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美学与美育的角度对“石门坎现象”进行解析，发现英国传教士将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审美化、艺术化，以“先美育，后布道”，“先办学，后传教”等方式于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传播基督教，使宗教在浑然不觉间植入石门坎苗民的情感，进入苗民的生活。“石门坎现象”实为西方传教士传教目的下的一次美育操作。
【关键词】石门坎现象 基督教 美学 美育
前言
石门坎是贵州省威宁县西北与云南接壤的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位处乌蒙大山深处，天荒地绝，鸟道蚕丛。在文化版图上，这里曾是茅塞未开的地方，居住着“晦盲否塞”、“蠢如鹿豕”，靠“结绳刻木”记事的大花苗，以及少量的彝族和回族。和深处偏远大山中的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一样，石门坎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村寨，而在20世纪初，随着英国传教士的到来，其逐渐成为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兴建了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历史上首倡并成功实践双语教学；开创中国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编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成为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且自1904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到威宁传教并主持了第一场苗族礼拜后的10年内，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石门坎陡然间声名鹊起，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海外天国”、“文化圣地”，海外信函只需写上“中国石门坎收”字样，便能寄到。此“石门坎现象”，引来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有人将“石门坎现象”归结为西方宗教对华传播的“文化侵略”的一次成功，还有学者认为“石门坎现象”是偏远乡村在外来优势文化驱动下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例，是外来先进文化对封闭落后地区的一种现代性的文化建构；面对前人的结论，笔者渴求更深的追问，石门坎苗民速度惊人的皈依运动背后潜藏着基督教文化怎样的强大渗透方式？石门坎巨大的文化变迁背后隐含着西方文化怎样的先进传播手段？一种宗教在异质文化中成功传播，其决定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本文认为，在传教目的下的美育操作，对宗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渗透功能与传播媒介的扩张性叠加在一起时，便产生了“魔弹”般的威力，于是促成了“石门坎现象”的形成。
以美育之匙叩开信仰之门
在对基督教在西南的传播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真正让苗民开启心扉，敞开怀抱接受英国传教士和基督教文化的并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教义，而是一些极富艺术感染力和美育价值的幻灯片、图片、故事、歌曲，以及体育运动等。
英国传教士进入贵州的传教活动始于1877年，但他们初期的传教活动并不成功。尽管早期进入西南的传教士都有着狂热的献身精神，竭尽全力传教布道，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传教效果甚微，“到1895年，在黔的内地会传教士19名，而信徒不上百人。①”传教士威廉斯在一封信中对当时教会的萧条情状有着这样的描绘：“礼拜天，好久以来都被人忘却了……有两三次，我虽然按照规定宣布了宗教活动的时间，进到教堂内，令人沮丧地只见到教会的职员。后来，我们已经付了三个洗礼，才勉强有个把人在房外参加活动。这种对宗教的十足冷淡，我承认是对我的一个严峻的考验。”②包括后来在石门坎“叱咤风云”的传教士柏格理，他早期在云南昭通传教的成效也非常小，王明基在《昭通教会史》一书中记载了柏格理牧师当时的情状：“柏牧师经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市乡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恒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③
英国传教士在西南传教的萧条局面一直持续到1900年时，才在安顺教区传教士党居仁（J. R. Adaems）那里得以扭转。起初，党居仁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一味组织宗教活动，直接宣讲教义，单纯布道，但成效极小。后来，党居仁将单一的布道转变为将布道活动与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结合全面推进，并借助生动、形象，易于感染苗民情绪，煽动苗民感情的手段和方法推进各项活动，他带着一部幻灯机和一些介绍基督生平的片子，到各个苗族村寨中巡回播映，用幻灯片介绍基督生平，生动地讲述基督救世的故事。这一方式立刻引起了苗民极大的兴趣，“幻灯片有着强烈的诱惑力，苗民从周围各个村寨纷纷前来观看基督降世、殉难以及救赎人类的故事”④。由于播放幻灯片只能在夜间进行，党居仁便趁机在苗民家中过夜，并借机给苗民们讲故事和唱赞歌：“围坐在冒烟的柴火边，他常常向苗民谈论福音直至深夜，同时还教他们用本部落语言唱基督赞歌。”⑤这一方式也较为奏效，苗民们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到1900年初时，一批花苗、水西苗从周围250多个村寨赶来聆听亚当（党居仁原名）先生布讲‘福音’”⑥。
党居仁的幻灯、故事和赞歌不仅吸引了他所在的安顺教区的民众，还吸引了远在威宁的苗民，他们背上干粮跋山涉水，走上整整十几天的路程来到安顺倾听他的故事和赞歌。他们中有一个叫保罗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他回到自己的寨子“葛布”（当时属于威宁州宣化区归化里，现属赫章县可乐区）后，就发动村民们聚集在山坡的空地上唱赞美歌，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他们唱得笃实而真诚，常常沉醉在自己的歌声和情绪里。党居仁得知此事后便派了两名苗族传教士—杨庆安和陈子明—前往协助保罗，在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之下，乌蒙山区的第一个苗族教会在葛布成立了。
艺术作品具有怡悦性情的审美因素，幻灯片、故事、赞歌等都是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是视觉、听觉、情感、审美的“合体性”艺术，它们采用艺术化的图像或声音，反映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并向人们传播思想感情信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启迪。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具有非语义性、多解性。虽然艺术的抽象手段与科学的逻辑概念表达相比要模糊得多，艺术的委婉陈述与宗教教义的直观表达相比要抽象得多，但艺术能从视觉或听觉的途径快捷地影响情感，触动灵魂，“艺术和审美教育能够使人暂时超越生活的苦难，而获得安慰和幸福”⑦。这恐怕是宗教的空泛教义很难企及的。
党居仁于是将宗教传播媒介艺术化。早期的传教失败教训让他明白，对于“茅塞未开”的苗民来说，要理解和接受“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等教义是非常困难的，而幻灯片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模样却是很容易让他们感同身受的，故事中圣徒为救赎人类而历经磨难忍受痛苦的行为是很容易令他们动容的，赞歌所蕴含的庄严而圣洁的情感是很容易引起他们共鸣的。于是他改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和美育手段取代枯燥费解的读经布道方式，首先借幻灯图片、照片这类传递信息较为清晰明确的“热媒介”⑧，让苗民轻松快速地接受信息，产生情感共鸣，然后再通过故事和音乐为载体宣传教义，激发和强化情感，将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渴求。尽管当时苗民只是领悟了这些宗教载体的情感语义，作为传播受众的苗民对传教士传递的信息只是选择性地接受审美层面的内容，他们只是笃实而真诚地唱赞歌，只是沉醉在自己的歌声和情绪里，并不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毕竟他们的心扉已被开启，作为受众，他们已经与传播者产生了浅层次的双向互动，传教士由此找到了通往“石门”的路径。
以美育之径实现传教之旨
党居仁在安顺及葛布的影响逐渐传到了滇黔边境的石门坎苗民那里，他们不顾路途遥远艰辛赶到安顺，渴望看幻灯听故事唱赞歌。由于这些苗民的居住地距离安顺教区太远，党居仁感到鞭长莫及，便将他们介绍给了云南昭通循道公会的柏格理牧师。1905年3月29日，柏格理走进石门坎，开始了他辉煌的教育事业和传教事业。在对石门坎进行的多次深入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传教目的是无疑的，但与众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相对比，柏格理的传播方式却是独特的，甚至是有悖于教会规定的。
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修建学校和教堂。西方传教士借办学推进传教的做法并不鲜见，但柏格理在办学中并没有把传教目的放在突出的位置。学校的学制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初级小学四学年，高级小学三学年。初小课程主要是《绘图蒙学》看图识字，没有《圣经》课。高小课程有《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书法、图画、音乐，此外还加上四书五经，《圣经》课每周只有二节，甚至有时没有开课。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我们不难发现，宗教的内容只占据了非常小的比重。
柏格理在办学过程中非常重视艺术和美育课程，从光华小学开始，到后来的石门坎诸多学校都是音、体、美、劳丰富多彩，全面发展的学校。教会引进小号、风琴、口琴等西洋乐器，在学生及民众中普及五线谱知识，教唱《赞美诗》，并在学校和各村寨组织“唱诗班”。据资料记载：“过去石门坎的学生到四年级后就基本掌握了简谱。即使是一首老师没教过的歌，学生也可以自己看词谱唱”⑨，甚至很多一字不识的村民也会识五线谱。从石门坎教会《溯源碑》上便可窥见当时的情形：“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后来中国牧师钟焕然也对此情形作过细致的描述：“从1905年开始，苗族青年男女积极学习文化，尤其爱好歌唱，努力学习乐谱音调，不管白天夜晚，或在家或在山野，随处都在练习唱歌。当时过路人听到随时都有唱歌的声音，很感奇怪。”
教会还充分利用大自然这个天然大课堂，把一年四季的实践活动都作出精心的规划，引导学生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春攀薄刀岭，夏聚端午会，秋访苗家寨，冬探麻风院。
此外，学校还开设体育课程，虽然只是副科，但柏格理极为重视，他在民众中普及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如团体操、足球、田径、游泳、赛马、登山等，其中足球的普及最为显著，柏格理在光华小学附近的田地里开辟出了大小两个足球场，在学校和各村寨都组织了球队，还发动学校周边的彝族、回族走进足球场，甚至成立父子、兄弟足球队。每一年，光华小学都要以五月端午耍花山举行的“同乐会”为中心，举行“文艺调演”和“运动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给予优胜者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每年在威宁、彝良等滇东北和黔西北邻县的学生运动会上，石门坎光华小学都总是冠军得主。1932年石门坎端午节运动会时，各地学校派运动队前来参加，当时的威宁县长亲临现场，宏大的规模和热闹的场面令他惊奇不已。到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时，更是规模空前，来观赛和参赛的苗民人数达两万多。当时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第三绥靖司令杨森听得石门坎足球队在地方的威名，也带领他的足球队前来与光华小学师生联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光华小学获胜，杨森大惊说：“我部队所到之处从未有过对手，谁知石门坎还有对手。”
在文体活动日渐丰富的同时，石门坎的学校规模在不断扩大。1909年后，基督教循道公会开始为石门坎提供办学经费，1910年基督教循道公会以石门坎为中心，成立了西南苗疆部教育委员会。先后在贵州省、云南省及四川省创建了几十所学校和教堂。1912年石门坎增设高小部，1943年成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到1950年时，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形成了一个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庞大的教育系统。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中级卫校1所，神学校1所。
在学校教育和平民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皈依基督教的苗民也在默默地快速增加，自1905年柏格理进入石门坎到1915年止，苗民信教人数达到了一万多，已经受洗的有4800名，正在接受考察、准备受洗的有5000多人；1919年时石门坎正式教徒达一万多人；到1925年时，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信教群体已经扩大到6万人之多。在乌蒙山区出现的规模如此浩大，速度如此惊人，人数如此众多的苗民皈依情况着实令人惊奇，即使在基督教的整个传播史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石门坎的这场皈依运动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怪异的现象，苗民们大多都是先皈依，后信仰，甚至是已皈依，不信仰，这完全有悖于宗教史上常规的“信仰是皈依的前提”模式。石门坎很多皈依了基督教的苗民并不了解教义，他们皈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信奉，有的苗民仅仅是因为喜欢到教堂唱赞美诗，有的是因为喜爱到光华小学的球场和“教友”踢球，甚至有的是因为受“文艺调演”和“运动会”的吸引而加入了教会。
我们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认为柏格理传教获致成功是办学或是施行美育的结果，但起码可以看出艺术和审美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在石门坎的传教过程中是有成效的。
结语
对“石门坎现象”的解析中，我们发现英国传教士将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审美化、艺术化，以“先美育，后布道”，“先办学，后传教”的方式将基督教灵活地隐藏于艺术和审美活动中进行传播，使其在浑然不觉间植入苗民的情感，进入苗民的生活，而苗民在这一极具隐藏性的传播模式下也就相应地形成了“先皈依，后信仰”甚至“已皈依，不信仰”的接受模式。
我们无法量化美育在石门坎的巨大文化变迁和苗民的大规模宗教皈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传教士的石门坎传教过程中，传教的目的一直隐藏在了美育和办学的背后，而当美育和办学蓬勃发展时，传教的成效也在暗中滋长，最终，在教会编织出西南最大的教育网络时，石门坎也随即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把“石门坎现象”看作是传教目的下的一次美育操作，各族人民的文化及审美素质在这一运作过程中得到了普遍提高。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石门坎现象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启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BSH015）
【注释】
①②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第39页。
③王明基：《昭通教会史》（未刊本），石门坎教会推广委办。
④⑤⑥[英]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第283页，第284页。
⑦丰陈宝等编：《丰子恺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⑧麦克卢汉的理论观点。他将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收者不需要动用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就能理解。“冷媒介”传递的信息少而模糊，在理解之际需要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的配合。
⑨《石门坎文化文集选编》（内部资料），威宁自治县苗学研究会，2011年，第85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