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往文献普遍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取代主观自由心证制度的原因是为了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客观自由心证制度替代法定证据制度与“人权法治”思想的产生关系密切。文章在考察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尤其是“血罪”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道德慰藉与事实发现两种不同功能在刑事证明程序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法定证据；自由心证；道德慰藉；事实发现
一、从主观自由心证制度迈向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了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主观的自由心证制度也称为“早期的自由心证制度”，该制度赋予了法官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其判断标准几乎完全取决于法官内心的认知状态，可以不受法律规定在内的外部因素的制约。因此，早期的自由心证制度也往往被冠以“武断擅断、主观臆断”的特征称谓。有学者认为，对客观事实的过分追求使得法官在搜集、审查证据时可以不顾形式、不顾条件，由此导致了事实认定上的恣意性。针对主观自由心证制度所固有的缺陷，有学者推断出了如下观点——法定证据制度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笔者以为，在当时欧洲尚未形成城市，人口主要分散居住于乡村的社会条件下，法官对查清事实真相的追求远远没有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迫切。在当时的小型社群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熟悉而密切，甚至法官就生于斯长于斯，对事实真相的判断较为容易。另外，不是立法者等外来因素抑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反，是法官自己自发主动地放弃了该项权利。
（二）基督教思想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笔者认为，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大陆的逐渐繁盛，中世纪的教会法在世俗法律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对世俗法律起着重要的影响。这其中，耶稣在《圣经》中的训示以及基督教思想中的“报应”观与“血罪”观对证据证明制度的改变尤巨。《圣经》中就规定，“讼事难断须请示”、“无论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要以命偿命、以眼偿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等等。另外，从圣经中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然而流无辜人血是必受咒诅的”、“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等话语中所反映出来的“血罪”观念使当时大量担任了法官职务的基督教徒们相信，如果他们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意念，判了他人有罪并使他人流了血，他们将来也会受到死后不能上天堂的报应。这些有关“血罪”的警告在虔诚的基督徒们看来无疑是危险的。圣经中耶稣的亲口训示使那些信教的法官在审理案件尽量小心谨慎，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任凭个人的喜好肆意妄为。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也许基督教思想中的“报应”观与“血罪”观念在一些人看来是无稽之谈，但在那个基督教思想在思想界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耶稣的话谕就是最大的圣旨，任何虔诚的基督教徒都不得违反，否则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因此，这些观念令判案的法官们深感不安，如果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动用自由裁量权给别人判罪，就会担心潜在的报复。因此，愿意动用自己的自由心证来证明别人有罪的法官越来越少。在这一时期，弃用主观自由心证制度的后果就是无罪判决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持续恶化。为了解决主观自由心证制度在实践中被隐性放弃而出现的法官不愿定罪的问题，法定证据制度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三）法定证据制度：一种道德慰藉机制
法定证据制度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严格排除以及在法律上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将证据的证明力划分为二分之一的证明、四分之一的证明等），使得法官只能机械地计算出自己手中总共拥有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而推算出是否达到了完整的证明标准。在这种制度下，法官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人评价说，在这种制度下的法官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②或“法官在案件当中没有任何灵活处理的权力，相当于一台简单的‘计算器’”。可以说，法定证据制度的出现是对法官这一特殊行业所特有职能的否认，它否认了法官可以运用自身的良心、经验、理性来判断案情，适用法律。在笔者看来，法定证据制度与其说是一种高度规则羁束的法律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法官基于自身利益所设计建构出来的道德慰藉机制。这种刑事司法证明制度给法官提供了一个责任替代机制，让法律制度承担了原应由法官承受的审判责任，法官坐庭宣布的不是他个人的判决而是出自法律之口，从而使法官可以从长期困扰他们的道德尴尬之泥潭中解脱出来。为了使这一道德慰藉机制看起来更加的精巧化与合法正当化，不至于因为缺乏了合法性而蜕变为迪韦尔热意义上的“力量”而非“权力”，③立法者聪明地给它披上了一件法律的外衣。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法官或其助手没有遵循法律程序，那么他们就犯了死罪（mortal sin）”，“判处死刑时法官必须遵守法律程序，这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安全之道，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法官之所以得以救赎，就在于遵循了法律程序”。④
二、从法定证据制度走向客观的自由心证制度——自由心证制度
（一）“法治人权”观无法充分解释客观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
有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的消亡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兴起而产生的，在当时“主权在民”的大旗下，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吹响了人权的号角，极力鼓吹人的主体性理论。⑤职业法官的存在无疑与平民司法的理念不符。要想使平民参与司法，就应当确立自由心证制度。对此观点，笔者存有一定的异议：此种观点没有真正对当时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做深入的研究，尤其没有注意到宗教变革对人们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而这才是当时真正能够对刑事司法证明制度产生影响的重大社会转型。当宗教信仰发生重大危机，人们对上帝是否存在都产生怀疑，作为一种道德慰藉机制的法定证据制度，其存在基础也变得岌岌可危。这时，吸收了逻辑推理、经验判断等合理因素的客观自由心证制度适时回归，承担起新时期刑事证明制度所应当具有的事实发现的责任。
（二）客观自由心证制度：一种事实发现机制
必须承认的是，客观自由心证制度的出现是由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在其背后作为支撑的。在法定证据制度盛行的时期，欧洲各个国家中人们居住的社区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彼此邻里之间关系熟稔，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熟悉人社区。在这种社区环境中，一个人的品行、性格大家都很清楚。因此，在这种小型社区中，人们对于通过国家公权力来发现真相，追究犯罪的要求不高，因为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在由无数这些小社区组成的大社会中，通过发现真相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固然重要，但当时审判工作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决审判神圣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法官的问题。这在前段已有过相关的阐述。但正如鲁曼所认为的，世界上的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与自我封闭的，与之相反，系统都是同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和沟通的，具有开放性。另外，根据组织社会学关于组织与环境中的“适应模型”理论，组织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定的调整，而且当系统外部的环境达到一定阙值时，系统必须放弃原有的结构方案与行为模式。作为与行政权、立法权三权分立而独立存在的法院，也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系统，它也有其独特的结构方案与行为模式，并且还要与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随时交流分析，尽量达到和谐共存的程度。当法院发现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其必然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使自身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从18世纪时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欧洲各个居民社区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数量大幅提高，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组成因素开始变得复杂而纷繁多样。发生刑事案件后，对于事实的认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简单易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增多使得人们在回溯案件事实时往往会出现认识上的失真以及注意焦点的模糊。笔者承认，想要客观全面地再现过往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不现实，人类是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双重制约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法达到完全真实的程度，只可能尽量达到相对真实的程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也总是希望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与经验，发现案件真相，达到客观真实。有鉴于此，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对事实问题的查明上，古老的道德焦虑急剧消逝。另外，正如组织社会学的观点，制度、组织的目标可以分为正式目标与情景目标，由于正式目标直接与制度、组织的存续以及组织成员的利益直接相关，组织成员一般都首要选择实现正式目标，对情景目标有所忽略。对于法院及法官而言，此时发现事实真相已经成为了正式目标，因为该目标的实现与否关系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能否维持其正当存在下去的外部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还关系到法官个人的切身利益（如官阶晋升等相关问题）。与此相对的是，获得道德慰藉反而成了情景目标而不再重要。
辩诉交易的兴起使得大量有罪裁决在庭审之前就可以做出，而那些走到刑事程序最后一步的案件往往在事实问题上存有疑点，这就要求法官寻求解决事实方面不确定的各种方法。在科学调查的要求下，客观自由心证制度最终战胜了以道德慰藉为主要功能的法定证据制度。
[注释]
①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比较法研究》[J].1993年第2期.
②[美]梅里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等译.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
③[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M].杨祖功、王大东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④James Q·Whitman，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⑤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J].《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作者简介]洪凌啸，四川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