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领导他们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运动式救灾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民间自由借贷死滞、灾民副业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等，也值得思考。
关键词：乡村政治重建；救灾运动；商水县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094－08
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乡村不但曾经战争之苦，而且仍然不断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共产党新政权采取多种举措、积极救灾，成效显著。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①，多是对具体救灾措施的论述，而对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新政权应对灾害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缺乏应有的学理探讨。与旧政府相比，正是基于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有效动员手段，使新政权能够在生产力水平依旧的情况下，领导灾民以运动的形式成功应对灾荒，本文以建国初期河南商水县的灾荒应对为个案加以分析。
一、新政权展开的的救灾运动
商水县位于豫东平原。近代以来，商水县一带日益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沙河、汾河水害不断，给当地乡村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面对频发的灾情，国家（政府）往往无力救治。1947年11月，商水县的历史出现了转折——共产党建立了商水县新政权②。面对连年灾荒这一历史性难题，在生产力水平依旧的情况下，新政权采取了全新的应对方式：在必要的救济之外，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救灾运动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党和政府把救灾作为中心工作之一，通过动员（包括政治、组织和思想动员等）的方式，充分发动干部群众、以达到广泛的社会参与，从而有组织、有目的领导受灾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的过程。运动的效果取决于领导者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群众的参与程度，而群众的参与程度与群众的组织程度、对权威的认同心理以及运动与群众利益的关联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1. 救灾运动的组织与动员
（1）救灾指导方针。建国初期，面对各地频发的自然灾害，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总结各地经验，对于救灾工作形成了成熟的指导方针——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③。在此方针指导下，政务院要求受灾地区各级人民政府，把“救灾工作作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凡是与救灾无关的工作，该停则停，该缓则缓，切实集中全力领导灾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④。河南省则强调“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救灾工作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完成。”⑤由于连年水害，解放初期商水县几乎年年组织救灾运动。如1953年秋，在沙河柴湾决口、全县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商水县提出，贯彻中央的救灾方针，组织群众，在全县展开生产自救运动⑥。
（2）救灾的组织机构。以1953年为例，当年8月水灾发生后，商水县委提出：救灾工作要全党动员，县委分工、分片包干，县委书记秦春阳全面负责全县生产救灾工作并具体负责12区、县长戈锋掌握防汛工作并负责6区，其他县级领导各有分工，县直部门根据生产救灾这一中心工作，制订计划。县、区、乡、村均建立了生产救灾的组织机构，制订汇报负责制度——村向乡三日一报，乡向区五日一报，区向县七日一报，各有专人负责。专门抽调、组织了232名干部深入到受灾的区、乡、村，甚至深入农户家中，组织发动群众。县委还组织了6个工作组，下驻重点区、乡，另有3个巡回检查组，深入灾区乡村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同时要求合作社、贸易公司、银行等财经部门必须服从中心工作，大力支持生产救灾、扶持灾民生产、战胜灾荒⑦。形成了以县委为核心、以灾民生产自救运动为中心工作，统一领导人财物的、自上而下的、严密的行政组织网络。
（3）救灾运动的乡村基层动员。县、区、乡、村救灾机构设置、任务分配的过程，也是行政机构科层的动员过程，但国家（政府）意志要转化为大规模群众的目标与行动，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对乡村基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以及贫雇农积极分子的充分动员。
一般来说，灾区各乡首先召开全乡党团员及乡委员以上干部会，传达上级的救灾精神，如“下定决心，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发挥一切力量，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战胜灾荒，保证不饿死人、不逃荒，争取不卖或少卖牲口”等，或其他类似的话语。先打通这些人的思想，然后再由他们到群众中去，以通俗易懂的口号（如：悲观失望非好汉，男女老少一齐干，团结互助搞生产，消减灾荒吃饱饭），广泛宣传、贯彻生产救灾精神，破除群众听天由命、等待救济吃饭的思想⑧。
在对受灾群众宣传动员的同时，乡、村干部（其中基层党支部起了核心作用）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逐户排查、摸底，经群众评议，弄清灾情状况，然后研究有哪些副业生产门路可做，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贷给农户生产本金，组织发动灾区群众参加副业生产。尤其是政府大力扶助、推广的临时副业生产互助组，资金（国家贷一部分、灾民集一部分）、技术（发动有技术的骨干灾民）、劳力（灾民）三结合、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体现出了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优越性。
2. 救灾运动的展开
（1）政府对灾民的急赈救济与以工代赈。灾荒面前，救急如救火。1949年商水县部分地区春荒严重，虽然有繁重的支前任务，但新政权仍然作出了积极努力：发放救灾粮共计46万斤⑨；此后，政府对灾民赈济的力度进一步加大。1951年春，商水全县共有非救不活的灾民5000人，缺粮约165万斤。为此，政府下发救济粮64.5万斤，生产救灾贷粮15万斤⑩。该年度，一区马庄乡得到救济粮5500斤，生产贷粮20000斤，牲畜饲料贷款800万元{11}，寒衣500套{12}。1952年全县共发放救济款3.3829亿元，1953年5.7610亿元、救济7588户，1954年9.1251亿元、救济2347户{13}。除直接的急赈救济之外，政府还对灾民的公粮、贷款照顾减免。如一区马庄乡，1951、1952年因汾河漫溢又连遭水灾、损失惨重、农户生活异常艰难，全乡非救不能过（日子）、非救不能活者831人。于是政府几乎全部免去了该乡两年的公粮（该乡611户、2858口人、9051亩耕地，若以人均公粮25斤计算，全乡两年应交公粮约143000斤，但两年仅交公粮2781斤），而且又豁免了该乡1952年的贷款共计1.2亿元、折谷子40万斤{14}。
除直接的救济之外，商水县积极组织灾民实行以工代赈。在1949年春荒之际，政府筹集36万斤粮食修沙河河堤，实行按地域出工、按村庄分段的原则，进行以工代赈。一面做好水利工作，一面解决群众困难，寓救于治{15}。1953年水灾严重，河南省政府特意安排商水县组织13000余人赴长葛修飞机场，补贴民工生活并发工资，寓赈于工{16}。
（2）政府还扶助灾民生产自救。仅仅依靠国家救济而没有灾民生产自救是远远不够的，商水县政府指导下的灾民自救体现在：
一是扶助受灾群众进行副业生产。在农闲季节，乡村干部积极组织、领导灾民进行副业生产。号召男女老幼齐上阵，村无闲户、家无闲人，能干啥干啥、会干啥干啥。结合上级发放的生产贷款、筹集自有零星资金，大力组织副业生产小组。如，“三区组织小车298辆，共505人，六区的运输队有9048人。”“除去磨豆腐、油坊、粉房、熬硝盐、编筐协助发展外，三区并组织挖藕组30人，捕鱼组854人。”“六区王鸦庄组织运柴小组下乡买柴到周口去卖，每人每趟能推240斤，身体弱的推190斤，每趟能赚100斤红芋，现全村组织了小车37辆。原统计缺粮户45户，现在除（全部）够吃外，还有5户有积余，今春全村生活不成问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