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特征”，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其原因是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宏观经济参数和调控工具均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要求相应地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为此，要加快改善劳动力结构，提升劳动力质量；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释放体制机制红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改革；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劳动力结构；投资结构；创新型国家；“放管服”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8）05-0052-11
[收稿日期]2018-06-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环境约束视阈下的我国工业增长绩效、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问题研究”（15CJY042）。
[作者简介]郭威（1984-），男，山西太原人，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我国经济增长迷思与潜在经济增长率
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八大召开，即从1979年到2012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实现了高速增长，名义GDP总量增长约133倍，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重要力量和引擎，国内各项经济指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增速从2012年的7.7%、2013年的7.8%、2014年的7.3%，下降到2015年的6.9%，再到2016年的6.7%，进入新常态以来（2012～2016年）年均增速保持在7.3%左右（刘伟，2016）[1]。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因此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极大的担忧，甚至做出很悲观的预期。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下调为6.5%，更是助长了所谓的中国经济“衰退论”或“崩溃论”。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实现了7年以来的首次提速。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系列变化及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还会持续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是什么？如何理解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显然，只有正确认识、科学把握和准确解答这些问题，才能形成广泛而统一的社会共识，进而形成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稳定的預期和认知。
2018年第5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潜在经济增长率：逻辑、要素与路径
对于上述问题，只有结合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最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和管理创新以及制度安排与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通常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上下波动，所以，潜在经济增长率为分析和判断实际经济增长率提供了一个基准和量度。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分析和预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趋势，从而也为前文中的问题和争议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和框架。结合资源利用程度、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等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得到正常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第二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第三种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约束下不产生通货膨胀率或者处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来看，综合考量资源的利用条件和效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水平，本文运用最大潜在经济増长率即一国或地区经济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最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来研究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经济增速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在理论层面，分析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特征”还是“周期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其次，在政策层面，通过揭示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位于供给侧，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和科学内涵，通过改善供给要素和结构，持续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最后，在现实层面，通过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机制机理，有助于辩证看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统一认识，树立信心，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在逻辑
十八大以后，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中央对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背景下的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以及调控方式创新等已经形成基本的政策共识，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存在着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全球经济呈现出50年为一次的长周期特征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30年出现一次朱格拉周期特征综合判断，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降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特征”，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没有降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变化，当世界或者中国经济度过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后，经济增速便会逐步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以往的高增长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表现为“结构性特征”和“周期性特征”兼而有之，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特征”，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因此，引起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集中反映在结构性领域。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实质性变化使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单纯依靠以往所采取的那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难以达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因此，必须转变经济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