怒于、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越的物质生活、先进的科技教育、良好的人居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三是西方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种种手段和方法实施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实行和平演变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的是非评价标准,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民众的吸引力,影响了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也就弱化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软权力”。
(二) 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弱化了党执政理念的“软权力”。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切实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注重“软权力”的建设,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获得了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但改革开放后,党内腐败问题出现且日益严重起来。虽然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也非常注重以反腐败为主的“软权力”建设,但是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受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不良风气的侵袭,官僚主义严重,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受贿,买官鬻爵,严重背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理念弃之脑后,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心理,使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严重错位,乃至颠倒是非、真伪不辨。长期下去,党原有的政治资本就会被慢慢消蚀掉,从而弱化党先进执政理念的“软权力”。
(三) 不健全的制度弱化了党的制度性“软权力”。制度,尤其是规范、合理、公正的制度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3]3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由于缺乏相对完善、公正的制度体系而对党的制度性“软权力”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
1. 不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削弱了党的“软权力”。“现代社会上组织活动的首创力主要来自政治制度”[4]137。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于在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人民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仍需进一步扩展,因而人大应有的权威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另一方面,虽然有工、青、妇和专门的信访办等各种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渠道,但由于部门权力的界限和信访渠道的不十分畅通,造成公民参与难、维权难,面对合法利益遭受各种不法侵害却欲诉无门,因此公民并没有从现有制度中充分体会到“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这种参与机制不健全、行政主体缺位、自我监督乏力的体制在实际上使得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产生了一种离心力,削弱了党的“软权力”。
2. 不健全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减弱了党的“软权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全体人民从中得到了实惠,但毋庸讳言,社会上不同群体的人们所享受到的改革成果是不同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使相当多公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分配制度角度来看,究其原因,这种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各种相关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所造成的。而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角度来看,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遭到了解构,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还未能及时、全面、有效地建立起来。这样,占人口多数的弱势人群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却并未享受到由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各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就必然使人们的心态普遍地极端不平衡,严重影响着党的“软权力”。
(四) 社会“公平性困境”弱化了党的政策“软权力”。公民之所以对党和政府怀有深厚的政治情感,认同党的领导,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公平地获得各项权益。目前,我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公平性困境”,其原因既有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缺陷,也有政府公共治理政策选择的不当。由公共政策不当选择所造成的“公平性困境”严重地弱化了党的政策“软权力”。
1. 公共政策决策中过多的人格化倾向是造成了“公平性困境”的主因。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决策是一种精英型决策模式,其过程主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各种利益群体精英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博弈,他们的政治经验甚至是个人情感往往能决定最后的政策。而精英不是全能的上帝,其决策难免失误。因而,权力决策者由于个人意志、个人情感、个人经验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严重降低了政策“软权力”的效能。
2.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过度偏离”是导致“公平性困境”的关键。即使权力决策者决策正确,也难以保证政策执行会“不走样”,往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过度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政策扩大化,即在执行政策的过程打着政策要结合实际的旗号而自行附加额外目标,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等超越中央最初的要求,以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二是政策分解化,即政策执行者把一个完整的政策加以分解,将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贯彻执行,对自己不利的部分置之不理;三是政策异化,即政策的执行者故意曲解政策原来的精神实质和内容,对其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导致公共政策无法实现原定的目标[5]39-40。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过度偏离”政策目标,也使社会产生“公平性困境”。
3. 公共政策执行者追逐“失常利益”是“公平性困境”产生的本质。所谓“失常利益”,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谋求与其目标宗旨和职责要求相背离的利益。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质是公共利益的重新配置,因而都会涉及到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损益。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经济人”自利的目的,在外部缺乏约束机制时,各级政府组织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凭借各种名义,以各种途径来追逐“失常利益”。我国的某些行业,如电力、石油等,至今仍然在凭借其政府背景,以自然垄断、规模经营等借口而维持政策性进入壁垒,强化其垄断地位,牟取政策“保护伞”下的巨大的“失常利益”。
(五) 多元文化时代不健全的道德调节体系弱化了党的道德“软权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再加上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影响,使我国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多元文化必然引起价值观念、思想认识和道德规范的分歧和冲突,其结果是理想被世俗所取代,道德被功利所驱使,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不断遭到解构,其原有的调节功能逐渐削弱;而现有的道德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尤其表现出对人性的诠释不足,某些道德要求也不切合大多数人的道德觉悟水平,因而在调节公众的行为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党尽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道德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非但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有效的道德调控体系,反而被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从而削弱了党的道德“软权力”。
三、 中国共产党加强“软权力”建设的可行路径
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软权力”对“硬权力”能够产生提升、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物质性成长”,若要持续发展以进入较高的“社会性成长”阶段(注:我国学者认为,大国的发展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要经过成长准备期、迅速崛起期和稳定成长期。在国家的成长准备期,大国成长主要是物质性成长,包括聚集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迅速崛起期和稳定成长期,大国成长是社会性成长,即获得并借助于“软权力”来实现国家地位的提高。详见郭树勇《深化大国成长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就必须借助于各种“软权力”来实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长,GDP名列世界前茅,可以说,我们党已经构筑了“硬权力”的坚实基础。但“硬权力”强大决不意味着“软权力”就自然而然地强大。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党的“软权力”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已经弱化了党执政的权威,在部分领域甚至导致公众的否定性政治认同,任其长期下去,就可能动摇党执政的根基。所以,在我国即将进入较高的“社会性成长”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必须重视“软权力”建设。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夯实意识形态“软权力”基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对其“软权力”的发挥有重要影响。所以,执政党必须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自话自说的孤立系统,而是与社会需要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观念机制,是对符合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价值导向,其关键在于如何得到社会成员的接受和信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建设:
1.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中国化”和“大众化”。在新的形势下,党应当批判地吸收各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丰富、发展并且“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能反映现时代中国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诉求,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导向。同时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大众化”,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常识,成为“生活中的文化”、“大众的常识”。
2. 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大众化”,就要做好:一要在表述方式上必须摒弃过于繁琐的逻辑论证,以通俗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二是在思想内容上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并把理论原则转化为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三是在宣传教育上避免不切合大众生活的空谈世事,避免将其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抽象地描述其意义;四是要坚持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公众的生活中去,为人们所接受、所感知,使日常社会活动变成人们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自觉维护党的意识形态“软权力”。
(二)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立“软权力”发挥效用的长效保障机制。党要想在复杂的形势下使民众认同并接受“软权力”,获得长久的支持,就必须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首先是执政理念的先进性建设。执政理念是执政过程中一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是执政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也就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它不仅决定执政党执政的目标,还决定其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地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的宗旨。在新时期,党与时俱进,又创造性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理念。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一是亲民,即始终心系群众,一切工作从群众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扎扎实实为人民谋福利”;二是知民,即“知民之所想,察民之所虑,急民之所需”,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要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考虑群众需要;三是信民,即坚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全党只有“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永葆先进性。其次是党的作风的先进性建设。优良的党风是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因此,党必须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一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坚持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为标准;二是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自觉地做道德模范,坚决防止党员干部“德先腐,而权后败”悲剧的发生;三是围绕权力运行强化监督,继续深化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拓宽社会和群众监督的渠道、途径,增大监督力度;四是坚持标本兼治,扎实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从社会各个领域来规范权力行使,有效地遏制腐败蔓延,从而建立“软权力”发挥效用的长效保障机制。
(三) 加强社会建设,落实“软权力”的制度基础。“制度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所创设和形成的一整套持续而稳定的规范体系。”[6]254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而仅仅是停留在随机性的政策导向层面,那么,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不确定性的前景,缺少可以预期的长远目标。所以,现代社会必定是一个有着规范、合理、公正的制度体系而和谐运转的社会。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现代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是党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党获得强大制度“软权力”的基础。
1. 巩固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拓宽新的政治参与渠道。“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内涵,它要求全体公民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目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来开展的。要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这些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公共决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巩固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民意代表和民意表达机制、政治协商机制、政治参与法制化等,使宪政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保证和最严密的制度体现。同时,我们还要拓宽新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如近年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听证会制度、旁听制度以及有关部门的反馈制度等。
2. 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关注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软权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解决民生问题,让改革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就要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加强社会制度建设。为此,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二是完善税收征管制度,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调节收入差距;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优先考虑城市低保人群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倾斜,以切实改变其落后面貌;五是健全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增加在公共领域的资金投入,增强其供给能力,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四) 加快执政方式转换,增强公众对党政治权威认同所需要的“软权力”。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要坚决树立政治权威。如果“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7]277。而要树立政治权威,就必须加强党的“软权力”建设,取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此,“既要坚决抛弃革命年代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又要加快由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型的执政方式向政治型执政方式的转换”[8]6-10,以民主政治来推进“软权力”建设。
1. 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要保证先进执政理念的贯彻实施,就必须正确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一是处理好党的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在确立党执政地位的基础上,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威,逐步实现两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二是处理好党的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党的领导职能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协调机制,保证党的纲领路线顺利地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三是处理好党员和行政干部双重身份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原因,党员与国家干部形成了交叉的双重角色。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党员干部就必须处理好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关系,处理好党的利益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处理好服从党纪与遵守国家法律的关系等,做到尽党员之责与尽国家之责相统一,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统一。
2. 在适度分权的原则下,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权。要建设民主政治,一是党要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保持权威和控制重大权力的前提下,赋予政府、其他政党、社会团体、地方一定的权力,使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支持他们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实现民主执政;二是从直接掌握公共权力转为间接掌握公共权力。党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通过输送组织人才,来影响法律的制定、政府的组成、公共政策的实施、司法的运作,也就是变以硬权力推行党的政策为依靠权威柔性来贯彻党的路线,实现科学执政;三是党要从传统的主要依靠政策执政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实现依法治国。
(五) 加强社会道德体系建设,重建党的道德“软权力”。“道德的作用是对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调节、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修正、对社会危机的缓解与剖析、对社会变革的支持与认可,并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的社会环境。”[9]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地削弱了道德作用的正常发挥,与党在现阶段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相悖的,也弱化了党的“软权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道德建设,重建党的道德“软权力”。
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多元文化背景下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评价体系,并确定其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一致,确保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
2. 注重道德教育,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质。“现代性社会的道德去崇高现象,隐含着现代性的某种危机,这就是精神、心灵的萎缩。”因而,“必须注重社会成员美德的濡养。”[10]为此,一是要端正道德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是改进教育渠道和方式,深入现实生活,通过社会实践,把过去单纯的政治教育,扩展为思想、品德、心理和生活意义的教育;三是加强道德榜样的建设。通过加强党自身道德形象的塑造,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同、接受,并且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理想。
3. 推进道德制度化建设,提高道德约束力。所谓道德法律化、制度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规则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主要通过劝导和说服来发挥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利益成为人们行为最主要驱动力的情况下,道德法律化、制度化建设是促使其道德内化的有力手段。
4. 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抑恶扬善。舆论监督是通过媒体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社会压力而形成的善恶评价体系来监督、规范人们行为的活动。当个体行为超越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就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批评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并被群体组织所排斥。因此,舆论监督能促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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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嵘均)
The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PCs Building of Its Soft Power
XU Da-chao
Abstract: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 value judgment for the actual political ruling, means that the public accept and obey the political system voluntarily. It is highly necessary for the ruling party to win the citizen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party to maintain the countrys long-term stability and gain the legitimacy for its governance. The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itself is not only based on a substantial hard power but also supported by a strong soft power. However, in the present stage, the CPCs soft power has been undermined by various factors, hence a decline in the public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f this decline remains uncontained, it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political miss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aise the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reinforce the partys ruling status, realize its political missions and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the CPC has to strengthen its building of soft power in terms of such aspects as the ideology, the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the mode of ruling.
Key words: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oft power; the C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