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作为外交的一个门类应该进行很好的总结。各国经济外交的长期实践，以及它所经历的重大、繁多、庞杂的外交事件，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值得归纳和提炼，以便作为今后制定经济外交政策、从事经济外交工作的参考和借鉴。概括起来，经济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大体可分为以下１４个方面：
一、外交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全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战争等特殊情况除外）；必须紧紧围绕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才能使本国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利益。否则，如果脱离这一主要工作方向，很可能使经济发展遭受挫折，甚至导致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换言之，一个国家必须使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在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考验一个国家大政是否偏离主航道的试金石，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繁荣和富强的重要手段。
二战后的日本，长期把维护并赢得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因此，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外交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有所发展，靠自给自足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如果发展内向型经济，工业资源等必须依赖进口，如果只进不出，必然使经济发展失衡。只有走加工贸易的道路，建立外向型经济才是日本最好的选择。战后日本正是根据这种国情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使本国的工业资源依赖国际市场，把本国的工业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日本经济外交正是抓住了日本经济两头朝外的这种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矛盾，为寻找和稳定海外工业资源对本国的供应，以及本国工业产品向海外市场销售全力以赴展开活动。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赔偿外交，还是７０年代的石油外交，以及日常大量的一般经济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往往离不开“市场”和“资源”这两个主题。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时期，日本从一个后进国家，追赶成先进国家；从一个破落战败国，变成发达经济大国。在这种后进赶先进，落后追发达的过程中，单凭本国还较为弱小的企业力量，不仅无法同大的国际垄断资本竞争，而且由于企业的原料、燃料等必须依赖国际市场，企业自身没有能力保证这些工业资源的稳定进口。因此，日本政府不仅从金融、税收、行政指导等宏观经济政策上对企业的成长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对外还由政府直接出面，通过与对方国家政府友好交往、协商或专业性谈判、签订协议等，促使对方国家对本国商品减少贸易保护，开放市场，或者为本国提供必要的工业资源。政府主导的这种经济外交活动为日本企业顺利开展进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但是，在９０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发生转变，由追求经济大国转向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其经济外交由以追求本国经济利益作为第一要务，逐渐转向追求本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和国际政治地位为重点，用金钱铺路，向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目标努力。这虽然推动了日本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资源过多消耗在尚不能短期内顺利解决的政治课题上，不仅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忽视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追求。日本为了得到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提携，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无偿支援美国１３０亿美元。这种做法，是以前一向重视经济利益胜过政治利益的日本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正因为如此，加快了９０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衰落。
从日本的这一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得到深刻启示，一个国家要始终把维护并赢得经济利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坚持这一目标的突出地位，往往就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取得，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开展经济外交活动时，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分析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从外交的角度全力推进，长期坚持，方能收到大的成效。
当本国的经济实力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或在特殊时期，虽然可以适当对国家的其他利益——如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增加外交资源的投入，但仍然不可轻视经济利益这一重点。否则，很可能导致或加速本国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日本９０年代以后的经济衰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二、在谋取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注意，应以不损害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前提，追求双赢。否则，损人利己的经济外交难以长远维持，甚至可能损害本国的长远经济利益。
近代，发达国家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外交，往往以武力为后盾，不惜损害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一种普遍的殖民压迫体制。但这些国家的自我民族意识觉醒以后，通过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在内的多种形式，打破这种损害自身利益的殖民压迫体制。二战以后，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非洲殖民体制的最终瓦解即说明这个道理。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依仗本国比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超前的优势，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等做法，将其作为日本的工业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片面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不顾东南亚当地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７０年代，使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遭到极大损害，东南亚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泰国、印尼等国出现烧毁日本汽车、国旗等民众的反日事件。表明日本片面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损害他国经济利益的经济外交政策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因此，日本福田政府在１９７７年及时转变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政策，开始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互利的经济合作，并向其大规模提供官方开发援助，改善并发展了日本同东南亚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外交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必须限制在正当与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因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损害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那种零和博弈的做法必定带来严重后果，不能长久。所以，经济外交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一定要适度照顾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争取双赢，才是长久可靠的发展和利益途径。
三、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一般外交、外事工作人员，都要以推行经济外交为荣耀，把维护、赢得本国经济利益作为重要职责。一个经济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才能持久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作为领导人，没有理由不把经济外交作为自身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努力加以推行，不应因为本国谋取经济利益而感到耻辱，恰好应因此自豪，并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样才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获得，有利于本国人民福祉的提高。
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做得十分到位。１９９７年５月，法国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这次访问取得重要经济成果，尤其向中国推销空中客车飞机，希拉克总统曾以此项议题能否达成协议，暗示作为访问中国的先决条件，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事前联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大张旗鼓地推销诸如波音公司飞机等美国公司的产品。这表明现代西方领导人对经济问题和本国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正因为如此，从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克林顿总统在位期间，美国经济保持空前的长期繁荣。虽然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能保持长期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否认，克林顿总统对美国经济问题和美国国际经济利益的重视，是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外交的关注却很不够，甚至，不屑于搞经济外交。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日本池田勇人首相访问欧洲，其主要目的是要消除西欧国家对日本的贸易歧视，打开欧洲市场。这表现日本领导人重视经济，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但由于他过于关注经济问题，因此，被欧洲当地的报纸讽刺为是日本半导体推销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恼火。这反映，在一些大国政治家羞于使自己陷入通商事务，而以把握政治、军事大方向引以为自豪的年代，日本的最高领导人却频频涉足对外经贸事务，在国际上被看作另类。日本领导人虽然尽量推进经济外交工作、为本国赢得经济利益，但他们自身仍然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局限。在国际社会不崇尚、甚至贬低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政治交往场合专注于经贸问题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当本国产品的“推销商”。这和９０年代以后，一些大国领导人以作为本国产品“推销员”自豪的情形大相径庭。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曾很自豪地与他谈起哲学问题，当然，最主要谈的是国际政治问题、两国政治问题等，对经济问题几乎很少涉及。这从另一方面印证当时（冷战年代、革命时代），伟人、大政治家往往从较高的政治层面、上层建筑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外交问题，对于经济基础、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摩洛哥王国。周总理发现，摩洛哥一家由意大利技术建立的炼油厂和中国兰州炼油厂生产能力相同，但是，人员投入却反差极大，中方的职工达６０００人，而摩方包括技术培训人员在内，仅有３００余人。周总理当时就指示，回国后，要派石油部技术专家前来考察。访问时，还发现，摩洛哥的柑桔品种好于中国，周总理即决定派专家考察，如条件允许，把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内。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数月后，不仅石油部派专家前往摩洛哥考察炼油厂，广西、西双版纳的柑桔专家也赴摩考察，还聘请当地的法国专家来中国讲学，引进３００株、３０多个品种的树苗。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活动，可以说是在那个革命、一切围绕政治、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在外交、国际场合关注具体经济问题，从事经济外交的典范。但在那个年代，这种外交毕竟不占主流或重要地位。这当然是过去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纵观历史和当今，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中，特别关注经济问题、关注本国经济利益，重视经济外交，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容易获得较好的发展。反之，则难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成果。因此，我们提倡，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以更多的精力关注本国经济问题；在国际场合从事经济外交；在涉及宏观和全局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为本国赢得经济利益。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本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四、一个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必须始终把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经商权力、使他们个人富裕，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目标。外交人员不仅要培养国本主义思想，更要树立民本主义的观念，以民本主义代替国本主义。俗话说：小河涨水，大河满。一个国家的国民富裕起来，国家的富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与后盾，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否则，仅仅强调国家富裕，而百姓得不到更多的利益和实惠，国家的富裕则是空中楼阁，难以持久。小河无水，大河涸。
发达国家从近代开始，其外交机构和人员就十分注重维护本国商民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近代，英国驻在世界各地的领事，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本国侨民的经济利益。在１９世纪末，英国的一些领事经常向本国政府报告德国贸易代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情况。１８８８年，俄国驻波斯公使还因为波斯政府把卡伦河的航运专利权给予英国的“林茨兄弟”公司，不断向波斯政府施压，甚至，不惜以动用武力相威胁。最后，迫使波斯政府授予俄国商人有在里海恩泽利港附近波斯领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把波斯领海经营渔业的专利授予俄国资本家亚诺佐夫兄弟。
这种重视维护本国公民经商利益的外交努力，是发达国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传统延续至今。只不过，在当代和平民主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压迫、强权外交的色彩有所减弱，大多能在国际法允许的框架下进行。
过去我们经常用“大河涨水小河满”来比喻国家富裕才能带动民众个人富裕的国本主义思想教育干部群众，实际这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念。中国应该改变过去国本主义的政治理念，以民本主义代替国本主义。或者既提倡民本，也提倡国本，但应把民本置于优先地位，民本之后才重视国本。虽然国本与民本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对辩证关系，但两者在追求目标方面的确存在一定差异，有不同效果。
五、利用并创造多种机会，适当举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举行直接以国际经济交流为目的和内容的经济展览会、经贸洽谈会等博览经济活动，有益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加大力度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国际经济洽谈会、国际经济博览会等创造国际商机。
日本政府通过举办大型国际文化活动，来达到促进文化、经济交流，发展经济和向世界推销日本的目的。１９６４年举办东京奥运会，１９７０年举办大阪世界博览会，以后又多次举办性质类似的活动。为成功举办这类活动，不仅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本，以此刺激经济发展，而且举办这类体育文化活动本身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如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界博览会，不仅向世界介绍日本，使世界人民了解日本的发展状况，而且用门票、广告、旅游、出租场地等方式回收资金，赚取外汇，促销本国商品。
２０００年，澳大利亚政府成功举办悉尼奥运会。悉尼奥运会的投入是３０亿美元，出售转播权盈利６亿美元，旅游收入增长１５％，与奥运相关的经济产业增收４０亿美元。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取得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资格和权利，拟投入２００亿美元用于有关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要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目标，将极大带动现代环保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中国上海成功申请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有助于推动上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另外，没有文化招牌的国际经贸交流会、展览会等博览经济，在世界也被各国广泛利用，尤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举办了几十年的广交会，以及后来举办的哈尔滨国际经贸洽谈会等，直接以经贸往来、投资洽谈为内容的博览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向各国促销产品，增进经贸交流的重要渠道。
除带有国家全局性质的国际文化经济活动以外，还要大力倡导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和实际，大搞国际文化经济活动。
这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直接以经济交流为内容和目的的经济博览活动，促进举办国获得经济和商业利益，尤其值得国际文化活动和博览经济还很薄弱的中国和各个发展中国家借鉴，并适度提倡。
六、对外援助兼顾本国经济利益。任何发达国家或大国在决定对外援助时，都不能不考虑其援助对本国的意义。真正“无私”的援助非常罕见。在实施对外援助时，适度照顾本国利益，尤其兼顾本国的经济利益，不仅有其合理性，也使援助带有互惠性质，容易使援助长久坚持，并达到相当规模，对受援国也有利。否则，仅仅单方面馈赠和付出的援助难以长久。
由于援助国、援助时代及援助内容的不同，各国援助政策与活动的出发点有很大不同。日本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以前的对外援助几乎完全为本国的经济发展考虑。因此，这时日本对外援助最常用的方式是对外商品贷款。它以受援国必须购买日本商品为条件。所以，它的真正援助对象实际是日本产业。这种援助形式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经常采用，但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外援助和日本如出一辙。在援助时，美国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决不亚于日本。长期以来，美国的双边援助大都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挂钩，美国负责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国际开发合作署援助支出约８０％花费在美国。
当然，日本、美国在援助上的这种做法，有过分谋取本国私利之嫌，其他国家不应全部照搬，但可以借鉴。在援助中，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谋求双赢，有合理之处。
１９８１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执政，让·皮埃尔·科特出任法国合作与发展部长，计划开始大量增加法国官方发展援助，由１９８０年占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０．３５％，增至１９８８年的０．７％。他宣称：援助必须是无私的，不能借经济援助之名，行扩大本国影响之实。并且以受援对象是否维护“人权”等作为标准，而较少考虑法国的经济利益。此后，法国的对外援助虽然升至１９８８年占ＧＮＰ的０．５％，１９９１年占ＧＮＰ的０．５６％，但因法国的经济力量有限、经济利益有限，没能达到预期目标。
石油危机后，日本增加以本国经济安全为目的的援助，但安全援助往往也同时兼顾本国的经济利益。对建设项目的日元贷款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它仍是日本对外援助最主要的一种形式。这种项目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建设有很好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对日本也有很多益处。首先，７０年代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国内存在大量游资，通过日元贷款消化一部分游资，对经济平衡发展大有好处。其次，这种日元贷款虽然有很多没有附加条件，但受援国家一般还是将其还流给日本。实际上间接支持了日本的产业。第三，尽管贷款的还期比较长，但毕竟不是白送，等于把国内剩余游资放到国外储备。第四，贷款援助对援助国家来说，便于实施，手续简便，行政成本支出小。
日本ＯＤＡ的这种实际情况，说明日本在进行对外援助时，始终没有忘记本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日元贷款这种形式的援助一直占其对外援助的主要部分。这特别值得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大国的中国借鉴。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更多力量进行对外经济援助。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对一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或暂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些国家又不能不进行援助，尽到作为世界大国和友好国家的责任。那么，中国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采取向对方国家援助的同时，也使本国经济受益的做法。这是作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的权宜之计。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则更应该加大赠款和技术援助的比例。
七、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注意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维护并支持本国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利益和发展需要，如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同时，应该支持世界正义和进步事业，这对保证本国利益有帮助。但要量力而行，不可超出本国经济实力勉强为之。
以经济手段在国际上维护并赢得本国的政治、安全、文化等利益是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被普遍应用。早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租借法案”把中国列为受援国家，他说：“中国同样显示了亿万平民反抗肢解其国土的伟大意志。”“美国已经讲明，中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美国给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贷款即达１．７亿美元。显示美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支持。此后，美国继续支援中国抗日，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这对美国自身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战场之一，牵制大量日本侵略兵力，减轻美国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美国为了维护其中东政策，保持与盟友以色列的关系，每年给以色列约１０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美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着眼点不在经济利益上，而主要是让中东地区惟一一个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相同，又与美国坚定友好的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保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据点，维护并扩张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需要和利益。因此，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外交是在用经济手段维护本国的世界战略及国际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具有一定实力以后，在国际上，都要拿出一定的经济力量用于维护本国经济以外的利益，但这种做法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同时，也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历史潮流。美国六七十年代，对南越等世界上腐朽反共政权的支持，就是为了本国的政治、安全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导致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衰退。
八、根据形势变化和矛盾转换，适时调整经济外交步骤与重点，不断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最佳政策效果。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以前，由于日本经济尚处于追赶阶段，日本政府担心本国资金和经营力量外流，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行极其严格的限制。到６０年代末，日本基本完成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即位居世界第三。日本企业在国内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急于到国外拓展经营空间。这时，日本政府及时放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允许每件在２０万美元规模内的投资可由日本银行自动批准。接着于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连续三次实行对外投资自由化措施。对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不仅很少限制，还鼓励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进行直接投资，利用那里廉价劳动力，赚取海外利润。
日本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上的这种转变，适应了７０年代日本经济已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并有一定剩余资金这种国情。这时，单靠扩大贸易刺激经济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本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加以促进。
８０年代，由于日本同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日趋激化，影响相互之间的全面关系。为减缓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向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同时，还想借此利用欧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发达的信息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本国的世界经营体制，以便进一步增强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实力。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既相对稳定又不断调整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要根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不断转化，适时调整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在矛盾没有转化的时候，要保持政策相对稳定。一旦形势变化，矛盾转化，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也要相应改变。没有永恒固定的矛盾，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
九、不能闭关锁国，适时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必要，中国因为过去闭关锁国政策，迟滞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适时建立全面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和日本等的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过去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有利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做法，成为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从８０年代开始，努力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把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增强本国总体竞争力，努力规避可能带来的风险。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发展十分显著。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８％，成为经济发展迟缓的世界经济中的亮点。另外，由于中国不断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再加上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大国中最具活力、恐怖威胁最少的国家，因此，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到中国投资设厂。２００２年，中国实际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达５２７．４３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１２．５１％。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外经贸部投资管理司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２年，全国进出口总值达６２０７．８５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２１．７７％，其中出口总值达３２５５．６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３０％；进口总值达２９５２．１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２０％。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３３０２．２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４５％；其中：出口额达１６９９．３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５５％；进口额达１６０２．８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３５％，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企业自用设备１７１．４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０７％，占其进口总值的１０．７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外交一直致力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活力。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作为西方阵营国家，在经济上很少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往来。而西方阵营的一些国家又对日本实行贸易歧视政策。这对日本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十分不利。日本政府认识到，要想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不能自我封闭。那么，加入对国际经济大循环起重要调节作用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自然就成为日本的目标。
日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ＩＢＲＤ）、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等；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本国市场。日本政府在要求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时，既不为加入一味地向其做不顾本国利害的妥协，也不固执本国的原则，墨守成规，而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态度，根据本国国情变化，调整加入活动。由于战后的特殊情况和日本经济发展不成熟，日本得以带有保留条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全项加入。
日本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同时，着力在本国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也是成为几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全权成员的必要条件。５０年代中期，日本市场的自由化比率只有约４０％。随着日本经济成长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强，政府对企业提出开放市场期限，督促企业提高竞争力，并按计划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大规模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实行商品自由化，使自由化比率达到约８０％以上，同时实现汇兑自由化等。日本在开放市场时不忘对本国经济保护。通过关税、行政指导、政策法规和一些非关税壁垒等，对本国经济薄弱环节，在开放中保护。这使日本经济既能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中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跟随先进国家的发展节奏，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发达国家经济对日本民族经济的损害。
上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不能闭关锁国。要想如此，首先必须加入具有全球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但是，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和建立开放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要以大局为重，不失时机地抓住本国的大利与大益，又不可急于求成；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参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善于妥协；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在开放中适时适度地保护本国经济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和部门。
十、经济、政治与安全等利益兼顾的经济外交值得玩味。经济外交的各种功能要相互协调，适度发展，对本国才最为有利。
日本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很多一箭双雕或一举数得。日本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即带有此种意义。在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ＯＤＡ（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发展援助）中，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东盟各国始终是重点。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安排？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该地区援助可获得多重利益。第一，该地区是战后日本传统工业原料、燃料、粮食供给地。通过对该地区的ＯＤＡ，不仅加快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很多ＯＤＡ项目针对日本所需的工业原料、燃料和粮食项目进行。这种援助是让日本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是对日本自身的援助。第二，该地区控扼日本石油航线要道。通过ＯＤＡ增进与该地区国家友好关系，对保护日本石油航线安全十分有益。第三，从日本的视角来看，对该地区援助，特别是对东盟国家援助，可使日本获得战略性平衡的政治、安全效果。７０年代以前，日本对该地区援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以促进其社会稳定，达到对抗中国等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目的；７０年代以后，则含有抗衡苏联对这里插手，抵制越南扩张的考虑；冷战结束以后，则有谋求该地区获得新平衡的打算。第四，日本一直把东盟、东南亚地区看作本国在亚洲及世界发展政治、经济势力的基础。日本要在国际政治上有所作为，离不开这里一定数量小国的支持。要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体制更需要这些国家配合。所以，对此援助有利于日本长远发展。第五，通过对该地区援助，日本可以把在本国已落后，但还需要的夕阳产业转向该地区生产，以使本国集中力量发展更高级的产业。
法国和日本同是对外援助的重要大国。长期以来，法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非洲法语国家，即前法国殖民地国家。非洲法语国家占法国对外援助的比例，１９８０年为６１．９％，１９８２年为６０．４％。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非洲获得法国官方援助占法国对外援助的比率为５７．２％。法国在对外援助上为什么要实行法语国家优先、非洲优先的政策呢？原因很复杂，关系法国的多重利益。第一，从近代开始，法国与非洲殖民地有密切交往的传统；第二，这些国家是法国重要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第三，对利比亚等阿拉伯产油国援助，涉及法国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战略能源——石油的供应问题；第四，法国在９０年代，以“民主化”、“自由化”为援助条件，其用意在于向非洲国家扩展法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法国对法语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和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是能给法国带来多重利益的经济外交行为。
经济外交有为本国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服务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之间必须相互协调，不可过度倚重一方或偏废一方，只有形成适度的平衡关系，对国家才最有利。但适度的平衡关系决不是使各种功能进行简单的数学平均，而应该是在追求国家根本利益之下的战略均衡。
石油危机以前，日本经济外交几乎完全专注于本国经济利益，追求本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或很少考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谈不上以经济外交手段增进日本经济安全。石油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才强制性地迫使日本政府以一部分经济外交政策活动增进日本安全。同样，９０年代，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急于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表现为经济外交有些过于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倾向。这样，势必削减经济外交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功能，就或多或少地损害本国的经济增长。
由此可知，在经济外交的各种功能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战略均衡。不能过份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否则，会导致国家利益失衡。
总之，在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外交政策与实践中，一举数得，能获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利益和效果的经济外交，往往被当作重点，长期坚持执行。日本对东南亚、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援助就是例证。值得我们借鉴。
十一、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不协调，阻碍国家利益最大化。
经济外交除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以外，它最原始、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一特点，经济外交要打破一切可能损害本国经济利益的束缚，充分发挥自身的基本功能。但是，它常常受制于各种因素，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不能协调发展即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从服务于本国经济利益而言，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本可以在中国大陆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展风采，但日本政治外交的基调是继续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封锁中国共产党政权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允许其经济外交在这些国家施展。而中国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潜力极大的市场以及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地域关系，本应是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极好对象，但由于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的这种矛盾，在战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不得不舍近求远，偏执地向东南亚发展，图谋替代中国。从经济外交立场上来说，对中国和东南亚应该兼顾，而政治外交却强使其舍去一方，不得兼顾。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利益的一大损失。
在对北方领土问题上，日本长期坚持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束缚了对苏、对俄经济外交的发展。前苏联和俄罗斯都曾多次表示希望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开发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日本极其需要西伯利亚的资源。日本企业家想在投资与开发西伯利亚中大获其利。但日本政府因北方领土这一政治外交问题限制对苏、对俄经济关系的发展，最终损失最大的还是日本。韩国等捷足先登，已经开始抢占俄罗斯投资市场。
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美国长期以来执行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这种政治外交政策使美国同阿拉伯产油国产生深刻复杂的矛盾，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威胁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有害。美国的这种中东政策，使美国在中东政治和经济利益难以协调，甚至处于矛盾状态。因此，受对以色列传统政治外交的牵制，在中东地区，美国的经济外交难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所以，从经济外交角度而言，只要对本国经济有益，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就应该尽可能地打破一切束缚和界限，逐利而行。政治外交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其基础必然包含本国经济利益。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使政治经济目标协调，这样，才不会偏执一方，相互兼顾，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十二、对本国市场过度保护，不仅容易引起与外国激烈的经济贸易摩擦，也会影响某些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很多消极后果。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日本限制进口的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外国商品进口，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日本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政府的行政指导，政策法规限制，舆论导向，商业习惯等等五花八门的层层阻碍。关于大米进口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以致美国、欧盟等关于日本开放市场的谈判，每次都争吵得十分激烈。虽然日方在每次谈判中都能拿出看似有理的理由，不肯轻易让步。但实际贸易中存在严重出超以及这种激烈争吵的谈判，不仅给日美、日欧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也使本国有些经济部门因缺乏激烈国际竞争，难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日本经济技术、经营水平、劳动力素质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可以更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有能力和力量应付更激烈的竞争。但日本却固执地进行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不能不引起它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感。而且，像对大米市场等过度保护，使日本大米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也损害日本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说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作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时适度保护本国市场，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利大于弊；那么，当今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大国、贸易出超大国的日本，这种保护贸易的做法则弊大于利。发达国家和有希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国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以此为戒，认真总结日本在贸易保护方面的利弊得失，要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竞争，增加经济活力。
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把开放本国市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逐步加大开放力度，以至于最终基本实现完全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在竞争中形成各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不能与世界经济同步竞争，就不能获得与世界经济的同步发展。所以，开放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应本国的国力和国情，切忌盲动。否则，不顾本国承受能力的盲目开放，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对本国经济的监控能力，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
十三、制定和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政府各部门要密切协商，政策与行动相互配合，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在日本经济外交中曾出现过因内部意见分歧，损害本国利益的情况。１９８８年，在关于牛肉、柑桔自由化的交涉中，外务省等部门想通过妥协使谈判尽快结束，以便在较为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农林方面的自民党议员们却坚决反对外务省的做法，他们压迫在谈判中起主要作用的农林水产省，要不惜与美方在关贸总协定中一争高下。恰在此时，美方拒绝外务省比较支持的增收附加税代替关税的主张。外务省和农林省想用附加税代替关税，名义上的解释，是为调节进口牛肉和柑桔的公司在日本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上的收益，而实际上，因为附加税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变动，很容易成为日本政府限制自由化的手段。农林方面的议员们却连这种有利于日本的妥协也表示反对，对农林省施加压力。因此，主要负责谈判的农林省对此没有过于坚持。这使日本在谈判中失去最好的选择时机。在美国日趋严厉的压迫下，１９８８年６月初，不得不向美方全面让步。即决定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起逐渐放宽进口限额，每年增加进口６万吨牛肉和２．２万吨柑桔，到１９９１年４月实现全面自由化。牛肉在头３年保持７０％、６０％、５０％的高税率。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１年６月，日本与欧共体关于汽车对欧共体出口问题争吵得十分激烈。欧共体委员会主张由欧共体对日本汽车进口实行统一限制。日本内部出现很大分歧。通产省主张日本实行自主限制，而汽车各大厂家和汽车工会却坚决反对通产省意见。这使通产省原来以自主限制方案为基础，对欧共体国家分别做工作，与各国单独达成协议的计划受挫。按原计划于１９８１年５月底出访欧共体国家做说服工作的通产省天谷审议官，因日本国内无法确定统一意见，在出访时拿不出任何明确方案。日本内部的分歧，直接影响对欧共体的交涉与谈判，损害了解决这次摩擦的效果。欧共体最后对日本汽车进口采取监视制度。这比由日方实行自主限制严厉，对日本不利。
日本政府内部的这种分歧、甚至表面化，对其经济外交效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也使日本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这类教训极其深刻。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或进行经济外交活动时，政府各部门以及民间各利益团体等，相互之间一定要进行充分协商与协调。不仅要尽可能照顾各方利害，而且一定要以国家大局为重，用国家全局和整体利益来统筹和约束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方案和计划，采取一致步调，相互配合，一致对外。这样，对本国才最有利。否则，相互掣肘、自相矛盾，或步调不一，是国家之大害。
十四、以政治盟友的形式换取经济利益是经济外交的一种变相手段。
一些弱小贫穷的国家为赢得经济利益，往往与大国、富国结成政治盟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不仅能够得到对方的政治提携和保护，而且因为其对大国、富国的政治支持，往往能得到大国、富国给予经济利益上丰厚的回报，这又成为它们长期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这些大国、富国的原因。因此，这种形式上是政治外交，而其中隐含谋取经济利益目的的外交，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外交，它能给弱小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好处。
日本在战后作为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深受美国青睐，得到大量经济利益。战后初期，美国不仅向日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而且因为日本对美国的政治效忠，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向日本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设备持鼓励态度，廉价向日本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这对日本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非洲、加勒比海等地区的一些贫穷小国，为了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通过政治上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或在联合国表态支持台湾等行为获得台湾大量的经济援助。某个太平洋小国向中国政府暗示，因为台湾的经济拉拢，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否则，可能转向求助台湾。这也是一种用政治筹码换取经济利益有效的经济外交。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