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后，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一直是北强于南，民间组织则南重于北。南方地方官更迁就当地民间，北方地方官更迎合中央政府。南方存在较强的宗族等中间组织，需要政府介入少，并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政府的越界干预，地方官府和官员行为的随意性受到一定限制，北方与此相反。南北方政府控制力、宗族势力及民间秘密组织的差异，也是中国近代革命总是起于南方而成于北方的一个原因。以晋商商号为代表的北方工商组织更多地收买官员；以徽商为代表的南方工商组织较多地将亲族在官场上的关系用于商场。
关键词：农业社会；南北方；政府与民间组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93－10
一、引言
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各种差异，其中常被人们提及的一个差异是：与南方人相比，北方人更重官。南北方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和南北方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至少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后期，也即宋代以后便已形成。很多比较中国南北方人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文章认为，这是由于与南方人相比，北方人的官本位思想更为浓重。按照笔者的看法，北方人更重官，主要不在于南北方中国人个体层次上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北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中国南北方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力的差异。可以认为，是北方的官重引致了北方人的重官，而不是由于北方人的重官造成了北方的官重。从总体上说，在自宋代之后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一直是北强于南，北重于南；民间组织的相对势力和影响则正好与此相反，南强于北，南重于北。
有人可能认为，在一个政权统一的国家内，政治制度、政权组织的性质、结构，国家推行的政策、政令，乃至国家支持的正式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而，很多进行国内区域比较的文献并不考虑“国家的在场”。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对一国内部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不同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有可能对不同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差别性政策，乃至采取不同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种极端的例子。第二，一致的正式制度安排及相同的政策在运行和执行中的差异化、地方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统一的制度、政策到了各个地方就不再“统一”，“政策”经“对策”的“修正”就会表现出纷纭百出的地方特色，从而对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在制度演化和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制度和政策常常是在相同的制度和政策产生了差异化的结果之后，经过调整而生成的。第三，不同的地方官员在价值取向、性格、能力上存在差别，因而引起不同地方的制度、政策及其执行上的差别。但是，这种个性的差别及其影响具有更多的偶然性，不具有系统性，难以加以科学的分析，从而难以用来解释地区间政府控制力和控制方式的差异。下面将集中分析上述前两点。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从国家政权组织特别是传统农业社会中集权政权的取向上说，总是希望并力图更直接、更完全地控制社会，并且希望并力图由中央政府进行直接控制。当国家能够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直接控制时，就不会有目的地利用各种民间中间组织进行间接控制。但是，由于控制是有成本的，在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时，需要由国家政权直接地支付成本，因而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总是有限的，国家也常常利用社会中间组织进行间接控制。
在中国这样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央政府还必须通过分为若干层次的地方政府来进行控制。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分析划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二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社会的控制。总体上说，在中国2000余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控制是逐渐强化的。在将中央政府的意志贯彻到各个地方上，宋代以后的中央政府显然比宋代以前更为有效。与以前的历代相比，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能够更好地体现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意志，代理皇帝及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控制和治理。特别是，自宋以来，军事制度的演进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地方政府与军队的联系；科举制的建立和随后的不断完善，打破了地方豪强氏族对官职的垄断；异地任官制度割断了地方官员与地方势力的亲缘、地缘关系。与此同时，选官制度的“标准化”，以及县以上官员皆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实行回避制度的任官制度，消除了由于地方官员的地域来源和个人素质差异可能造成的地方政府行为的“系统性偏差”。
从地缘政治看，距政治中心越近，则国家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越能进行有效的控制，控制成本越低。在国土广大的中国，各地区距政治中心的距离差异很大，由此产生的政权组织对民间社会控制力的差别也很大。尤其是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的传统农业社会，“天子脚下”的畿辅与“天高皇帝远”的边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自秦统一中国后的2000多年来，中国南北方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除明初时短期建都南京外，从没有真正统一了中国的政权将京城设在南方。尽管在宋代就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南移的过程，但政治中心却一直留在北方，而自元代以来，统一的中国首都一直设在北京。
地方政府处于中央政府与其所治理的地方社会之间，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一方面需要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作为集权制度下的中央政府，当然愿意支持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提供这种支持的意愿强度、能力大小、成本高低与各地距离京城的远近有关。显然，发生动乱或出了麻烦的地方离京城越近，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越直接、越迫切，中央政权也越容易迅速地发现所发生的事件，感受到其所造成的威胁，并快速地做出反应。相反，发生同等动乱或麻烦的地点离京城越远，越难以对中央政府构成直接的威胁，越难于迅速发现事情的真像，并快速采取行动。事实上，在那一时代，信息传播速度远远慢于现代社会，某些发生在边远地区的事件，常常在传到身处京城的最高当权者耳中时，业已平息。耗费巨大的信息传递成本将这种信息传到皇帝耳中，其效果很可能被皇帝认为是“徒乱入耳”，对事件发生地的官员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因此，距离京城越远，一旦发生动乱，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隐瞒事实真像的动机和成功隐瞒的可能性也越大。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央政府在对距离京城距离远近不同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上产生差别，并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与北方的地方政府相比，在与民间地方势力发生冲突时得到中央政府支持较少的南方地方政府无论在与地方势力对抗的意愿和能力上都会弱于北方的地方政府。而政府对社会所实施的控制力越小，民间势力争取独立自主的意愿和相对势力越强。正如科尔曼所引述的亚利克西斯·德波维尔所说：“革命并非总是在形势恶化之时爆发。与此相反，通常革命发生的时机是，长期忍受暴虐统治的人们突然发现政府正在减缓压力，因此，人们拿起武器，加入反抗政府的行列。”按照科尔曼的观点，当人们预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