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村运动”——中国乡村的最大危机
所谓乡村，是指以农业活动为主，并以此为基础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生活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乡村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庞大系统。在中国，这种传统的乡村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早在原始的石器时代就已孕育，历经时代嬗变与融合，最终形成今日以地域为主进行划分的村落社会形态和组织机构，成为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的最重要基石。然而，在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中，人们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旗帜”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始逐步打破这种绵延数千年且符合中国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的乡村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圈地而后集体合并村庄，这就是所谓“灭村运动”，村庄在这个过程中集体消亡，其中有的村庄已经存在了千年。
“灭村运动”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只要离开了土地就不再是农民，农村也不再是村庄，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乡村是田人合一，城市是田人分离。所谓田人合一：农民住房与菜地、农田、养猪、洒场、厕所等形成一个中国特有的以家庭为单位，以人养地，以祖（祠与祖坟）系族，以地养村的生态与发展平衡的农耕文明。这也是几千年来为何东方文明能延续下来的核心。田、人、房、村形成了村，有田才来人，有人就建房，有房就有村。田是后面三个元素的基础。
乡村和城市是两种经济两种环境，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经济模式。把农民赶进新社区美其名曰帮助农民改造人居环境，使农民享受城里人的生活，而实际上是借城镇化对农民进行掠夺，之后生产生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农民不具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技能，只能靠打零工来度日，或者干脆失业;住房面积变小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无处存放;远离了田地山场，农业生产极不方便;失去了发展庭院经济的条件，这部分收入没有了;生活成本和费用开始明显增加，“连喝口水都要钱”，“早晨一泡尿，抽水马桶一按，一毛钱就流走了”农民形象地说，也就是说住进新社区的农民并不如想象中幸福。
阳光、露水、自然的风、知了、蚂蚁、蝴蝶、土壤中的蚯蚓等等构成了自然状态下的农业，这些物种有特有的生命界定，就是能自然地繁衍下一代，这就是自然经济，也是确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则。而工厂是只要有房、人、电、原材料，一按开关就可以生产。今天的社会正用城市的规划在建设乡村，正用城市的理念在建设乡村。新农村建设、城镇化里充满了规划与设计、标准与工程，还有旅游、农庄、农家乐、大酒店、策划公司、超市、乡村客栈、股份制、土地入股、乡村金融、度假村、养老中心等等，原本一个平静的乡村，感觉一下子与城市一样。更可怕的是用工业的模式在发展乡村，如大棚、工业化养猪、立体农业、无土栽培、杂交水稻、转基因农业等，这些均是城市非自然经济，非自然生长的理念。这些反自然、反季节、反原种的，以求市场最大化的竞争机制，是非农化的城市特点，无节制地在乡村蔓延，后果堪虑。
环境污染源于人的心灵污染，今天的乡村绝大多数因为城市污染而祸及乡村，垃圾、工业污染、农药等，这种污染还只是生态环境破坏，其实更严重的是精神与伦理道德的污染。
政府的政策永远挡不住资本的欲望，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与法规，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明会在十年内快速消灭。我们相信科学，结果我们远离乡愁，我们设定标准，结果普通老百姓很难再吃到有机农副产品，我们推广更加“科学”地养猪，结果我们自食其果。科学不是万能，工业不适应农村，它不仅改变农民生活与生产方式，让乡村变得不像乡村，而且这种不像不仅是形的不像，关键的是“神”的不像。中国的乡村没有了“精、气、神”，农民就不会幸福。其实，幸福与不幸福？谁有话语权谁就说了算。这些就是城与乡的差异，是村长与官员的差异，是学者与风水先生的差异，也是今天我们所见美丽与恶俗之间的差异。
釜底抽薪——乡村文化的衰亡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礼俗”社会，重视“法礼”和崇尚自然是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它构成了延续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精神支柱。这种文化的认同，既形成了指导和制约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通常所说的乡规民约;又形成了在构建乡村核心与精英阶层特质——文化、道德、技能上的权威，表现为“重德不重法”“重义不重利”“重教不重罚”三个文化特质。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与城市完全不同：城市是法治社会，靠法律和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而农村是靠人与人的关系来维护村庄的和谐，农村可以不要警察，而城市一天没有警察就彻底瘫痪。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使这种底蕴深厚的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被快餐式的城市文化取代，重伦理、尊乡仪、敬老爱幼、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扶困济贫的传统价值认同被视为守旧、封建或不思进取;自我、冷漠，甚至唯利是图被视为当代人生存方式的新宠。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逐渐被人为地割裂，甚至遗忘。在乡土社会中养成的生活方式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处处发生流弊。于是“土气”成为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另外，农村人财物的不断流出，尤其是农村精英人物从农村流出，也极为致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官绅双管的“双轨”模式，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人和道德标杆，对乡村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即便是留在乡村的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影响力的群体，要么走向老年，要么热衷于经济而淡漠政治。
乡村文化认同的逐渐衰亡，经由这“一进一出”两个路径造成，两者叠合在一起的结果是维系传统村庄秩序的制度被破坏，而新的制度又生长不起来，新的村庄共同体无法建立，经济协作无法达成、无力抵抗地痞、无力解决社会共同面对的道德难题……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础上，内生村庄秩序没有根基，在所谓的民主选举程序下产生的许多农村的基层架构，因不适应中国乡村这块土壤而无法对乡村社会的维护实施有效的管理，村庄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越来越不适宜居住。
同时，“漂移中的中国，流动中的农民”开始在乡村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离婚率急剧上升，几千万留守少年儿童由于亲情的长期缺位，安全、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空巢老人。“去精英化”的状况进一步削弱了村民对于村庄的心理认同感，文化生活的萎缩和现代传媒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又在这本就散漫的个体中竖起了一道道高墙。
农村正在走向一种缺乏有效组织管理的散漫状态。
基层自治组织的失语
没有了核心与精英群体的乡村也总要活下去，而且要尽可能活得好，那就得靠村两委。所谓“村两委”就是村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简称，习惯上前者简称村支部，后者简称村委会。村支部的职能是宣传共产党政策、帮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带领广大基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家致富奔小康。村委会是村民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带领广大村民致富，协助乡镇政府工作。村干部是中国最小的官，小到其实不是官，但却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官。只要村民认可，你就永远能做村干部。不受时间和学历限定，只受道德与品德约束，更不会与钱有关系。
村主任是村民选出来的，应该说最能代表群众利益与声音，可现实情况是，村主任的权利与声音是极其弱小的，真正代表村民声音的是村书记。书记由上级确定，只要下过乡的人都知道，村主任在乡村就是一个“秘书”，是服务的角色。何况有一些村干部根本是靠发人民币当选，还有一部分地区尤其在西部地区的村庄，山也卖了，水也卖了，大队部田也分了，村村都有债务，根本没人愿意当村官，是被硬推上去的。
2015年3月到5月，笔者在湖南、成都、湖北、河南先后对九位村干部调研，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村里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长远打算？”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也让人吃惊，“我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三年一选的村民选举，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届是不是我。”原本的村庄，只要你认真做事、勤劳守业，就可以继续留任10年到30年，今天村干部不是这样，钱与欲望已改变了农民，村民可以在一夜间改变选谁。村里的不良分子（这些人大多数因为品德不好）一下子成了村霸，砸选场，打村民，很多连政府也不放在眼里。一个原本村民推选与自荐，以品德与孝道平天下的乡村，因为人为设定的三年一选，引发了中国乡村普遍“内乱”，让村干部不能安心，不能有长远发展。此状态下，乡村干部能做什么？能否真心为村民着想？我们就知道了。村长就是村民的家长，家长不能作为，村民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今天乡村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乡村发展是两张皮：一些是粉饰太平的，修建了多少马路、墙上刷了多少标语，清理了多少村民的柴堆、建了多少个群众民主建议箱、电视台、媒体给与了多少次宣传报道……另一些才是具体到乡村做事为农民做实事的。在笔者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有几位非常了不起的村干部，如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金水、湖北故城县五山镇堰河村的闵洪彦，四川成都洛水镇渔江村的黄益成，山东方城诸满村的刘敬志，河南信阳五里店郝堂村的胡静与曹记良，成都宝兴县雪山村李德安等。这些村干部都是乡村核心人物，同时都有很强的两面性，都是红脸白脸都唱，白道黑道都走的人物，讲理与不讲理集于一身。这些人如果遇上好机会，其所在的村子都有可能成为华西村，可惜，这样的村干部在乡村干部中所占的百分比极少，是个位数。
中国绝大多数村委会干部，基本如同城市中倒闭工厂的留守人员。村里年轻人没有，全部资产（山、河、土、林）没有了，财权有乡镇管着，一年的工资不如农民工打一个月工的收入，村干部权力基本在乡镇，农民的农田补贴，中央不信任村干部，由皇粮国库直接发到9亿个人银行卡，农民义务工也被取消了，村委会人权、财权、土权，一无所有。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应该先解决这些问题，不然实在不知意义有多大。如何有效地建立村民共同体，中央项目资金由村干部来确定使用，信任村干部，支持村干部，监督好村干部，让村干部腰杆站直了，村干部就是美丽乡村的希望，没有村干部的支持与信任，美丽乡村不可能美丽。
“规划与设计”正在破坏乡村
传统乡村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邻居、以亲戚为村体、以村庄为边界的乡村社会，农村是以自然为本（城市是以人为本），所以村民的房子严格在风水先生与村干部指导下进行建设，尊天敬地，人田守望，不破山、不填河，生与死相依相望，阴与阳生死轮回。这些在城市规划中，因为我们的无知而被界定为愚味，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而文明是城市人的标签。
原来农民房子堂屋、中堂是一家的核心，有“天地君宗师”或祖宗像供奉，或梅兰竹菊条幅和对联。今天我们的客厅改为电视背靠墙，传统的书房改为麻将室。乡村学习的是城市，城市临摹的又是西方传统的乡村。从入门的门当、户对，到门坎，到影壁，过土地爷，入正堂，有八仙桌，到祖宗像，以及到祖坟，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根，民族之根，文化之根，可惜现代规划与设计是不重视乡村文化，不了解民族之根，还一定要说自己是文化人，是文明人。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灵魂深处又在渴望着回家之路，又在寻找我们心中的中国。
传统的乡村就没有污染这一说，污染在农村是肥料，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乡村坚守了几千年，可是自从城市文明闯入乡村，中国的生态平衡、有机农业、可持续发展渐渐地在消失，此时此刻让人想起一句话：人类只要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一片沙漠。
一百年前，中国就没有规划设计师，那么中国留下的那些美轮美奂的古村又是谁建的呢？为何有了规划设计师，中国的乡村越来越难看呢？中国乡村正在受到城市文明的错误克隆，依据今天的美丽乡村发展的理念与指导，我感觉不是乡村在逆城市化，而是美丽乡村在顺城市化，其核心问题依然是我们没有从更深层次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乡村。这种不了解依然反映出我们对乡村阶层的冷漠，对农民不够尊重。乡村正在变性，变得乡村不像乡村，城市不像中国，这“变性”依然在继续。
无论是今天的美丽乡村还是城市人的乡愁，皆因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无知无畏，源于我们的教育，源于我们过于把城市的非自然经济引入到乡村，源于我们用西方的理念在经营乡村，源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西方在改变中国，城市在改变乡村，市民在影响农民。农民很难辨别，农民只能接受，农民也认为有麻将就是幸福，这就是今天农民的现状。
乡建陷于官、民、学价值同一性的悖论
在乡村建设上，政府、乡村基层与民间组织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乡村美丽，都充满乡愁与希望之情。现实中，政府、官员与学者在近百年碎片式的文化之间，离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不得西方文化的精髓，又忘掉了东方文明。不自信，这是目前中国乡建中观念与理念上最大的阻力。今天的乡建与其说是政府主导，还不如说是政府过于干扰乡建自治、破坏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此话虽有言重之嫌，但事实就是如此。
今天的乡村规划与建设，评审与讨论基本是没有村干部参与，更不可能有农民参与，评审也是县市领导坐在主席台上，象征性的请局、委、乡镇领导说几句。这种项目基本是政治任务，是不容有反对意见的。就好比做家庭装修，家长与子女不能参与讨论设计，仅有设计师自说自话，这放在谁家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今天的乡村建设就是破门而入，以致于农民不参与，村干部当面说好，背后却阻止的局面。没有农民参与，没有农民支持，没有农民自律，脱离农民民俗，乡村不会美丽。
乡建的过程应该是农民教化和参与的过程，也是新时代村规民约重新完善的过程，因为缺少对村干部的尊重，没有让农民看到希望，乡村建设就变成村干部缺少责任，村民自私欲望激增的过程。传统乡村建设自古就是以民间力量为主体，以自建自治、政府协助的善举形式而进行，是乡绅、乡贤比品德比爱心的过程，修桥修路、积善积德、建庙建祠、润泽子孙。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从乡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只要他们有事业了，回家修路、修庙、修学校是不计任何回报的，村民参与义务工作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乡村正能量的向善文化，是有方向的、是有品质的文化。
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很多是削弱乡村正能量，助推乡村负能量。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官、民、学真应该到西柏坡再学习毛泽东，“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可惜我们现在做得就是不信任村干部，又没有农民参与。我们有的只是理论、口号、论坛与规划的专家评审会。
寻找回归中国文化的乡建之路
中国乡村是与天地共存之村，是田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由家族、家谱、宗祠、牌坊、祖坟等形成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自然民族。这才是农民的根，也是国人的根。东方文明就是从这个根开始的，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还远远没有涉及到文化的本质，更没有涉及到人性的本质，乡村又怎么能做到美丽，这本身很难。目前做的多是花拳绣脚，自娱自乐。
准确的说，中国应该是在这近60年的工程化、标准化以及各种运动中渐渐地失去了文化与传统审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审美是以西方为标准，东方审美成了一个落后与愚味的代名词，传统文化与中国美学几乎丧失，西方科学与工程技术取代了中国的人文学科。科学解决不了乡愁，工程解决不了艺术，标准更解决不了人文精神。美丽乡村在2015年6月份有了标准与指南，这个指南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实用性。可是，我们依然用工程与科学的理念在建设美丽乡村，这样的理念与标准又怎么能作到中国乡村是真的美丽呢？今天说古村美丽的人一定是住在宾馆的人，说科学发展的人一定不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做村庄规划的人一定是没种过田的人，参与乡村调研与规划设计的人里也一定没有农民与风水先生。所谓的美丽乡村，依然是城市人美化的美丽，说“乡愁”与“三农问题”的也都是城市人。而农民一直说的乡仇，是仇恨的“仇”。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30年就没有乡建理论，有也是错误或是抄袭西方的。毛泽东的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小岗村是没有理论，大寨是陈永贵干出来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摸出来的，马云是自己拼出来的，中国的乡建理论主要来自于学者专家，缺少实践、脱离农民，极少能像晏阳初、陶行知、毛泽东了解农民，走进乡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今天是没有调查就发言，以至误导本就远离农民的办公室里制订政策的人。君不见，偌大的中国教育体系，竟没有为乡村建的专业;偌多的农业大学生，竟没有一个回到乡村;成千上万规划与设计所，没有一个专为农村、农民、农业做规划与设计的，这极不正常，也说明政府真不关心农业、农村、农民。伪理论、伪规划、伪乡建今天能存在，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未来的中国应是乡村文化影响城市，城市科技助推乡村。拉大城乡文明，追求城乡等值化。城市是父，乡村是母，互爱互敬、不离不弃，这就是美丽乡村的希望，也是未来中国人希望。美丽乡村，首先是农民的乡村，有了新农民才能有新农村，让青年人回来，让鸟儿回来，让民俗回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