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关键词 历史分期 古代 近代 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132-10
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史家通过划分历史时段来认识历史的进程,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注:参阅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历史分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后,(注: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一直作为“问题”存在着,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注:参阅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今天相当多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多会触及到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如何展开?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模式和历史书写。(注:参阅(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历史分期方式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历史分期进入中国以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尚不多见。(注:较早注意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的是李则纲,见其:《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但该文只是表列了当时部分历史教科书的分期,未做分析。)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来考察史家如何运用历史分期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通过历史分期,塑造了何种形象,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希图对当下分期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历史教科书是个重要资源。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重要来源,它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不同于以往史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个、四个或五个时段的划分法,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世”等词语来表示(注:本文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版本、作者以及教科书中历史分期制作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一览表”,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此表,在涉及到相关教科书中,再行注出。另,本文的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是特指国民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原本是相对于西方历史而言的,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又经历了日本的管道,使这些分期术语使用更加复杂,意义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注:就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来说,略有不同。一般来说,现在意义上的“古代”包括历史分期中的“上古”、“中古”和“近古”几个时段,“近代”即为“近世”,“现代”即“现世”。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第242页,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150页。)本文抛开某个时期具体时段划分上的差异,关注的是其时期特征及历史分期这一“事件”本身,将历史分期看成是史家表述的“文本”,以此来考察史家的历史认知。
一、“近古”与中国古代史:发展与停滞
中国古代史从时间上看有两种情况:一是从远古到明末;一是从远古到元统一。在时段划分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段;一是包括“上古”、“中古”两个时段,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少了“近古”时段。这个或有或无的“近古”,使中国古代史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中,最为一致之处是对“上古期”的分段,都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或远古史)。(注:有在上古史之前划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见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上古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或认为是中国“文化发育的时代”(注: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或认为是“由采集经济至粗有农业经济时期”。(注:孙正容编:《高中新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47年,第30页。)此期是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进而至于建立一个大国的时代”,(注:吕思勉编:《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例言”第1页。)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秦到明末这段历史的分期,差异颇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或以“唐末”(五代)为界,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或将之单独作为一个时期“中古期”。这里先讨论存在“近古”分期的中古史与近古史的时期特征。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有很大影响的当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该书“可谓东洋史之善本”(注:《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载《学部官报》,1908年6月19日(第57期)。),首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印行,作为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广为流行。《东洋史要》把东洋历史——主要是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是从太古到秦统一,为“汉族充腓时代”;中古从秦到唐亡,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从五代到明末,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近世是从清至今,为“欧人东渐时期”。从秦到五代的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变动较快,统一与分裂交替,既有外族入侵引起的分裂,也有汉唐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尽管有北方民族南下骚扰,但对汉族影响不大,汉族开辟了空前的大版图,得到全盛时期。从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是蒙古族极盛时代。近古期中,汉族气焰全灭,塞外诸族相继得势,通古斯族先兴,继而蒙古族兴起建立元朝,统一东亚,蒙古族势力更经中亚而席卷西北两部,余威远及欧洲大陆。“要之此期,洵蒙古族勃兴之世。彼族与东洋厄运,实为诸事变之主动力”。(注:桑原骘藏著,金为译:《东洋史要》卷一,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9-10页。)《东洋史要》把从秦至明代的历史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分别是汉族与蒙古族强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间,看不到有多少的联系。
《东洋史要》四期划分法影响很大,中国史家如顾颉刚与周予同等人所编教科书,时期划分与桑原骘藏完全相同,但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异。如桑原骘藏把中古时期的五胡乱华视为外族入侵引起了汉族衰微,顾颉刚则对外族入侵持肯定态度。1923年出版的顾颉刚《现代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1929年第2期,第6页。)。从秦到唐末的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南下,五胡进入中原,使得中原文化南迁,也使后来中国文明同化了新民族,造成了隋唐统一帝国,对中国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佛教传入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了活力,成为后来近古期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到汉魏有暮气,中间吸收新血液,返老还童到唐灿烂”,因此,顾颉刚称中古期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③(注: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20、20-21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中古期的看法则综合了桑原骘藏与顾颉刚两种观点,认为“中古”是汉族强盛与中国发展的时期。如果说顾颉刚与周予同二人对中古期看法较为一致的话,那么对从五代到明末的近古期看法差异很大。顾颉刚认为近古期是承续中古期继续发展的时期,“虽遭外患,仍在发展”,这一时期为“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③周予同承认此期中国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中国社会依然停滞在与中古同样的境地”。(注: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4年,第16-17页。)近古中国中止了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