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给我寄来今年已出的几期《红岩春秋》杂志。它的封面，它内容的地方特色，一下就把我这个离老家近50年的重庆人的思乡情结，特别是红岩情结牵动了……
四上红岩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去过三次红岩。第一次是1946年3月间，我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
我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我们学校经过“一·二五”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示威大游行和“二·二二”反苏大游行之后，南方局青年组要我们新青社核心组成员去参加总结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全国青委总书记冯文彬特别从延安来帮助我们总结。
为了避免特务注意或跟踪，我们几个得到通知的同学决定分头去。大家认为我是重庆人，会走山间小路，会识路，要我单独去。去过的同学给我画图示意，教我怎样从化龙桥上山。我至今还记得上山后两个最重要的要点：一路上碰见任何人都不要打招呼，特别不要问路，以免碰到特务，以免让人看出你是从外面去的生人；再就是快到紅岩办事处时，有一棵大黄葛树在岔路口，千万别往左走，那就走错了，搞得不好有可能碰上特务，记住从右边往前就到红岩办事处大楼了。
我一路小小心心，总算准时和走不同路线去的同学在红岩办事处会合了。这天的会上，总结了组织工作上从“据点”到“新青”的成功转变；总结了“一·二五”和“二·二二”两次示威游行的经验教训；制订出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
会议结束，已是晚上了，分配我和联系女同学“新青”社员的尹仪南(现在叫尹慧珉)一路走，我们从我来的原路下到化龙桥乘马车回校。走出红岩办事处房门，一眼就看到皎洁的明月高挂，我们都觉得连电筒也用不着了。路上，我对她说：“二十真真，月起三更。”看月亮的样子，我的生日快到了。她问：“你是哪天生?”我说：“按农历我的生日是三个二，二月二十二。”她笑了：“真巧，我也是这一天。你是哪一年?”我答：“甲子年，就是1924年哪。”她简直笑出声来了：“那就更巧了，我们原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我读初中时有个同班女同学王俊，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想不到又碰到了第二个。”
几天后，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的“新青”社员还在刘耕园姐姐家热热闹闹为我们庆贺了一次生日。后来，我们相爱了，三年后我们结婚时，亲友们要我们讲恋爱史，我们就讲了这天碰巧说生日的事。这自然对我去红岩多了一个难忘的记忆。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去红岩，是这次去后不久，美国来华调处国共两党的停战问题，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需要一批与美国打交道的英语翻译人才。南方局要我们“新青”动员一批英语会话能力较强的同学救急。
我们物色的同学，秘密征求意见时，大家热情都很高，满心愿意离开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离开家庭亲人，不顾学业甚至毕业文凭，积极去参加这一革命工作。有个女同学自己很想去，但母亲不放心，我们“新青”中的女同学就到她家里去帮忙解释、动员、说服。当然，有的同学则是瞒着家里自己就走了。
我的一个小叔叔胡鹤霄，改名胡定一，说走就走了。他只比我大两岁，小学、高中、大学我都和他同学，他英文一直很好。他喜欢唱歌，读高中时就是联中著名的课余农宣队的成员。怎样跟家里说，就交给我回去办理，他当时是毕业班，很快就可拿到毕业文凭不说。还有一批进步同学托他帮忙，他已跟他堂兄胡子昂(重庆资本家，华康银行董事长)说好为他们安排工作，这都只好交给我为他处理了。他去红岩，是他同系同年级的黄可送去的，他读高中时就是地下党员，到中大后掉了关系，但一直是“据点”“新青”的老成员，他在学校主要在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团契”方面的工作。解放后他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离休前曾当过驻英大使。
此外，我高中和大学时经常在一块活动的同学，也是“新青”社员的刘殿章，改名刘耕园，赵永吉改名赵阡陌，这次也是瞒着家庭走了。这次一共送走70多人，单我们中大就走了43人。
因为要等美国飞机送到北平转张家口，去的人只好先集中到红岩候机。但又不能一齐去集中，只好分批送去红岩。因为我去过，路熟，就由我带路送去过两批。也有同学是直接从小龙坎乘汽车到飞机场的。
我第四次去红岩，那是解放后出差重庆，红岩村已作为革命纪念馆让人参观了。虽说我去过三次，红岩情结还是催着我迫不及待地挤时间去参观了。去了，真没白去，这回才真正看到了我前三次去都不曾看到和体会到的红岩村里的红岩精神。
我这次才看到，原来红岩办事处楼房内，处处时时都是像在战壕里准备作战一样，坐在传达室里面就可看到从山下走来的人，如有敌情，可用暗号通知楼内的同志。每层楼都修有个楼门，那是为了敌人冲上来时可以关上门斗争一下，门旁还有沙袋、石灰袋，可以对抗。最令人叫绝的是，这房子从外边看是两层楼，但实际是三层楼。周恩来的房间就在两层楼的中间，三层楼才是最重要的地方，无线电机要部门全在上面。平时，非机要人员按纪律都不能上去。三楼除无线电机件外，有一间空屋，一天24小时都有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火炉。如有敌情，机要文件可在楼下层层与敌人搏斗的时候迅速投入火炉烧掉。试想想，号称火炉的重庆，夏天的三层楼热得是什么滋味，他们却还要烧个火炉烤着。这不也就是活生生的红岩精神吗?我们虽然受到红岩精神的培养，相比起来，我们身上的红岩精神还是太少太少。
思念中的红岩儿女
红岩儿女千千万，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当时叫张佛翔)，他当年积极做青年群众工作，心中始终怀着青年。解放后他当过《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又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这位中国青运史上值得大写的人，特别心念着红岩儿女。他组织人写的《红岩儿女》一书，他临终前就为它写好了序言。现在此书已完稿，已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审读，全书撰写了国统区大批普通青年男女，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后方青年的时代风貌。其实，生活在当年，谁周围都有一些值得人深深怀念的普通青年以及他们的感人事迹。
我们“新青”核心领导小组和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黄可，从《新华日报》门市部要来一批进步书籍，秘密建立了个红色书箱，成为我们交朋友，帮助同学进步的秘密武器库。我曾分工管过这个红色书箱，在社员中秘密流传。
有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个精致的硬壳练习薄在流传。我仔细翻看，是手抄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经我打听，原来是理学院化学系仓孝
和同学利用春节手抄了有意放到红色书箱来让它流传的。我知道他是我们“新青”的，比我高两个年级。听说他是因为图书馆只有一本，他怕别人去借不容易借着，又担心怕别人去借会被学校注意，他快毕业了，反正他也不怕学校注意不注意了，就做了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虽然不认识他，但这事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944年末，为抵制国民党的青年军运动，南方局青年组决定一方面号召本地青年寻找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农村去扎根，作为以后打游击时的据点，这次共送走136人，分别开辟了31个点：一方面号召沦陷区青年回乡就地抗战。当时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动员后，许多同学争着报名。怎么去?“新青”领导小组决定派人探路，沿途设交通站。从重庆到湖北，路远，谁也不熟当地情况，这任务可不轻。经和同学们商量，有好几个同学主动请战，要求为大家探路。其中一条路就由那个手抄《自然辩证法》的仓孝和，带一个小分队探索。他们乘轮船到万县后，即改乘木船东下，他们在长江南岸大溪上岸后，尽量离开城镇走山路，沿途爬山设站，终于从湖南津市渡过长江到了藕池口解放区，走出一条最成功的通道。输送去500多人，多数是从他们开辟的路线进入中原解放区的。他解决了我们最大的困难，都说老仓为“新青”立了大功。
我当时分工搞组织，我又管过那个红色书箱，所以我心里对仓孝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从心眼里特别钦佩他，感激他。但是，他带人走了，我还不曾和他见过面，我还不认识他，多么遗憾!
都90年代了，我离休后为一个文化公司当顾问，和他们两个副总经理一道去美国、加拿大参加两国的书展。我们曾到波士顿去参观哈佛大学，同去的一位同志一定要去费正清的东亚研究中心看看，并决定中午在学校旁边一家华侨开的饭馆吃中国饭。原来这位同志的岳母在这里讲过学，所以他连有吃中国饭的地方都知道。一打听，他岳母就是仓孝和的夫人。我便向他提出回国后一定要去看看他岳父——北京师范大学院长仓孝和。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我还未去看他时，他就去世了。这可真叫我遗憾终身了，他们后来特意送我一张一位画家专为他画的肖像画的照片，让我珍藏作为纪念。
再一个我常常思念的是韦延鸿。他是我高中和大学的同学，我们在读高中相处时，思想上还不曾相通。他比我高一年级，功课很好，人也很老实，我们平时都叫他老夫子。但他和我有一次深交。那是军训教官扬言每一个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要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宣布后就开始找人个别谈话进行动员发展。这就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了。一个是叫到我们时要怎么对应：一个是千万不能让他人人都参加的阴谋实现。他找人谈话是先找班上成绩最好的，我们决定不能等着让他一个一个去找人谈。我们这一批进步圈子里的同学，决定先找我们周围一切可谈的同学，并且也先找那些功课好的同学。我找韦延鸿谈时他说他也讨厌军训教官的蛮横，对我说：“要找到我，我决不参加。”
我们这次无声的战斗，还居然取得了胜利。军训教官开头叫了几个同学到他房里个别谈话，竟一个也没成功，以后他就没有再叫人谈下去了。后来我们和韦延鸿又在中央大学同学了。我一年级在分校柏溪，他已经是二年级，早在沙坪坝校本部了，但我每次去沙坪坝都一定要到他宿舍去看看他。他是师范学院数学系，功课仍然是系里很突出的学生。在日寇已侵占到独山，国民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全校同学抗日热情高涨的气氛中，他也决定放下他喜爱的数学，要报名参军。也是我们高中就同学的廖伯康(在学校时他叫廖世俊，与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同学。他解放后曾担任过重庆团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后来在四川省政协主席岗位上离休)，写信告诉我，老夫子劝不住，报名了。我赶忙跑到沙坪坝，同他到嘉陵江中渡口附近一个小树林坡谈了半天。我跟他讲数学培养人的重要，讲国民党的兵当不得，讲抗战的形势……我说我要回柏溪了，他还只说他考虑考虑。分手时我把经常带在身边的日记本给了他，希望他看看我这几个月的日记。那上面记得有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校内进步和反动双方的争斗，我读书的心得体会，杂七杂八，请他分析、帮助，如果他参军了，就算我们俩的分别长谈吧。
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他来信，说青年军的事，他既报了名，就和我们再见了。但他这封很长的信里，他深情地狠狠批评了我和廖伯康等几个同学。他说，我把日记都拿给他看，这首先就使他非常感动，他说这是你把心扉打开给我看啊!读了你这几个月的日记，对比你们几个人的生活，我对自己有了一个大的发现：你们偷偷唱《延安颂》，扭秧歌，知道那么多国内国际的大事，读那么多书报，有那么多议论，那么多争论，还那么有眼力，三青团有什么坏招都能看清并勇敢地去和他们斗争……而我呢，只埋头和数字、公式算来算去，最大的快乐也就是解出了题时自己抿嘴一笑。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是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虫了?你们什么活动都不叫我，你们为什么就硬把我看死了呢?!我这次参军后，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让我们胜利后以另一个面貌相见吧。
这真是一封充满激情令人震撼的友情之书!我赶忙把信寄给廖伯康，要他快给沙坪坝那边我们相好的几个同学看，请他们好好代我送他上路。他去后还和我通过信，告诉我被编到了哪个队等等。
第二年学校复员到南京后，他回到学校复学了。他對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国民党的兵当不得，说得真准!虽然我们还是叫他老夫子，虽然他还是唱歌唱不好，跳舞跳不好，但他确实什么都同我们一块活动了。而且，他写壁报文章还能从数学演算的乐趣中引伸出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我们当中他写文章独有的文采。“五·二0”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示威大游行时，他头部被军警打伤。可见他已是一个敢于面对强暴奋斗的同学了。到送他毕业分手时，他早已是我们“新青”社员了。廖伯康等一批同学去上海开辟工作，老夫子还是热爱他的数学，他回重庆教数学去了。
1948年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叛变，整个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在上海决定从全国几个地方分别派几批党员去做恢复整顿工作。其中，在上海的廖伯康被受命带一批党员和“新青”社员回到重庆了。在廖伯康担任沙磁特区总支书记时，发现韦延鸿在南开中学积极领导进步学生运动。老同学，老朋友又战斗在一块了，多令人高兴。
1949年4月，南京大中学生在争取和平的示威大游行中受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韦延鸿和他们南开中学的学生，积极参加了重庆大中学校通电声援，要求严惩南京“四·一”血案凶手，要求
南京政府接受中共和谈条件。后来形成重庆“四·二一”大游行，那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全市有54所大中学校参加，南开已有一党员教师被密捕，老师中有人为韦延鸿买好车票要他回乡躲一躲，他为了营救被捕教师和继续战斗，坚决留校未走。6月14日，沙磁区党总支得到汇报，反动当局对韦延鸿等上了黑名单的人，很可能马上要动手了。但廖伯康当时在江北，嘉陵江发大水封渡，不能及时过江。地下市委领导同志刘兆丰亲自跑到南开中学去通知韦延鸿撤离时，正碰上特务挟着韦延鸿往校门外拖。原来是特务守在课堂门口，一下课就要把他抓走，学生们奋而保护他们的老师，就和特务厮打起来。眼看着他们的老师在光天化日下被硬拖上停在校门口的汽车抓走了。党组织千方百计也没能把他救出来，他受尽各种刑罚而不屈，牺牲在他积极活动过的松林坡下了。韦老夫子前后两种迥然绝异的形象，总常常在我思念中浮现。
再有我常常思念的杨邦焌，他和我小学、高中同学，并且一直都坐在同一张课桌上。初中他在北碚兼善中学，在那里入的党。我在巴县县立初级中学，我在那里入的党。我们都考上重庆中学读高中，他的党的关系转到我手里，在班上我们巴中有一个党员和我同时考入。当时是国民党反共高潮时候，党组织已实行单线联系。学校没有成立总的党组织，我们三人就算一个支部，我和上面联系，就算是党的支部书记。上级要我们不要去找学校内的党员和党的组织，独立按隐蔽的方针在同学中开展工作。
我们刚上高中时的重庆中学，原来叫重属联立高级中学(是川东几个县联合的高级中学)，一般简称“联中”，学校的进步思想一直占上风，他们的抗日农宣队，寒暑假都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全市闻名。我们刚进校时学生可自由订阅《新华日报》，同学订阅的很多。后来军训教官出布告禁止，我们就不敢再订了。但当时的毕业班进步同学多，他们不理睬军训教官这一套，仍然满教室都是《新华日报》。我的叔父胡定一在毕业班，我就常常趁课间休息时去看。但解决不了我周围两个党员和其他进步同学的问题，上级党联系我的同志，一个月同我碰一次头。每次除了口头向我传达党的工作指示和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外，还给我们带一些秘密书刊和一纸口袋的《新华日报》的剪报。这肯定是他自己花时间专门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准备的，这位至今我都不知道真实姓名的领导同志，他对帮助同志的这份真情，使我一直十分感谢。
这一口袋十分丰富的精神粮食，自然成为我们学习的宝贝。我们学校当时已因为避免敌机轰炸疏散到长寿县河街镇两个庙里，除一个篮球场、两个天井和进校门一个升旗的小坝子外，别无空地，要想找个偷偷看东西的地方都很难。后来我们发现在蚊帐内看秘密的东西最好。蚊帐内看外面走动的人很清楚，有反动同学路过可以迅速藏起正看的东西，就是来不及藏也不要紧，因为从外面看蚊帐内看不清楚。
杨邦烃看了几天，心里紧张，又要想快看快传，一下弄得失眠了，越睡不着越着急，越急越睡不着，几天下来，神经开始失常，总觉得有特务在盯着他，要抓他。这可把我们弄得十分紧张，他这种情况，又不能去请假，又不能去医院看病。我们请个校工跟他煮稀饭，他说校工要毒害他，把稀饭罐摔到了天井。我们两个党员根本照看不过来，他还离不开入。只好请廖伯康等几个他也信得过的同学都来帮忙(他也知道他们都是和我们共同战斗的同学，只因为暂时停止发展才未入党)。我们偷偷把一个堆垃圾的楼梯底角打扫出来让他睡，我们几个轮流陪着他。我们想法到县医院去弄了些安眠药，他一次吃四五粒都安定不下来。我们只好分头到学校图书室和县图书馆去借各种医书、保健书来寻医。廖伯康在一本书上发现散步是最均匀的运动，是最好的保健运动，我们推论这肯定对非细菌性的、物理性的、神经性的毛病會有好处。于是决定每天出一个人陪他去赶场，今天赶这个场，明天赶另一个场。走他个四五十里，一路上看这看那，看山看水，看民居看庄稼，看农民赶场的热闹，分散了他的思绪，走累了，回来洗个温水澡。想不到三天就初见成效，走啊，走啊，才走了一个星期他就去上课了。
我们非常幸运地把杨邦煌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神经系统所受的损伤，完全靠大家精心的护理恢复到正常，他毕业后考入了重庆大学。我们在中央大学，与他相邻共学。我们党组织的关系不在一起了，但我们还经常来往。我随学校复员到南京后，才和他完全分手。后来廖伯康重回重庆后，还曾和他共同战斗。
解放后，听廖伯康讲，他也曾不幸被捕进了渣滓洞。但在地下党临解放前抢救被捕同志时，曾用四根金条买动一个狱卒，救出过四个同志，其中就有他(据伯康讲，筹集金条的是南方局联系的社会青年秘密政治组织“民主青年社”，负责人胡克林是我一个堂兄，胡子昂长子)。这也真是万幸。可惜我知道他的情况太晚，到我想和他联系时，未能打听到他的去处，只能留在长久的思念中了。
难忘报童小兄弟
《新华日报》从武汉迁到重庆后，我就开始阅读，它可说是我学校外的老师。我们巴县中学因敌机轰炸疏散到巴县鱼洞溪，离城远了，我们一批同学就用邮寄办法订阅。高中时只订阅了很短时间，报童每天把一大撂报纸放在传达室，谁订了就自己去取一份。军训教官不许订后，我才不再订了。
我到柏溪中大读一年级时，一个大敞房就是一个宿舍，我们叫它大统仑，双人床每五张床隔成一间小屋，中间放两张小桌子供自习用。我们订的《新华日报》，报童送到每一个订户的床上。一个大统仑里密密麻麻那么多看似一样的双人床，送报小兄弟好记性，总是聪明伶俐地一个不错的送到订户床上。当时我常给《新华日报》写点“学府风光”之类的小消息，还给报纸副刊、专刊写过稿，投稿的信，总是请他带回报社的。这不仅省了邮费，而且安全可靠。
寒暑假我回到南岸南坪乡，报童走的路线是从南纪门过河，经马家店、花阳沟、七龙岗到铜元局。我有个堂姐在花阳沟、我哥哥在铜元局华裕农场，因为我们都订得有《新华日报》，我们家中来往的信件，他也一一捎带。报童小兄弟和我们简直像一家人一样，开头，要他喝口水都丢下报纸就走，后来就总把为他准备好的凉茶不客气咕嘟咕嘟地喝下去了。他们都明白是为自己的报纸送报，有时挨打受气也坚持送。不论他们哪一个，一般也把订报人当自己人。从他们身上也反映出我们《新华日报》作为报人的工作作风和他们的办报素质。
我在柏溪中大读一年级时，《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童们知道这天的报不好送。他们不辞辛苦地把整个四版登有《论联合政府》那张报，和平时的报纸折叠在一起，包在里面。那天的送报，在宿舍还未送到一半就被一个三青团的同学打开报纸发现了，他把报童推出宿舍门外不准他继续送下去。报童一面质问他为什么不让送报，一面正同他力争，想挣脱他往前跑。我同一个同学看到了，我们在路上赶忙约了几个同学一道过去劝解。人多说话也有劲，你不让他送报，我们出了钱不是就看不到报了吗?天天都是他在送，就让他赶快送吧。一边说话一边我们就跟着报童叫他赶快送。这天报童小兄弟等于在我们保护下把报送完了。
但第二天上午布告牌就出了一个通告：为了学校的安全，非本校学生和本校员工，一律不得进入学生宿舍。当时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出了布告后，学校第二天就派了两个人守在进学校的大路上。报童说不过他们，进不去，急得哭叫起来：我收了钱送不出报，叫我啷个办嘛，你们讲不讲理哟!
我又和几个进步同学碰到了这个情况，我想到在高中时取报的情形。我们先跑到离学校最近的一个茶馆同老板商量，每天让报童把报纸放在他茶馆，让订报者自己来取。你就是给报童一个放报的地方，报纸是否丢失不要你负责，而来拿报的人多了，到你这里喝茶的人自然也会多起来。老板点头了，我们便去要学校派来阻挡报童送报的人，要他出面给老板打招呼，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免得同学看不到报纸埋怨你。他去一说，解决了，也就不会再有人去责问茶馆老板了。这不但帮报童小兄弟解决了送报到哪里的问题，也免得学校再找什么借口来阻止送报的事。
回忆往事，我就想到：在这些《新华日报》报童身上，不也闪烁着红岩精神吗?
责任编辑 何 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