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对于缓解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营造社会互信具有积极作用。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发展党内民主，优化政府决策，推进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建设，是不断化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和谐社会；协商民主；利益表达；党内民主；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6-0026-03
一、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因此，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1.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随着利益主体的加速分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36:1，2009年已经扩大到3.33:1 。[1]如果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2]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到2009年，甚至有报道说两者之间已经相差10倍。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收入差距已经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成为广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分配不公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更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1]
2.劳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市场化劳动关系的逐步确立，劳资矛盾逐渐凸显。据统计，1994年，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12万件，到2006年增至44.7万件，12年间增长了272.5%；涉及人数从7.8万人增至68万人(2003年最多时达到80万人)，增幅为7.7倍。而据学者在一些地方的实地调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争议案件不到实际发生案件的10%。[3]近年来，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2009年 “通钢事件”，2010年的 “富士通员工自杀”、“东风本田停工”等事件，表明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
3.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当前，党群干群关系从总体上和宏观上看是健康、和谐的。但是，也存在干群思想隔阂不断加深，矛盾日益复杂，党政组织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公信力下降等不可忽视的问题。特别是腐败，已成为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政治弊端，对干群关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由于关系紧张，干群信任危机越来越突出，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的过程中，来自群众方面的阻力逐渐增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往往持观望、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4.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由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4]2003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更是呈现多发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8万起。2008年更是接连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近两年，随着社会综合治理的加强，恶性群体事件数量减少，但是群体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而且，群体性事件逐渐呈现出涉及面广、经济问题政治化、暴力程度增强等特点，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冲击。
二、协商民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又称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或商谈民主,它是在吸收了其他民主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民主制度做出的一项新设计。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当代西方都极有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5]
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做了多种阐释，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1）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者决策形式。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而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6] （2）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瓦拉德兹(Jorge M．Valadez)认为，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7]（3） 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的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库克(Maeve Cooke)指出，如果用简单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 [8]
从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来看，解决矛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出台一系列政策制度。就协商民主而言，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治理形式，其能有效促进公共决策合法、民主与科学，减少政策的利益偏见，保持社会动态的持久稳定，形成解决社会分歧的理性化、法制化、民主化政治机制，培育公民的理性政治能力，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1.协商民主可以促进民主政治。协商民主模式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通过建立包容、平等、公平、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增加公民对政府、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促进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它要求参与者具有平等参与的理性精神，虚心听取不同的意愿和主张，认真考虑不同的立场观点，最后达成共识。发展协商民主，有助于社会各阶层养成民主意识，全社会形成民主氛围，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并且通过民主构筑保障和谐的制度平台。
2.协商民主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理性。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众多不和谐现象，多数是由于公共治理没有体现公平和正义而引起的。[9]温家宝总理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协商民主在决策中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可以避免政策被强势群体裹挟。即使公共协商无法产生合法可行的决策，也能为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基础，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3.协商民主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冲突。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的关键时期，稳定是和谐的基础，保持稳定对全社会都有好处。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协商民主尊重各种不同的利益，承认多元社会的利益冲突、分歧，使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有的放矢，确保有丰富的渠道和程序来容纳不同阶层的参与，引导每个人平等地参与协商，充分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这样，一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重视，权利通过协商得到某种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受到平等对待，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就会减少，避免过激行为，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
三、协商民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途径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状态，其目标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整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民主法治是第一位的要求。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最广泛的、最深刻的民主，这一基本性质和方向决不能动摇。但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民主的合理化成分都应该充分借鉴。实践证明，协商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民主形式之一，把握了一部分很重要的民主真谛，用协商民主理论来完善我国现有的民主政治，对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10]
1.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为破解贫富差距提供良好的起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1]贫富差距实质上反映的是利益分配的失衡问题。利益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协调、利益整合以及利益补偿等各个环节。其中，利益表达是起点，只有先有正当的表达，才能有后续的保障。当前，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导致出台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兼顾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城市贫民、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在校学生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协商民主提倡参与各方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对方的观念，并进行理性的妥协。因此，解决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弱势群体表达渠道不畅、表达能力不强、话语权较弱的问题，使出台的相关政策能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努力。第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使来自弱势群体的代表和委员数量和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强化主流渠道的利益表达成效；第二，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鼓励各种非政府团体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提供帮助，引导新闻媒体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培育农民新型合作化组织、专业协会等方式，使弱势个人找到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渠道；第三，提供协商的制度平台。在出台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措施时，要广泛采取“听证会”、在媒体和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引导各群体充分协商，使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2.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逐步建立共赢劳资关系。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强调劳资双方进行平等参与和理性协商，与协商民主有天然的联系。反思2010年以来发生的多起停工甚至暴力性劳资纠纷，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能在协商民主的指导下，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许多暴力性的劳资纠纷就不会发生。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始，就开始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是作用不明显，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完善现有法律制度，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有理性讨论的制度平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完成《工资集体协商法》的立法准备工作，以保证劳资双方、政府、工会、社会团体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都能依据法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第二，强化各级工会职能。谁来协商也是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不同的协商主体可以直接影响协商的成效。要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所属企业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地位，规范工会代表工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职能，明确工会不履行工资集体协商职能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第三，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层次。积极推进行业工会的建立，鼓励行业工会代表职工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维护本行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涉及面，要在劳动密集的建筑、纺织、采掘等行业，建立覆盖市或县的行业性工会，通过积极协商解决好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增长缓慢的问题。
3.促进党内民主发展，优化政府决策程序，努力增强干群互信。近年来，党内民主得到长足发展，先后颁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政府决策也日趋透明，政务信息公开迈上新台阶。但是，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要吸收协商民主的合理成分，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政府，建立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第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允许广大党员就党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事务进行充分讨论与民主协商。引导党员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就政策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制定出更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主张，并通过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第二，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决策程序，规范工作流程，公开政策制定过程和信息，避免既得利益群体“暗箱操作”影响政策制定。要通过协商环节，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尽可能增强政策的认同程度；第三，要加强行政问责，强化干部监督和反腐倡廉工作，及时惩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和人，消除社会群体的不满情绪，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
4.加强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建设，减少恶性群体事件发生。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要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就必须加快社会组织建设，努力形成比较理性的公民社会，化解社会各阶层过分分化导致的冲突风险。第一，弱化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干预和直接控制，鼓励依法建立各种公共组织，为社会成员之间持续性交往合作提供载体与渠道，增强社会活力；第二，加大协商民主理论宣传，使广大公民愿意就社会问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懂得通过适当的方式使自己的表达更符合民主规范，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高效和高质。引导和教育公民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懂得理性妥协，相互让步，促进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和谐相处，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加强制度创新，提供一定的制度环境，让弱势群体感到理性协商不仅能够解决各种现实问题，而且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而养成自觉民主协商的习惯和意识，避免社会陷入暴力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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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二个五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