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辅相成、艰难曲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贡献，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即实践层次上，是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规律为目的、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以党的建设为核心来思考每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现；理论层次上，则以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为途径而不断深入地阐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的客观规律。这一历史贡献是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三化”；毛泽东；历史贡献；两个层次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1－0047－05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历史环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艰难性。从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面临着如何认识和解决如下三个难题：1.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斗争任务的关系；2.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的关系；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工农群众的认同关系。“三个难题”的本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开始，“三个难题”就不断地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去认识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回顾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的艰难历程，从“工农武装割据”之革命道路能否实现的历史高度上，向全党郑重地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一语破题地说道：党内曾经占居统治地位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思想之所以是错误的，归根结底就是忘记了农民群众。他们或者迁就资产阶级，或者是附带地搞农民运动，都不肯去研究农民。而在中国，如果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紧扣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以党的建设为关键环节，是毛泽东在每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深入展开的实践特色。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开始。但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结伴而来，鱼龙混杂，争短论长。究竟哪一种思想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无疑关系到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准确和深入与否。从1917年冬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到1920年冬创建长沙共产党发起小组，青年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从思想改造重于社会改造和民众运动要向革命运动转变的两个重要问题上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这同时也是从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两个维度上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思想基础。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时说道：改造社会应先从体现“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问题上来改造人心风俗，要“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9年7月，毛泽东在《论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中评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指出，社会“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但“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要以民众的大联合而形成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青年毛泽东认为要从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思想认识上着手，从“变换民众思想”达到“实现民众大联合”。
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新年大会召开，青年毛泽东又是这样评价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以及各种新思潮试验失败的历史必然。他说，改良主义之“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惟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努力使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四大”，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由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认识转变。青年毛泽东是这一历史转变的参与者和开拓者。所谓“开拓者”，即是党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极少数人之一。从1921年冬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主任以后，毛泽东相继发动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湖南劳动立法运动、湘潭韶山农民运动以及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批评党内外诬陷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的错误论调。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已使农民群众开始掀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换句话说，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是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具体落实。
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暴动队伍放弃攻打长沙而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积蓄革命力量，开展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开始。而且，它远比党的“八七会议”从城市暴动的角度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方针要更深入地认识农民问题。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总结斗争经验而相继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开始摆脱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束缚而提出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强调它“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要求红军和根据地党组织要从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高度上看待“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而不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党的“六大”的文件决议采取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的态度。“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有“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从1928年冬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到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在组织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探索总结“52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点和规律。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中，不断批评当时党内照抄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经验之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组织群众，以解决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使革命战争成为坚不可摧的群众战争。党的各级组织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实现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至此，“工农武装割据”便将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而与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予以展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而提供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而对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之胜败的反思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则使党内部分原来坚定支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同志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开始走向清醒。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深刻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格局之后，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建立起党所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毛泽东的思路是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从阶级革命战争的环境推向民族解放战争的环境，以寻求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亦即更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更高的理论层次。
1937年7、8月问，全面抗战爆发之际，毛泽东就分别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评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点由五四时期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开始转向延安时期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空洞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特点和斗争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使之化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斗争实践。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是将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认识，而且要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风使之变为工农群众的思想情感和斗争力量。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相继写出《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性质，并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而系统深入地阐明“农利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之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从创立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高度深入系统地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三化”与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合三为一。
1941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近二十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经验而写出《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共产党人要以实事求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能以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违背客观的主观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他又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是主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对提高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密切党群关系危害极大，要在全党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整党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树立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思想武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全党的思想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和窒息中解放出来。党的建设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两个基本环节。
解放战争时期，也是中国之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决战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中，从将马克思主义“三化”推向争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高度上，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其一，向全党提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其二，要以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转移，完成由领导革命战争向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转变；其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最为根本的一条，既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也不足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其四，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共产党人决不可能认同农业社会主义，而必须实现农业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和运用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果，也为进一步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党的工作中心从现在开始要由乡村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移到生产建设。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土地改革的全部完成，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问的矛盾。要以党的群众路线统率各项方针和政策，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逐步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并“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丁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又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
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的。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就社会主义革命而言，1952年4月，毛泽东根据近代中国工业经济相对落后和土地改革后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方针。随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展开。
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言，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努力探索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问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将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搞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尽管搞经济我们有些经验，但“现在搞这些科学技术还没有经验”。“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以实现领导工作由“外行”变成“内行”。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予以解决的。因此，它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动力。党的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要由革命战争年代善于处理敌我矛盾而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沿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规律而展开。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和企业管理方式。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后来，他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又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深刻观点：1.“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而且，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在“这—段日搠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2.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一个有利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问进行讨论”。3.“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克服“一平二调”的错误，要坚持“算旧帐”，彻底地“退赔”。“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度”。1959年冬，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苏联忽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并明确指出：“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沿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而展开。
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是“发展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指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和观点可以自由争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正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式，而不断地探索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探索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繁荣昌盛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探索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客观规律。由于客观事物的多层性质和多样表现，人们认识真理和掌握真理的思想方法和评价标准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思想认识乃至激烈的观点争论，正确与错误的斗争，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是促进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效途径。因此，“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沿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而展开。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的设想，是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及第三次高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战略思路。由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来得过快，导致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加之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波折而使毛泽东受革命战争年代经验主义思维影响更深，再次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终于使“第二次结合”误人歧途，其经验教训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