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远宁先生不仅长期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与人合作编写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又独自撰写了《王船山政治观研究》和《船山易思想研究》，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创获甚多，对船山学的发展贡献甚大。
关键词： 陈远宁;船山学;贡献
陈远宁（1931-2006），湖南衡阳人。1938年至1950年先后在衡阳船山中学、铁路中学等校读书。1950年至1955年在衡阳市团委工作。1956年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任辅导员。1960年至196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年制的研究班学习。1968年至1972年下放东安县劳动。1972至1973年在浏阳磷矿党委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1979年，调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工作。先后任《求索》编辑部副主任、主编，《企业家天地》总编，《船山学报》副主编，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远宁先生哲学基础理论扎实，中国哲学史专业知识广博，对王船山情有独钟。他不仅多年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写作多种船山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船山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62年，在王船山逝世27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长沙共同召开了一次“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知名学者云集，与此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孔子讨论会”南北辉映，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少有的两次盛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次学术讨论会却被诬为“黑会”，一些学者也因此而被牵连。
文革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学术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船山研究又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是王船山逝世290周年，为了重新掀起船山研究的新热潮，遵照省社联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指示，陈远宁先生和笔者于1980年11月21日共同起草关于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同年12月26日至30日，湖南省教育厅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韶山召开社会科学座谈会，与会专家对召开船山学术讨论会一事反应热烈，并且就如何深入开展我省船山研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1981年3月2日至3月5日，陈远宁先生与笔者一道赴衡阳，与衡阳地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商量船山学术讨论会有筹备事宜，并且赴湘西草堂和船山墓考察，发现草堂文物保护范围内在文革期间非法建立了5户农民住宅，当即与衡阳地区有关方面商量，建议在讨论会之前设法让这些农民妥善迁出。1981年3月14日，省委宣传部部长屈正中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王船山研究座谈会，省内许多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陈远宁与笔者亦与会。屈部长指出：省委很重视这次学术讨论会，应该拿出比较好的文章，焦林义书记（时任省委文教书记）说，要综合汇报一次。这次会议，议定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有组织地发动省内各方面力量撰写专著和文章；二、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机构，抓住船山研究，推动全省学术发展；三、搜集整理出版船山生平资料和著作；四、在条件成熟之时，恢复《船山学报》。这次会议之后，陈远宁先生便和我们一道，一方面将这次座谈会的讨论情况综合整理向省委汇报，一方面围绕上述问题积极开展1982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
首先，组织专著和论文。经过与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商定，拟出版一套“船山研究丛书”。争取在1982年的讨论会上，湖南方面拿出2本专著：一本是邓潭洲先生撰写的《王船山传论》，一本是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合作撰写的《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此外还发动省内学者写了一批论文。为了做好作者的发动工作和保证学术论文的质量，于1981年9月18日召开了省内作者会议；部分论文初稿写出后，陈远宁先生和我们分别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1982年5月4日至7日，还在长沙召开了以提高省内作者论文质量为目的的船山学术讨论会。为了在学术上提高省内作者的学术水平并扩大其眼界，1981年8月21日至9月9日，陈远宁先生和我们请时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著名佛学专家吴立民先生，逐字逐句地讲解王船山的《相宗络索》；又内部出版了《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其内容主要是由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出面组织翻译和编辑的若干国外和港台学者研究王船山的论文摘要和刘志盛先生等人编的国内外研究王船山论著目录。
其次，成立船山学研究机构。这一机构开始拟称“船山研究会”，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恢复“船山学社”的名称。1982年5月7日，船山学社重建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董志文先生出席并讲话。会上推举刘寿祺先生为名誉社长，选举吴立民先生为社长，羊春秋、马积高、陈远宁先生等为副社长，笔者为副社长兼秘书长。
再次，着手船山生平著作的搜集和整理。1982年4月26日，湖南省古籍整理会议召开，《船山全书》被列为首要选题。陈远宁先生和笔者都是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为全书的整理的编辑工作做了一些工作。同年10月，陈远宁先生和笔者去衡阳时，从王船山后裔王鹏先生处得到王敔所写的《大行府君行述》。此件共4100余字，比传世的两个“行述”要多2000字左右，内容也极相悬殊。我们当即将此“行述”整理校点，并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的文章，对其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姜斋公行述》的校点本和我们合写的上述文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后来此文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而《姜斋公行述》的校点本则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6册。
最后，为学术讨论会进行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在湖南省文物部门的大力资助下，衡阳方面为了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不仅将非法修建在湘西草堂保护范围内的民居动员迁出，而且将湘西草堂重修。为了湘西草堂的布展，陈远宁先生与笔者和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商量，请他出面邀请国内一些著名书法家如赵朴初、沈鹏等先生为湘西草堂题字。经过萧教授的努力，这些题字均及时写出，为草堂的布展生色不少。此外，我们还在去衡阳的过程中，参与了衡阳市博物馆“王船山生平事迹陈列室”的陈列方案的修订。陈远宁先生还与笔者一道，于1982年9月19日赴武汉，与著名学者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李锦全、方克立等先生商量如何开好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有关事宜。
1982年11月9日至17日，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在衡阳市隆重召开。陈远宁先生和笔者共同负责会议的学术组织工作。我们在会前即起草会议开幕词和有关领导的讲话。会议期间我们又共同负责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组织工作。这次会议还出了11期简报，简报的组织和审稿工作也是我们共同进行的。这次会议召开时，衡阳地区和衡阳市还是两个平行的行政单位，两家对召开这次会议的积极性都很高，为了调动两家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陈远宁先生与我们一道费了不少心思，终于使这次会议顺利召开，各方面也比较满意。会议结束之后，陈远宁先生、邓潭洲先生和笔者一道又共同主编了《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982年的船山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后，陈远宁先生在组织领导省内船山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
其一，参与组织船山学社的几次学术活动。如1983年10月10日至20日，学社在长沙举行“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座谈会”，请社长吴立民先生就道教简介、丹法要旨、《远游》浅析、《愚鼓词》讲略、《十二时歌》大义等问题进行讲解。陈远宁先生不仅参与其组织工作，而且亲自参加听讲。此后，他还参加了学社多次年会的组织与领导。
其二，经过认真筹备，《船山学报》于1984年3月正式复刊并公开出版。陈远宁先生出任学报副主编，笔者任主编。我们共同起草和商定了学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以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陈远宁先生不仅全面支持学报的工作，而且具体负责学报哲学方面稿件的编辑工作。1989年，因实行报刊整顿，学报被停刊。此时陈远宁先生与编辑部同人一道，向多方面的有关领导呼吁保留这一创刊于1915年的老资格刊物。通过我们的呼吁，“学报”虽未能保留，但有关方面同意每年由《湖南社会科学》杂志出一期船山研究增刊（出了一期）；接着于1991年又同意将《船山学报》改名《船山学刊》出版。改名后，由龚建昌先生任主编，陈远宁先生和笔者任副主编。“学刊”于同年12月出版创刊号。
其三，为筹备1992年王船山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作贡献。陈远宁先生不仅自己写了一本船山政治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而且敦请时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慎之先生与关部门联系，为省内学者所写的4本船山研究专著的出版争得了出版经费，保证了1992年船山学术讨论会的完满召开。
二
陈远宁先生最早系统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四人帮”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将王船山说成是“法家”。当时有关部门指派方克先生与陈远宁、黄洪基先生一道，对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进行选注。“四人邦”的评法批儒居心叵测，但陈远宁先生等人却凭着学者的良知，对船山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苦心选择了那些最能反映船山哲学思想的段落，进行认真的注释和评论。由于他们的所选的船山原著准确地表述了船山哲学的精华，又由于他们的注释和评述能够深入把握船山思想的原意，所以当“四人邦”被打倒之后，由陈远宁先生任主编，与黄洪基先生合作，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书稿经过修改补充，在197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19.3万字。
本书有一篇数千字的《前言》，提纲挈领，给读者提供了从王船山浩繁的著作中理出其思想脉络的钥匙。作者在分析了船山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以及他的基本政治立场之后，进而以哲学基本问题为线索，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其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坚持“气一元论”；其在主观对客观的能动性问题上主张人定胜天；接着分析了其辩证法思想、认识论思想和历史观。文中既分析了王船山在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也分析了其政治观的内在矛盾，并且指出：“总之，王夫之是一个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比较明显的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但他的进步思想占主导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他在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1］
此书的正文是从王船山的主要哲学著作中节选的28篇短文，按内容分为4组：第1组12篇，涉及了关于“理气”、“道器”、“有无”、“天人”等问题的重要论述，揭示出王船山的本体论概貌；第2组7篇通过动静、阴阳、新故、常变等范畴的阐发，揭示出王船山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精华；第3组6篇涉及“能所”、“知行”、“格物致知”以及“性”、“习”等范畴，和对历代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驳斥，反映了王船山的认识论体系；第4组3篇关于“理势”关系、“理欲”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反映了王船山社会历史观的重要侧面。《选注》的每篇都由“说明”、“原文”、“注释”、“今译”、“评论”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五者之中，原文、注释、今译，最能体现作者在文字、训诂和哲学史知识方面的功力，而说明和评论，则最能体现作者哲学理论思辨的功夫和修养。不久前，此书作者之一黄洪基先生对笔者说，分析和评论中那些最富哲学思辨和联系现实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陈远宁做的，他自己则更多地是进行文字方面的加工和润色。
此书出版后，萧萐父和刘春建先生写了书评：《“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喜读〈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对此书的分析和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部《选注》，自一九七九年问世以来，就以它清新的风貌，获得广大哲学史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的好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除注释、今译之外，着重对王夫之在哲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史论结合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较好地体现了对历史上哲学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解剖的一些方法论原则。”书评还指出，散见全书的许多分段评论，颇有画龙点睛之妙用，给读者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具体剖析哲学思想遗产如何“取精用宏”的启发，这比起干巴巴地背诵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来不知要强多少。如对王夫之“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观点的评语是:“这是王夫之的发展观中的一个重要论断。恩格斯曾经指出，‘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但‘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王夫之在与宋明道学‘废然之静’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运动和静止的对立统一，并力图证明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这是应该给以足够的历史评价的。”寥寥数笔，就揭示出王夫之的“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一重要命题的辩证法思想。书中象这一类的评论很多。书评引述王夫之话并且发挥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作为一种如何熔铸先进思想资料的方法论原则，这个概括是可取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处理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原则的。《选注》中许多述评，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2］
陈远宁和黄洪基先生合写过一篇《船山动静观略论》，发表在《求索》杂志1981年第3期。此文对船山动静观的基本要点和贡献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可以说是他们编撰《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的副产品。
为了参加1982年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陈远宁、黄洪基先生与笔者合作，写了一本《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为了写好此书，我们三人从1981年上半年开始，分头认真阅读船山著作，摘录其中有关认识论的各种范畴，然后由陈远宁先生拟出提纲。全书除绪论外，正文15章，共研究了船山认识论的14组范畴：能与所、形神物、性知与学知、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格物致知、学与思、心性理、诚与明、道与德、一与多、名与实、知和行、天道与人道、有穷与无穷，最后是王船山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及其经验教训。提纲经过讨论后由三人分工执笔。初稿写成之后，互相修改，最后由陈远宁和王兴国整理、订正。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19.4万字。
本书的“绪论”指出，研究哲学史的任务，是总结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的认识之网，是通过众多的概念、范畴之类的“网结”组成的。因此，哲学范畴的形成、发展和变革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一个认识论范畴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的是关于认识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条件，包括“能与所”、“形、神、物”这两组范畴。第二个层次讲的是世界的可知性、认识的来源和两种基本知识结构的问题，包括“性知与学知”、“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这两组范畴。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认识的基本过程，包括“格物与致知”、“学与思”、“心、性、理”、“诚与明”等四组范畴。第四个层次讲的是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包括“道与德”、“一与多”、“名与实”这三组范畴。第五个层次讲的是关于认识目的和真理论，包括“知与行”、“天道与人道”、“有穷与无穷”等三组范畴。这些范畴有以下5个特点：一、笺衍“六经”，“别开生面”；二、“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三、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四、鲜明的反理学立场；五、认识论范畴中具有某些民主启蒙思想。
此书是文化革命后，从范畴的角度研究船山哲学思想较早的一本专著。萧萐父、郭齐勇先生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3期发表的《可贵的探索——喜读〈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指出，作者用十四章的主要篇幅，详细地介绍王船山对每一组范畴的改造、规定与运用，层层剖析其丰富的内涵。针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同名歧义、名异同义的情况，作者力求不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思想体系，来确立一个范畴的本义和变义。颇费匠心的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指导，发掘了王船山朴素形态的辩证逻辑思想，集中表现在对“道与德”、“一与多”、“名与实”各对范畴的具体分析之中。作者在对本书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后指出：“不管怎样，本书称得上是八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研究的一本具有新的学术水平的哲学史专著。”［3］
此书曾获1992年湖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三
如果说以上两本书是陈远宁先生与他人合作撰写的研究船山哲学思想的著作的话，那么，以下要介绍的两本专著则都是陈先生本人独立撰写的。
1992年，为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陈远宁先生撰写了《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由湖南出版社出版，22.1万字。此书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八章：一、“公天下”思想；二、集权与分权；三、“人治”与“法治”；四、德教与刑罚；五、养民与治吏；六、举贤才与养士；七、论“民变”；八、论“华夷之辨”。作者在分析以上7个方面的问题时，首先都是探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然后分析船山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对传统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在结语中，作者对船山的政治观从整体上作了这样的分析：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公天下”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坚持集权，重视分权为根本政体；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的根本路线；以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和举贤才，贵士、养士为根本方针；以解决“民变”问题与华夷关系问题为突出矛盾的政治观体系。就其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丰富性来说，是超越前人和同辈的。我们说王船山是中国古代政治观的集大成者，其源盖出于此。作者进而指出，船山政治观还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的每个基本命题都是对传统思想，特别是对正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但又对之作了新的创述和发挥。第二，与之同时，它的每一个基本命题及其整个体系又都是立足于传统的重民思想、儒家三纲五常和“天下之大防”这三块理论基石之上。王船山对传统命题的所有创述与发挥都极少逾越这三个基本理论的界限。
张岱年先生在此书序中称赞陈氏“精研船山之学，对于船山的政治思想钻研尤深。”傅白芦先生的序则称，此书“是我国研究王船山政治观的第一本专著”，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傅先生在序中还提出了一个别致的问题：当代严谨的船山研究学术工作者，是像后来的人们（按：指曾国藩、谭嗣同、章太炎等）塑造王船山那样去研究船山，还是按照王船山的本来面貌去研究船山？如果决心按照科学的要求去取得科学的成果，首先就需要对此作出郑重的考虑，后者应该会是最佳的选择。为此，傅先生指出，这就需要充分掌握准确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研究船山的政治观受哪家影响最深，与诸家思想有哪些联系和区别，又具有哪些自己的特色；需要用先进的价值观去认识其价值，也要用先进的思想去进行比较、鉴别和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批判地吸收”。傅先生虽然没有具体评论陈远宁的书哪里哪里写得好，但却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问题，并且肯定陈氏在实践这些方法论方面“拿出了成果，做出了成绩。”［4］这就比那些一味评功摆好的书评更能揭示陈氏此书的真正科学价值和创新精神。
其实，在船山研究中，傅先生序中所说的“后来的人们”，不止是曾国藩、谭嗣同、章太炎，还应该包括梁启超等一些近现代船山研究的先行者。他们的一些观点曾经长期影响着当代的船山学研究。陈远宁先生也曾受其影响。例如，在《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和《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中，他都曾肯定船山政治上有“启蒙因素”或“某些民主启蒙思想”，而在《王船山政治观研究》中则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在此书“结语”中通过系统分析后指出：“从主导方面说，王船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自耕农要求的改革派，而不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客观地说，王船山的朴素唯物论哲学确已达到最高峰，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尚未达到其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水平。”［5］陈先生的这一结论，虽然不是他的独创，但是要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还是需要相当理论勇气的。这充分体现了他在科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此书曾获1995年湖南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陈远宁先生写过一篇《船山学与新文化建设》，提交1992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后收入《船山学刊》1993年出版的《船山学论》。此文认为船山学乃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7点精华因素足以供我们批判继承：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趋时守中的主变哲学，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重民惠民的治道方针，内仁外礼的行为规范，严以律己的修身原则，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
陈远宁先生在主编或独自写作了上述三本研究船山哲学思想的专著之后，意犹未尽，他觉得“若不对船山易学思想作一番系统的探讨，似乎还没有掘到船山思想的‘根’。”［6］于是他在出版了《王船山政治观研究》之后，便立即投入船山易学思想的研究之中。先是，他花了四年的时间，读易学史，读船山的原著，作一些基础的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正当他形成写作框架并着手写作时，却因双肾功能受损，被医生责令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接着他的夫人也得了重病，不但不能照顾他，反而需要他的照顾。到了1999年以后，他本人更是百病丛生，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四面楚歌”，不少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但是只要精神稍好，仍旧笔耕不辍。到2001年底，他终于将一本55.6万字的巨著——《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思想研究》写出，并于2002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陈先生对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献礼，然而他本人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出席此次盛会。
《船山易学思想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三个圆圈，共7章，下编为船山易学——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共8章。在上编，陈先生将中国古代易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圆圈：从八卦的产生到《易传》的形成，是为第一个圆圈；从汉代象数易，中经魏晋时期的玄学义理易，到唐代易学是为第二个圆圈；从北宋的图书易和义理易，从周敦颐到朱熹，是为第三个圆圈的形成。下编将船山易学概括为八个要点：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四圣同揆，彖爻一致；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象生数，数亦生象”，“象数者，天理也”；太极虽虚而理气充凝，世界统一于物的“有”；太虚本动，变化日新；道不离器，延天祐天；性本善与性日生日成。此书还附有陈先生所作的《〈周易大象解〉注译》。
武汉大学教授、易学专家唐明邦先生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认为“此书观点新颖，史料翔实，创见迭出，堪称20世纪船山易学研究之代表作。”又说：“陈远宁同志本着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理，以高屋建瓴之势，雄视百代，将易学发展历程概括为螺旋上升的三个‘圆圈’，而船山易学乃第三‘圆圈’之终结。此一创论，提纲挈领，符合中国易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及船山易学的历史地位。”唐先生还肯定陈氏论定“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乃船山象数易的总纲；“四圣一揆，彖爻一致”，乃船山义理易的特色；“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乃船山兼综象数与义理而又倾重于义理的基本命题。认为“关于船山易学体系基本特征的如此界定，可谓画龙点睛。”［7］
傅白芦先生则在序中再次肯定了陈氏在船山政治观的研究中，就很注重科学性的增强，而“此番研究船山的易学思想，继续坚持增强科学性的探求，而且日益精进。他‘从系统地了解整个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入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思想派别，特别是易学派别之间的异同及其争辩的焦点与实质’，从而去把握船山易学思想的深蕴与要旨和特质，从而去确定其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应居的地位。因为，没有对历史的科学考察，就不可能有求是的科学研究，更不可能取得具有创新意识的科学成果。”接着，傅序肯定此书“提出了此前尚未能一见的观点：一、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出现过三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并缕述了它们的起讫年代，揭示了各具的特征；二、船山易学是第三个‘圆圈’的真正‘终结’。这个新观点建立在根据可靠，论证周密，阐述通彻，逻辑结构严谨的根基之上，切合易学发展历史的实际，求得了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的一致，具有方法论特色和方法论意义；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传统模式的革新，也是很有启发的。”［8］
顺便指出，陈远宁先生此书初稿写出之后，曾将有关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三个圆圈的部分，通过笔者的老同学阎长贵转请著名哲学史专家关锋先生审阅。关锋先生认真阅读了书稿之后，写过一篇相当长的评论文字，对陈氏的观点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此评论的手稿由笔者转交陈远宁先生。陈氏在此书后记中曾对阎长贵先生表示感谢，但没有说明原因。现在时过境迁，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此书曾获湖南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和介绍可以看到，陈远宁先生后半生的精力，都投在了船山学的研究中，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对船山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陈远宁先生还在20世纪80年代，与冯正刚先生及笔者一起，主编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此书除绪论之外，分三篇，第一篇为新时代的主体与客体，第二篇为新时代的客体，第三篇为新时代的主体，每篇又分若干章。此书是湖南省哲学界通力合作的产物，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哲学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曾获得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陈远宁先生还写过一本《中国佛教与宋明理学——一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证》。全书分七章：一、佛学的起源和分派；二、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分派；三、宋明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四、理学体系的形成和分派；五、本体论：佛教与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之一）；六、人性论：佛教与理学的联系与区别（之二）；七、认识论：佛教与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之三）。附录：《心经》解析。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陈远宁先生对船山学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进行整合的前提下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思考的产物。其在晚年所留下来的遗著《儒释道三经——〈易经〉、〈心经〉、〈道德经〉研究》可以视其研究的归宿和总结，尚待出版。
参考文献：
［1］《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3页。
［2］萧萐父、刘春建：《“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喜读〈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求索》，1981年第1期。
［3］萧萐父、郭齐勇：《可贵的探索——喜读〈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读书》，1983年第3期。
［4］［5］《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湖南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71页。
［6］［7］［8］《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序一第1-2、序二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