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庆前夕，全国建筑设计大师、首届梁思成奖获得者张开济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老先生走了，他设计的一座座红色经典建筑成为一座座丰碑，永久地耸立在神州大地上。
建筑大师张开济生前住在北京海淀一套很普通的住宅里，五年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记者敲开了张老的家门。听到有客来访,身材高大的张老神采奕奕地迎了出来，“请坐，请坐！年轻人。”记者心情激动地步入客厅。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的谈话离不开“建筑”与“人居”。
经历：建筑是今生无愧的选择
“我是1912年出生的人，世居杭州，但我出生在上海。”一落座，一脸慈祥的张开济同记者聊了起来，没有半点大师的架子，“小学时我成绩很差，还坐过‘红椅子’哩！”
据张先生回忆，1918年秋至1924年夏，他在杭州盐务小学就读。那时学校把学生成绩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个学期末发榜时，在丙等最后一个学生的姓名前打一个大红钩表示钩内学生成绩及格可以升级，丙等最末一名学生就被称为“坐红椅子”。“我的小学成绩仅免于留级而已，但小时的我却沉迷于画画，而且乐此不疲——虽未废寝，却常常忘食。当时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爱好却成为自己日后选择学习建筑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开济对自己的这些“绝对隐私”口无遮拦，讲到高兴时笑起来颇似顽童。
小学毕业后，张开济回到上海，在父亲任教的私立复旦中学就读了整整六年。也正是在那一时期，有三件事情促使他选择去学习建筑专业。在复旦中学校会客室的墙上挂着几张复旦大学新校舍立面图的水彩画，“后来我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才知道它们就是建筑渲染画”，图上有西方建筑师墨非（Murphy)的签名。这些富涵中西特色的建筑渲染画给张开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现在我离开复旦中学已经70多年了，这些图画在我脑海里还是历历在目。当时我就想将来一定要学画，而且就要学这种建筑画。因此Murphy可以说是最早引导我学建筑的启蒙人。”
“第二件促使我选择建筑专业的事情也与美国有关：在即将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在复旦中学图书馆看到一本《留美指南》。”这本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编写的以供学生留美时选择专业所用的书，罗列了美国大学里各种专业的课程设置。张开济查阅到建筑系里有水彩画、徒手画、透视画、阴影学、人体写生，当然还有课程设置。对于这些课程，张开济十分感兴趣，加之他尤喜绘画，暗暗决定选学建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上海建筑业发展的繁荣时期。外滩新建筑群、四行储蓄会大楼等建筑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我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家里开设了营造厂，课余我俩一同逛马路时，这位同学常常带我去参观一些新建的大楼，这也加深了我对建筑的兴趣。”
当张开济把学习建筑的志愿告诉父亲以后，他的父亲说：“学建筑我不反对，可是国内有建筑系的大学很少，你要到美国去学建筑，我可负担不起。”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建筑系且较为有名的是东北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因东北局势危急，张开济便报考中大建筑系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建筑经历。
“当时中央大学图书馆订有不少国外建筑杂志，主要是现已停刊的《Pencil Points》（《铅笔画》）和《Architetural Forum》（《建筑论坛》）等。”张开济说，“这些杂志图文并茂，上面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杂志，它们使我大开眼界。”
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开济先后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地从事过建筑设计工作。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准备在外滩和延安东路交接处建造一座“胜利门”，作为八年抗战的永久纪念，并为此举办了一个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张开济和他的同班同学孙增蕃共同做了一个方案参加竞赛，结果得了第四名。夺魁方案的设计者便是后来的建设部副部长、建设部设计院总建筑师戴念慈。
1945年夏至1949年夏，张开济在南京开办伟成建筑师事务所。这期间，他由朋友介绍结识了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由于二陈的关系，张开济在南京的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解放前夕，我同样面临三种前途选择。一是随陈果夫去台湾，因为他在解放前较早就已离开大陆，去台中养病，临行前曾邀我同行，被我婉言谢绝。”“二是去美国留学。我曾于1946年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被录取的16名建筑专业选派生之一。因为当时南京业务很忙，心想不妨在国内多赚些钱再去美国深造也不迟。于是便作出了第三种选择——留在祖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37岁的张开济动身前往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途经天津看望舅舅许季上（著名学者）时，接受了舅舅“解放之后，应该参加国家政府机关工作”的建议。1949年底，张开济到北京后，主动加入当时的北京市公营永茂公司设计部，由此开始了他在首都的辉煌人生。
作品：实而不华是设计的真谛
天安门广场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浓缩，为中外人士瞩目和神往。在这个政治广场上，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优秀建筑便出自建筑大师张开济之手。每每谈起这些建筑物，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张开济无比自豪。
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是天安门城楼的主要装饰建筑，它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华表、石狮等簇拥着高大雄伟的天安门，使天安门显得美丽而不单调。观礼台均涂成朱红色，与天安门的主色调浑然一体，更增添了天安门的庄重气魄。
1954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外金水桥与天安门城楼之间建造观礼台，以便嘉宾在此观看广场上盛大的阅兵式或群众集会游行。工程虽小，但地点却极其重要、特殊。“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设计天安门观礼台时，竞争很激烈，建筑师们拿出了多份设计方案，有的设计师把观礼台设计得特别突出，高过天安门的宫墙，上面还计划修一大排颜色艳丽的琉璃瓦；有的设计师将观礼台设计成金黄色，比天安门还鲜亮。最后，还是我的设计方案胜出，结果也证明我设计的观礼台是合理的。中选的原因，在于它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最平淡、最没有‘设计’的方案。”
“我认为既然是国庆或‘五一’才启用的观礼台，就是一个实用性问题，越不起眼越好，没有必要建得富丽堂皇，否则只会喧宾夺主，破坏了天安门的古朴形象。一般人眼中的天安门城楼可能没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我的成功。”的确，从观礼台的高度控制看，均未超过红墙高度，而且露天观礼部分的坡度十分平缓也反衬出天安门城楼的高大挺拔；从体量上看，其顶部样板从底层墙身向外出挑，使本来不高的体量分为两个部分，更弱化了看台的体量感——背面以连续的15个圆形拱券与天安门城楼的五个圆形拱券相呼应，使这一嘉宾出入、上下的空间鲜活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从色彩处理上看，观礼台的室外墙面处理为水泥抹灰加矿质鲜红的防水粉，其色泽及质感与天安门城楼和红墙完全相同，整个建筑浑然一体。
正因为张开济对天安门观礼台的高度、体量和色彩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才得以使这一工程尽量“无声”衬托出天安门城楼的高大雄伟。在这样一个看似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张开济以最低调的方式交出了几近完美的一份答卷。这“无声胜有声”的作品，使观礼台实现了其现代建筑与历史文物建筑的和谐结合，也清晰地显现出建筑师炉火纯青的设计控制力。
1958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兴建国庆工程。国庆工程包括了10个大型建筑项目，主要有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美术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工程。这些工程是在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当时，张开济是分工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钓鱼台国宾馆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取得与7.1万平方米人民大会堂的巨大体量相呼应的效果。整个建筑采用院落式布局，坐落在一个宽大的基座上。北院的革命博物馆与南院的历史博物馆通过两侧柱廊在空间上得到沟通，构思的精妙之处在于空廊与内院式布局的结合。建筑立面分为两段，底层以花岗岩墙为主，两翼墙面按壁柱处面，中部为TT开间柱廊，正中上方顶部装饰有一个大五角星和一组旗徽，造型取意于中国古代的石牌坊，既宏伟壮观又挺拔空透，方柱带有传统海棠角，与人民大会堂的圆柱实廊相对应，一实一虚，一方一圆，一欢快明朗一庄严沉雄，遥相呼照。
当时，张开济边摊开珍藏的设计图纸，边指点介绍：“由于大会堂在建设中追加了10万余平方米面积，东西立面已长达336米，南北立面也长174米，为了在外观上配合天安门广场的尺度，并均衡大会堂的体量，革命历史博物馆不得不采用‘目’字形的布局方式，利用内院，用较小的体量来获得较大的外形轮廓。”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实属中国传统“左祖（先庙）右社（稷庙）”布局的延续。
得悉国家博物馆将择址建设，张开济当即致函国家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博物馆在现有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扩建，认为“这样，地点比较适中，便于广大群众前来参观；这位置可保证它的建筑形象能够最有效地用来丰富首都的市容”。记者在张老居所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于2001年7月18日的批示：“国家计委正牵头组织论证研究，据悉倾向这个意见。”“其实，革历博建成后，有人反映，与大会堂相比建筑显得不够高，檐部较薄。如果国家博物馆在这上加一层，那么整个建筑将更显雄伟。”若张老梦想成真，届时我们如站在天安门广场，仰望博物馆那更显巍峨的建筑，每一位炎黄子孙一定无不从心底升腾起对华夏灿烂历史文明的自豪感与强烈的爱国热情。
能够成为一名建筑师是很荣幸的事，因为建筑物的寿命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相比之下，人不过是历史的过客。正像人们所说，建筑师把他的精神与情感用砖瓦土木的语言固定下来，会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文明的记录。位于北京三里河路以西的钓鱼台国宾馆，这栋用来专门接待外国元首的宾馆，也是张开济的建筑设计经典代表作之一。宾馆坐南向北，建筑造型既轻松活泼又层次丰富，起伏有序。建筑本身与室内装修，不失中国民族风格和高雅宁静的气氛。国宾馆最富创意的构思要数主入口山墙处理。在山墙面设主入口，汽车坡道从东西两侧通至门廊，正对大门设置卷栅顶倒座，不用沿中轴线设置大台阶、大坡道、正面入口的标准模式，却不失亲切庄重的迎宾气氛，颇有新意。
“走进国宾馆，感觉到古典和现代的交融，很好地体现了北京的古都特色。”听到记者的夸奖，张开济眼中闪出兴奋的光芒：“这正体现了我当初的设计理念。你看看钓鱼台宾馆的正门，不厚重，好似敞开怀抱迎接四方宾客。设计之初，有些建筑师认为应该将大门设计得高大庄重，戒备森严——我坚决反对，既然是国宾馆，就要多一些园林气，少一些沉重。”
1957年建成的、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是张开济主持设计的工程,也早已载入新中国的建筑史册。设计之时，中国建筑界正盛行复古主义，所以曾一度有人反对采用世界各国天文馆都用的大半圆球形屋顶，而主张代之以中国攒尖式的重檐大屋顶，并说半圆球形的建造在中国人心目中太像坟墓，所以人们一定不会喜爱它。但张开济认为，我国向有天圆地方之说，天文馆采用半圆球形屋顶不仅内容与形式十分统一，而且还非常符合我国传统。最终，“半圆球”派得胜，维持原设计草案中的体形不变。“北京天文馆的设计，基本上是以格林菲斯天文馆作为蓝本的，一方面运用了古典建筑语言，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了简化，而且还在建筑中运用了新技术、新设备并寻求它们与古典建筑语言之间的平衡。”张开济承认自己在设计中受到了摩登古典式样的影响。
步入天文馆中心的八角形大厅，只见安放着观察地球旋转的仪器佛科摆。建筑立面采取西洋古典建筑手法，檐口运用中国传统图案花纹雕饰。室内重点部位饰以与天有关的神话传说的绘画、浮雕、壁画。1993年，该馆的设计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听老先生聊到高兴处，觉得他不像建筑师，倒更像诗人、音乐家。细细想来，其实建筑本身就是凝固的诗、凝固的乐章。
观点：建筑师须要对得起人民
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老板一句话。”而建筑大师张开济说：“建筑师不能只跟首长、大老板打成一片，要时时想到老百姓。”“一个建筑师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他不仅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对得起百姓和良心。只有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张开济如此告诫：“中国要出立得住的建筑，要出建筑大师，就不能迁就业主不科学、反艺术的操纵。”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北京西站主楼上的“超级小亭子”，是他最为反对的，“这种仿古复古的、生硬的、强加上去的东西，着实令古都风貌的重心一下子向西倾斜了。在那高52米、中间净跨45米的门式建筑的‘横梁’正中，安上这么一个50米高的三重檐四坡攒尖亭子——设计者都会明白，这在实用上毫无意义，在结构上则是最不科学、最浪费的做法。为了这个超级小亭子，需要一个重1800吨的钢桁架来支承，需要增加8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张开济为此算了一笔帐，“用这笔钱捐赠希望工程，可帮助20万失学儿童上学”。当西站落成时，人们欢呼它“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功能齐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程。殊不知，这所谓的建筑“巨人”，实为建筑艺术创作方向的一个典型“侏儒”。
早在北京西站设计之前，作为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的张开济怕有人迎合时任市长陈希同对“小亭子”的“爱好”，在西站建筑上也要加个“小亭子”，便“斗胆”致函“进谏”，表示“小亭子用得太多，就会造成一种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也会被“个别人假借官意，贩卖私货……”。这封信虽然由当时的副市长张百发签批了，但并没有办。张开济对自己的进言失败至今抱憾，他说：“贪污造成西站的浪费我没见着，但设计方向的错误才是最大的贪污，有谁追究过领导责任？作为一个车站，最重要的是一个旅客进去后，怎样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登上火车，而整个西站反其道而行之，规模很大，效率很低。实际上，陈希同在建筑上的瞎指挥造成的浪费比他贪污的不知道多多少倍。”
张开济是古代建筑保护的倡导者，但他却反对在新建筑创作中搞复古主义，他认为民族形式应该是建筑创作的努力方向，要因事因地制宜，不必让所有建筑物都具有民族形式，即使是古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只要在高度和体积上尊重古建筑的存在，不必都追求古色古香。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发现在巴黎、在伦敦、在布鲁塞尔，古建筑被保护得很好，但新的建筑却一点也不仿古。他说：“新的就是新的，古的就是古的。我赞成‘旧瓶装新酒’，但坚决反对建造‘假古董’。现在的房子就应是现代的，没有必要去‘复古’。现代的建筑应是亲切、开放和平易近人的，而且要在建筑尺度和色调上与传统保持一致。北京应该重视城市风貌问题，因为她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国际都市，西洋古典的东西不符合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90岁的老人没忘为北京的建筑奔忙，他对古都风貌的遭破坏十分痛心。“九三学社曾组织过一次有关建设平安大道的讨论会，大体上是请知识分子骂街，让当权者来听。我当时也被邀请参加了，结果这次力争胜利了，平安大道两侧不再盖高楼，改为较低矮的明清式建筑。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给了我鼓励。当然，中国古典建筑现在再建也不符合时代的进步，平安大道南侧的一大片完全仿古的铺面建筑并不代表北京今后建设的正确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应是建筑师追求的目标。”张老认为在军事博物馆东侧新近落成的军委大楼是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作品，它外观朴素，但看上去宏伟壮观，虽然没有琉璃瓦和油漆彩绘，却很有民族风格，可以和同样是朴素壮观的原美国五角大楼相媲美。
张开济特别强调人性化设计，现代城市应该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他说：“像王府井步行街就设计得不错，无障碍通行体现了对人的关怀。现在的人行道上，不少有盲道，这很好。我反对设计好多级台阶。建筑设计，应从追求气派回归到以人为本。过去我们看到建筑物会肃然起敬，觉得自己渺小，今后应体现人是建筑的主人，突出建筑的服务功能，应考虑怎样方便使用，使人感到亲切。”
言及住宅，张开济提议多建板式小高层：“现在大行其道的塔式高层住宅不能保证每户都有好的朝向，有些住户会常年不见阳光，同时塔楼也明显破坏了北京城平缓的天际线。而板式小高层，一般不到10层，却可解决住宅日照问题。体现住宅建设中的人文关怀，应是北京住宅建设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给人带来不适，即便很高效也未必值得推广。对土地的利用并非穷尽就好，我觉得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看，现在的‘失’也许是将来的‘得’。”
生活：一半是爱好一半是睿智
张老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张季量，是复旦大学的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复旦中学教授英文、地理等课程；曾担任过校长职务，后离开中学任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许士芬，是较早的洋学堂毕业的女性，懂英文，当过家庭国文教师；能行令作诗，常与友人相约呷酒、赋诗游玩。张开济与母亲感情深厚，从小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需要都讲给母亲听，成年后十分孝敬母亲。父亲不大给母亲钱，对于这一点，张开济多年来一直不能释怀。所以当他大学毕业独立工作后，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总要交给母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母亲去世。如今，摆放在张老寓所客厅书架上的几个景德镇薄瓷骨花瓶就是他母亲当年的陪嫁物品。
“我的外公是清末江西景德镇知府。”张开济讲，“这几个精致的陪嫁瓷雕，都是无价之宝。每天看一看，心里甭提多高兴。”张开济还收集了好几百枚世界各国的铜质纪念章、纪念币，非常精美。
提起收藏，可不得不提他的老伴孙靖。“我老伴小我11岁，江苏无锡人，但生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与岭南大学任过教，后去台湾，到1950年才回北京。我当年结婚才花了30块钱。”谈起老伴，张老似乎回到甜蜜岁月。“她家境也富裕，从小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一个是你的职业，一个是你的婚姻——这两方面我都是走运的。”
1951年，张开济同孙靖结为连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张开济深爱母亲，也尊重女性，因此孙靖在家地位很高。婚后她在家相夫教子，也曾短暂兼职于街道和银行代办。孙靖婚后方习厨艺，操持家里一切事务，且有一特长便是修理电器。张开济基本不用操心家里的大小事情，一切有贤内助支持。不过，孙靖认为：“我就可惜一件事，假如结婚后就跟他学画图的话，一定不比他差……”
张开济攒了满屋子老四合院里的明清木制雕饰，多得谁也数不清，这些潜心收藏的宝贝自然在居室中唱起了主角。收集从古建筑、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木雕装饰，那些古建筑、古家具已被毁了，而那些木雕、木刻装饰还栩栩如生。张开济把它们弄回家摆满一屋，挂上四壁。每一件木雕制品都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那些剥离了母体的木雕默默地向这位老建筑大师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开始，他的老伴不同意攒这些东西，说既占地儿又费钱；但看到他特别的喜欢，便逐渐默许了。客厅四壁、床头以及走道两侧都摆满了木雕——这是他数十年搜集、收购的珍品。现在，老伴孙靖的房间里也被摆上了满满当当的雕饰。前些年，孙靖在张开济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也不忘陪他去潘家园旧货市场逛逛，看有没有他瞧上眼的收藏品。
门，是建筑的出入口。中国古代建筑，从它们的个体形象到群体布局，从它们的雕刻装饰到色彩处理，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古代的文化内涵，封建的礼制、伦理道德、理想追求都在建筑上有所反映。“门既然成了建筑上很重要的部分，那么这种文化在门上必然会表现得更为显著和集中。”他拿起一块块雕饰给记者讲，“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这些各式各样的木雕都是古建筑的装饰，一般多用于檐口、梁架、门窗、拦板和室内陈设，尤其在徽派民居建筑中。”
这些木雕，以黑红描金的彩色木雕为主，也有部分清水木雕。其中既有透雕也有圆雕，有小的窗格、柜面也有整片的木床花饰。张开济对这些木雕的主题津津乐道：“你瞧，这是‘福寿双全’，以蝙蝠、不老松组成的图案；那个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边讲，他边一寸寸地小步敏捷地挪动着。
他不时讲解，也不时让记者揣摩其中的含义：什么喜上眉梢、五子登科、八仙过海、关公战秦琼、李白醉酒赋诗、吕布月下戏貂婵及空城计等等，不一而足。“攒这些雕饰花了我不少钱，一小块就好几千。你瞧，这一块讲的是‘李白脱靴’的故事，那一块讲的是‘西厢记’的故事，有意思吧？这些宝贝比我住的这套房子要值钱得多。这不是我个人的财产，是国家的财富，我百年后要将整套房子包括这一切都无偿捐给国家。”
真的，走进张开济的家，就似走进一个小型木雕博物馆。木雕图案中，有人物、风景、花鸟鱼虫，也有房屋庭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还有飞禽走兽及其他图案造型。由于木质坚韧，故做工更为细腻，线条也更为流畅，人物和动物的表情栩栩如生，其构思之巧妙，制作之精美令人折服。这些雕饰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鹄之志。风雅毕具，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登斯庭院，有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细细观赏建筑大师收藏的木雕，令人眼界大开。
张老的收藏除了纪念章、木雕外，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竹雕、铜雕、玉雕和汽车模型及多年拍摄的幻灯片等。摄幻灯片是他的一大爱好，主要取材于泰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外建筑及中国传统民居、城市。这些幻灯片不仅是建筑创作收集的资料，而且也曾用于国外讲学。张开济还有一个爱好便是旅游。“我同老伴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与世界各地。老年人有条件最好出去走走，散散心，感悟人生的美好，也利于身心健康。”
张老善幽默，妙语联珠，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他却一笑了之。善著文，往往能用成语或几句贴切的语言画龙点睛，来形容一件复杂的事物。看问题比较尖锐、敢于直言，但思想不失开放，待人不失随和而诚恳，推心置腹。这便是一代建筑宗师张开济。
对自己的创作、作品的评价，他是坦诚的。他认为自己没有高深的理论，是执业建筑师这一类。对于革命历史博物馆，他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是我设计的，可是我并不否认它基本上还是‘古而西’的建筑，要是它和人民大会堂有些差别的话，那就是大会堂可能更古更西一些而已。”
今天，张老先生离开了我们，但张老的精神、张老的实践、张老的厚望，一定会在新一代建筑师的心灵中迸发出绚丽多姿的火花，照亮他们奋勇前行的路途。他走了，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他的建筑。
（责编 任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