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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稻孙与鲁迅

党建述职报告 时间:2022-02-08 10:06:50

钱稻孙是鲁迅在教育部14年的同事,两人关系一度比较密切。在鲁迅1912年至1929年的日记中,共计163次提到过他。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12年7月19日,在教育部秘书长董鸿祎(钱的姐夫)家里,他们交谈到深夜。最后一次是1929年6月1日,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钱稻孙来访,但鲁迅让他吃了闭门羹,未见他。那么,钱稻孙是何人?他与鲁迅有哪些交往?为何两人由近到疏,乃至绝交?

一、钱稻孙何人?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人,翻译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曾祖父钱广泰是秀才;伯祖父钱振伦是翁同龢的姐夫,与曾国藩同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1851年因为性格狷介而与岳父翁心存不和,辞官回乡教书;祖父钱振常,与鲁迅祖父周福清同在同治十年(1871年)考取进士,1882年效其兄事,辞官回乡教书谋生;其父亲钱恂是著名的洋务外交家,1869年考取秀才后一直与举人无缘,1884年入宁绍道台薛福成幕府,1895年入张之洞幕府,曾做过驻英、法、意、比、日、俄等国使馆的参赞和公使,武昌起义后领导湖州光复;其叔父钱玄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母亲单士厘也是早期的知识女性;堂弟钱三强为留法博士、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堂弟钱仲联教授为著名的国学大师。1897年以前,他一直在苏州和叔父钱玄同、弟弟钱穟生接受祖父、母亲的启蒙教育。1897年到湖北和父亲团聚,1900年成婚后随同母亲单士厘、妻子包丰保、姐夫董鸿祎、弟弟钱穟生等赴日和在日本工作的父亲团聚,抵日后入庆应义塾小学,1902年升入成城学校,毕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07年随父游学欧洲,学习德文、法文、意文、美术、医学,1910年肄业于意大利罗马国立大学,归国后在湖州中学任教英文。1912年4月入教育部编纂处任主事(主任科员),与许寿棠同部门,而鲁迅在社会教育司。1913年调入专门教育司,1915年升为视学(督学),1927年9月辞职入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北京沦陷后,和汤尔和、周作人等与敌伪合作,担任过伪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客观上为保护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图书资料作出了一定贡献。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逮捕入狱,部分财产被抄没。1949年后被分配到齐鲁大学教医学,1952年调入卫生部出版社任编辑,1956年退休后不久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聘为特约编辑。1966年在“红八月”中被打死。

他译有《万叶集选》、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剧本、井原西鹤的小说、日本民族音乐学家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黑泽明的电影剧本《罗生门》等书。学术界认为在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方面,目前中国尚无人能超越他和周作人。

他和夫人包丰保育有十个儿女,五子:钱端仁、钱端义、钱端礼、钱端智、钱端信;五女:钱亚新、钱亚觉、钱亚澄、钱亚慎、钱亚满。作家矛盾、戏剧家曹禺、外交家乔冠华、经济学家杨联升是其学生。茅盾在《中学时代》、杨联升在《杨联升忆师恩》中均对钱稻孙有正面的评价。

二、钱稻孙与鲁迅有哪些交往?

钱稻孙和鲁迅,从1912年第一次见面到1929年钱拜访鲁迅止,两人发生了18年的交集。交集内的主要内容是:人情往来、相聚休闲、经济往来、学术互助、业务合作。

人情往来。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身体并不是很健康,常生病,1.61米的身材显得颇为瘦弱。1913年3月,鲁迅生病了,钱稻孙在20日来到绍兴会馆藤花馆探望他,陪病中的鲁迅聊天到很晚才告辞。第二天又给鲁迅捎来卤瓜,给他开胃。1914年6月13日,这次是钱稻孙病了,鲁迅和同事一同登门探望。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款项维持。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所存的清代大内档案作为废纸,以4000元银洋拍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用这些钱来维持教育部运营。这就是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鲁迅参与了大内档案整理,找出了其祖父的殿试试卷送给钱稻孙,钱甚为感谢,后来还特地登门致谢。1924年4月2日,钱稻孙大女儿钱亚新出嫁,鲁迅还送了一个大洋的礼金。此外,两人偶有分别,还会互相寄送明信片和信件,如1916年10月31日,钱稻孙在日本东京,给鲁迅寄来了明信片。

相聚休闲。在鲁迅的1912年至1915年的日记中,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和钱稻孙一起在广和居、益锠、闽菜馆、晋和祥等餐馆内同餐共饮的事情,两人可谓比较亲近的饭友、酒友。鲁迅逝世后,其同事沈兼士披露:“酒,他不但嗜酒,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地喝,后来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了。”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好酒也善于喝酒。钱稻孙在圈内也是以酒兴好著称,当年教育部的同事,多曾充当过钱稻孙的酒友。到了清华以后,钱稻孙酒风不改。1931年,浦江清在清华宴客,坐中有叶公超、俞平伯、朱自清等共九人,已是前辈的钱稻孙喝得略有醉意后,意兴风发。吉川幸次郞如此记忆着钱稻孙喝酒的细节。在其结束留学回国前夕,钱稻孙在家中设宴为其饯行。“C教授在酒量上也很有名,那晚,在喝了许多杯之后,他又说:‘拿大杯来!’佣人拿来杯子后,他说:不是这种,去拿更大的那种。结果,佣人拿上一种十分精致的大杯,我们俩又一起喝了不少绍兴酒。”鲁迅两人的酒性是何其相似,两人感情融洽,相聚欢饮,千杯不醉。鲁迅就这样经常和钱稻孙、许寿棠一起喝酒吃饭,边喝边聊,吃喝完了,算帐时就三人分担,颇为有趣。有一次,钱稻孙和鲁迅从益昌吃饭出来回教育部,看见街上一辆黄包车翻在道旁的水沟里,车夫一个人手足无措,他和鲁迅不顾世俗之人的笑话,帮他把车搬了出来。这可见两人当时关系的亲密程度非同一般。他们还是玩友,经常在节假休息日一起去玄武门晓市、琉璃厂、厂甸等地逛地摊、买古钱、搜碑帖、淘古玩、游公园、品佳茗、饮咖啡。

经济往来。钱稻孙与鲁迅之间经常是你借我钱,我还你钞。比如1915年6月15日,鲁迅接到周作人夫妇的求助信后,给羽太家寄了15个大洋,给信子寄了购衣款15个大洋,给羽太信子学费6个大洋,为了应付这笔开支,他从钱稻孙处借了50个大洋。

学术互助。两人经常互相赠送图书、互通有无。鲁迅曾经把《域外小说集》、《绍兴教育会月刊》、《百喻经》、《桃色之云》、《呐喊》、《苦闷之象征》、《炭画》、《道光十八年登科录》等图书送给钱稻孙。钱稻孙也投桃报李地把《文始》、《十六应真像石刻》、《史目表》、《示朴斋骈体文》送给鲁迅。鲁迅还帮助钱稻孙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译著《神曲一脔》,而钱稻孙则帮助鲁迅二弟周作人的译著《炭画》一书设计了封面,他还为鲁迅的藏书设计过封面,如1913年12月8日,顾养吾赠送鲁迅《统计一夕谈》,钱就为之绘画。两人之间互通有无地借书是经常的,钱把《秦汉瓦当文字》、《中央美术》等书借给鲁迅,鲁把《哀史》等书借给钱稻孙。

业务合作。1912年8月,总统府要设定国徽,由教育秘书长陈任中传达,命令分别擅长政治哲学、文史、美术的许寿棠、鲁迅、钱稻孙三人负责设计中华民国第一枚国徽。三人很快设计完毕,即龙凤十二章图和嘉禾章,此方案后来用于驻各国使馆、国书、证书、官员礼服、钱币,在1923年天津造币局所铸的银币即采取了此图案。鲁迅负责撰写了《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该说明书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是用六朝骈文所写,教育部其他人均无此国学功底,他们纷纷表示佩服。此文后来登载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和《教育部月刊》上。图案是钱稻孙设计的。此外,两人还一起参与了读音统一会、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儿童艺术展览会等工作。

钱稻孙在1912至1915年几乎天天去找鲁迅,鲁迅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第一,鲁迅博学多识,国学功底尤为深厚,和他在一起可以增长不少见识。第二,他觉得鲁迅人品厚道。比如他对周作人一家恩同再造,可是周作人夫妇却恩将仇报,但是他很少对别人诉苦。他在八道湾和周作人等人生活时,作为兄长的他住在最差的房间,把正房留给了周作人一家。第三,两人有些方面有些共性。如,都是浙江人,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均接受过国学启蒙教育,均为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出身,两人祖父还是科举同年。

两人的交往与合作给鲁迅带来良多裨益。第一,给鲁迅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在北京教育部做小吏的他心情是恶劣的,工作枯燥乏味、半死不活、无聊透顶,加上政治黑暗,蔡元培辞职出国,好友范爱农自杀,和“母亲的礼物”——朱安婚姻的不幸,亲人无一在侧,生性孤傲而精神抑郁的他极度渴望、依恋友情的温馨,于是他把瘦弱的身体依靠在挚友许寿棠身上,把钱稻孙温情款款的手抓在其苍凉多骨的掌心里摩挲,友情支撑着他,帮助着他。第二,钱稻孙对其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比如提供了一些史料、古籍等。

三、为何两人由近到疏,乃至绝交?

从1916年开始,鲁迅日记中提到钱稻孙的频率急剧减少了。1916年7次提到他,1917年根本没提到他,1918年2次提到他,1919年1次提到他,1920年4次提到他,1922年日记遗失没有记载,1923年4次提到他,1924年和1925年分别有2次提到他,1926年到1929年5月,鲁迅一次也没提到钱稻孙,1929年6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提到了钱稻孙来拜访,但让钱吃了闭门羹,而且特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记道:“钱稻孙来,未见。”其实,在1918年8月20日,鲁迅给其挚友许寿棠的信中就对他有不敬之词了。“京师图书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非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尤其可笑,几于不通。”钱稻孙自己的解释是两人太忙,事情太多了,所以就来往少了,这当然是场面话。

鲁迅之所以逐渐疏远钱稻孙,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鲁迅其实和钱稻孙没多少共同语言,也一直没有把他当做和许寿棠那样的终生挚友,钱稻孙也未与鲁迅深交,两人至多算是走得比较近的同事、饭友、酒友。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往大部分就是吃喝冶游,比较深入的交谈基本没有——鲁迅和季自求倒还有彻夜长谈,而且大多数是钱稻孙去找鲁迅,日记中比比皆是“钱稻孙来”、“钱稻孙至”等字眼。就国学水平而言,两人不在同一个档次,钱稻孙擅长的是日语、美术,而鲁迅国学功底深厚,喜爱文学,从其撰写的国徽说明书和大量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再加上近距离接触后,他觉得钱稻孙办事平庸糊涂,比如由钱稻孙负责的京师通俗图书馆竟然没有收藏平话小说,而鲁迅认为通俗图书馆应该大量收藏通俗小说的,而不应像历代统治者那样对小说心存偏见——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而禁毁湮没。钱稻孙交友的原则比较中庸保守,正如其对吴宓所言:与任何人友谊不可太深,帮助别人只能相当尽力而不可牺牲自己的一切。第二,两人后来出现思想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谋。从1916年,鲁迅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思想越来越进步,而钱稻孙的思想比较温和保守,对鲁迅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从其给自己五个儿子以仁义礼智信起名就可见一斑。1927年9月,钱稻孙初到清华不久,吴宓曾为一直让他苦恼的爱情问题向钱稻孙请教。钱稻孙的意见是:“(一)勿徒为sentimental及sensitive(多愁善感及敏感的),而当为cynical及objective(嘲讽的及客观的)。(二)与无论何人交,友谊不可太深;太深则易争闹而自陷于悲苦。又帮助友人,只可为相当尽力,不可牺牲一己,以全力图之。(三)凡事不可钻入太深,办事、读书、用情均然。如已深,则急宜抽身钻出,犹可自救。(四)宜移家至清华,稍慰寂寞。”第三,鲁迅觉得钱稻孙过于势利眼,不够仗义。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结果于8月14日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开除公职。同事、酒友齐寿山与许寿裳等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并以辞职的决绝姿态表示与鲁迅同进退的决心。8月14日教育部免职令发表,三天后鲁迅“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受到当政打击,朋友齐寿山仗义置酒为之去惊,书写下现代中国文人相亲的一段佳话。另一位同事、酒友沈兼士也在“女师大风潮”汹涌之时,书生意气的他,坚定地与朋友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愤而与多年好友章士钊总长绝交。如此血性赤诚,如此憎爱分明,如此不畏权势,不计后果地为朋友而得罪当道,伸张正义,当时之情,今日罕见。而钱稻孙不但没有任何道义和实际上的支援,反而觉得身体瘦弱的鲁迅神经不正常,在亢奋地瞎折腾,“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其实,从1916年鲁迅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开始,他就觉得鲁迅是个危险人物,从此就刻意和他保持距离了,基本上很少去鲁迅那里了,从此就和同样温和保守的周作人走得比较近了。第四,钱稻孙和 “国衡派”打得火热,而吴宓、梅光迪这些所谓的“国衡派”是鲁迅鄙夷仇恨的论敌,所以他就根本不想浪费时间见他了。第五,鲁迅知道钱稻孙和自己绝交的兄弟周作人是密友,为了免生是非,所以不想和他交往。上述理由,有些是笔者的推测,还有待各位同仁挖掘出可靠的史料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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