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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无前例的长征,不只是敌我军事的较量,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成功尝试。长征中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工作、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红军充分发挥组织的保证作用。实施了严格制度化的措施,塑造出强有力的组织传播形态保证宣传工作的落实。同时,红军依据不同民族的特点,运用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沿途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取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这些宝贵的经验,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吸收与借鉴。
关键词:红军长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5-0083-07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一项新任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概念。这里所谓的“大众化”即指对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广泛的传播,使其转变为被广大群众所理解与掌握的行动指南。这几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笔者搜索知网已有67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论文收录。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对于建国前我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研究较少,对于“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研究就更少,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红军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问题的就更为稀少,笔者只搜索到一篇由文茂琼写的“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1934年10月开始,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长征到此结束。长征的伟大胜利,不只是军事较量的胜利,在长征途中,红军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革命真理传遍沿途地区,因此,长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将彪炳世界传播史册。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为此,本文对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与考证。
一、长征前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举措
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意识深厚、信息传播闭塞、战争异常频繁的环境中,我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坚持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规律。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时,为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定的五条任务中就有一条是:“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这时红军中设有宣传队,军团有宣传组,连队有宣传员。
1929年月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会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决议要求提高传单、布告、宣言、壁报、歌谣、画报、化装宣传、口头宣传等的水平。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后,中央政府更加重视红军的宣传工作,更加注意在广大军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作出的《党的建设决议案》提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1933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中提出,要“广泛地进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1933年4月中央苏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1933年10月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发布的《政府报告书》中强调:中央政府要“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总之,中央苏区时,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任务明确,计划周密,方法适用,种种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的传播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渗透、推广到苏区的每个角落和阶层,目的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掌握“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使其成为指导革命运动有力的思想武器。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后,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成功经验得到了继承与发扬。从组织上党和军队都建立了系统严格的宣传工作组织系统,在党的各层级中设有宣传队,各基层组织都有宣传员,以保证长征中宣传工作的落实。1934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要求:必须在长征沿途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
“广泛地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在墙壁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党内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走向成熟。会议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也确立了红军在宣传鼓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新任务与新方式,要求把党的宣传工作与当时革命战争,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动员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红军的宣传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介创新
长征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历程中,在各族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在中国最多少数民族中成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胜利。长征途中,红军运用各种简易的媒介、通俗易懂的传播手段,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沿途各族民众,使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从不懂革命的道理到积极参加红军、参与革命、北上抗日。长征中新媒介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注重“时间偏向”的石刻木刻媒介传播,增强传播的影响力与长久性。在中央苏区时,红军就广泛运用了标语传单这种传播方式,但这时期大都是在房屋墙壁、门板、墙报等上面刷写或张贴标语传单。但长征是流动作战,由于途中纸墨的缺乏,没有固定的场所,所经之地多为高山峻岭,岩石、树木、竹子很多,加之雕刻标语易于保留,具有传播效果的长久性(保留下来的“标语”至今还在红色旅游线上教育着国人),于是红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寻找新的传播媒介,沿途刻下了大量的石刻、木刻、竹刻标语和壁画传播马克思主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如今红军当年刻雕的标语、壁画依然随处可见。“除川陕根
据地等处还保留3000余条石刻标语外,队里专门的‘钻花队’或聘请当地石工凿刻而成。有的数字一幅,有的多达数百字,字体有柳体、楷体、颜体、隶书、行书、魏碑等多种字体,不少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内容有“只有红军才是唯一救中国救穷人的革命军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红军是干人自己的军队”、“红军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力量”、“抵制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不信神仙皇帝”、“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红军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得太平”、“旧社会打它落花流水,新社会创造灿烂文明”等等,沿路群众把红军这类标语称作“板壁上的指南”。1934年10月25日,长征后出版的《红星报》第2期第4版上,有一篇题为《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写标语画壁报》文章中说:“写标语、画壁报是红军素有的特长……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引起必要的注意。”红四方面军就很擅长刻画技术的运用,军中成立了专门的石刻或木雕宣传队伍,负责沿途诸如树干、竹板、崖壁等的刻画宣传(群众称其为“钻花队”)。“他们把竹子锯成一尺多长,再破成二指多宽,经过简单晾晒之后,就在竹板上写标语,然后再涂上一层桐油,再经过晒干之后就投到河里,顺水漂流几百块竹板标语沿河流向嘉陵江,流入长江,沿岸百姓争着打捞……就这样通过小小竹板,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扩大了红军的宣传。”由于这些刻画方便醒目,别具一格,发挥了很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2.发挥“空间偏向”的书刊报媒介优势,以适应战争的游动性与传播的广泛性。在中央苏区时,书刊报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为主要的渠道,传播效果最为突出。长征中,红军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它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长途转战,传受角色的互换频繁,要像苏区时定期的、大量的出版书刊报是不可能的。尽管长征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的,途中缺少纸张及印刷条件,但红军延续了中央苏区这种有效的极富战斗性的传播方式,红军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各种新的印刷方法,印制出版了大量书刊报,传播革命理论,鼓舞军中士气。红军总政治部坚持出版苏区时创办的《红星报》,由长征前的铅印改为手刻蜡纸油印,直到长征结束。到达藏民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就用印过藏文佛经纸张的背面印刷《红星报》(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长征途中,各军团也创办印制了诸如《戏士报》(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战士》(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出版)、《前进》(红军总前委编印出版)、《红色战场》(红四方面军编印出版)、《红炉》(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编印)等。在战争极其艰险、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环境下,红军为“缩编制,搞轻装”,甚至不得不烧了些书刊,从所烧书刊中可看到红军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红军莫文骅回忆说,烧的书刊“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需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长征中红军印制的图书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对苗瑶的标语口号》等。这些书刊报,紧密联系不断变化的中国革命形势,把红军战略方针及时传达给广大军民,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于每篇文章之中。据史料记载,廖承志同志在长征中就为书刊报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头像,“马列主义夜校里他经常讲课,省委‘列宁室’的标语、绘画、领袖像多出自他的手笔,川陕根据地留下的200余幅书报刊头、课本、邮票、税票、钱币、证券、武器、弹药上的马克思像及列宁像、插图、图案等美术作品,多是由他绘制、设计制作。”这些边行军边编排边出版的书刊报,成为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传播,鼓舞红军勇敢战斗的主要精神食粮。
3.利用当地语言符号开展宣传,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通俗性。汉民族人多地广,在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阻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下,人们少有往来,渐渐也就形成了一个个方言区(俚语是方言中通俗的口语或粗俗的口语的统称)。长征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特别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做到尽量缩小信息理解的误差,红军贯彻了中央苏区颁布的《宣传须知》中规定的“口头宣传”要求,即“宣传要看清对象,看什么人说什么话,不要只知几句口头禅,呆板的不懂变化。”在传播中采用当地的方言俚语,能增强传播的亲和性、通俗性与针对性,所传播的内容便于当地民众的传诵与牢记。红军长征中就常采用方言俚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的道理,这些语言的运用,使宣传明白如话、生动形象、易于接受。众所周知,长征经过的地方,大都是中国特定地理区域或少数民族居住区,光汉语方言就有赣方言区、湘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西南官话区等,语言就成为传播的主要障碍。红军的宣传鼓动,十分注重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利用方言俚语、少数民族语言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四川把穷苦人称作“干人”,把地主富绅称作“绅粮”,于是红军就写了:“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于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土豪劣绅住洋房子,工人农民住烂茅篷。还有种种苛捐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句句揭示了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宣传语,当地民众一读便懂,而且本歌谣中就渗透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阶级对于工农“剩余价值”榨取的道理,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与剥削。这类通俗易懂、亲切明白的方言俚语被大量地运用于红军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传播效应。
三、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效果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写道:经过长征“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他们在长征途中,还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长征途中,红军所宣传的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其传播效果十分显著。
1.始终注重广阔地域多民族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传遍中华大地。长征横跨的省份与经过的少数民族区域之多,为历史罕见。长征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走的是一条民族化的传播道路,因而传播的效果突出。长征经过了汉、苗、瑶、侗、布依、壮、水、番、傣、彝、纳西、白、藏、回、羌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长征中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停留时间占全部行程的四分之三。这里社会形态多元,民族习俗多样,语言符号多种,宗教信仰不同,给红军传播党的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带来很大障碍。但是,红军“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他们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宣传,广大红军官兵严守纪律,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他们经过千锤百炼而
成为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军的宣传工作大大地影响了沿途广大的民族兄弟,因为如此,才会有长征路上的“彝海结盟”;才会使藏民把红军当作“菩萨兵”等,这一切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红军标语内容有:“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小民族”、“苗人下山来与汉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抗日反蒋,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对回、番民族不压迫”、“保护番民,打倒汉官”、“保护喇嘛,信教自由”、“欢迎彝家工农参加红军”等等,无可置疑地把马克思主义传人少数民族地区,使他们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红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与支持,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都很乐意接受红军传播的思想。再说长征“共走过了二万万以上人口的地区”,这在中国历史上都算是惊人的、少有的,所以毛泽东说: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因此,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撒播地域最广泛的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
2,始终注重红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把红军战士培养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红军内部从上到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长征中,我党坚持了中央苏区形成的良好的组织传播传统,在敌人围追堵截的艰苦凶险环境下,红军始终不忘“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与执行者。”陈云同志曾回忆道,在红军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前,“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军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兵士非常愿意知道国际事变,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形。党报、政府机关报、红军机关报《姐星》,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红星报》发刊词明确指出:“他(红星报)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更是认识到统一的思想是红军凝聚力与战斗力的灵魂所在,因而十分重视对红军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把以共产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思想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坚持由红军将领分头负责教育官兵,对红军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红军官兵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凝聚力越来越强,虽然广大官兵中掌握高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还只是少数人,但红军战士把学习革命理论与战斗实践相结合,以自身的革命行动影响着沿途民众,取得了巨大成效。另一方面,我党我军在途中对各族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长征所经之地,地瘠民贫,教育落后,都是国民党或军阀长期统治之地,由于反动势力长期的欺骗宣传,致使当地民众对红军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普遍存有怀疑恐惧之心,有的甚至有敌对情绪。红军不畏其难,以其自身的革命行动在宣传着马克思主义,沿途红军“组织了很多群众团体、红色游击队和临时性的人民革命政府,播下了千千万万的革命种子。”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效显著。
3.始终注重信息的大规模生产,使红军的宣传鼓动效应最大化。长征途中,红军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涉地之广阔,是世界传播史上罕见的。就红军所写的标语来看,1935年3月《红星报》曾报道:“山西”(红军某部代号)在两天内共写了18400多条标语。1935年3月14日《云南国民日报》载,奉滇军总司令部队赴威信县扎西镇截追红军,滇军某军官修园稚子写的见闻称,红军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白的、红的、蓝的……字画,涂满了每处的墙壁,而且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每处都是。”5月4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命令清除红军标语手谕也说:“凡红军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当时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红军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宣传鼓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各族民众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革命觉悟,认识到红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长征沿途各族民众或踊跃参军、或出人出物支援红军长征。“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地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励。”据不完全统计,仅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00人,四川有55000人,甘肃临谭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云南宣威、会泽有1300多人。19196“有的群众不怕山高路远,赶着猪羊,挑着粮食、蔬菜、瓜果和土特产,到驻地慰问红军。为了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不少群众争相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报告敌情。妇女们为红军缝补衣服、烧水做饭。一些地区还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采购队和筑路队,为红军运送物资、伤员,修桥筑路。”因此,长征中巨大规模的传播活动,使马克思主义传遍中华大地。
四、传承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传统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解读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意义,是因为红军长征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范围成功的传播。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然而,长征的经验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众多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红军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践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存在较大文化差异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会有生命力。长征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其一,它是“异国文化”传人中国的成功。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红军长征的标语中,就没有一条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既是说,这种来自西方文化的学说,不易被中国文化落后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所理解,红军传播的“议程设置”、传播“编码”只有同长征沿途的实际相结合,通过易识易懂易记的传播符号,才能为广大民众所“解码”与接受。长征的事实就是这样,沿途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急需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也自始至终服务于当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其二,它也是国内“异域文化”的成功传播。长征中每次胜利都充分说明,红军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战斗就会取得胜利。长征之初,由于党内“左”
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红军损失惨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获得新生,标志着红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又成功地传播到长征途中各民族之中,实现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尽管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由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各少数民族接受,革命方向的正确,红军团结各族民众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一系列的伟大胜利。这是长征成功跨文化传播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今日中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时期,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传播,我们就必须学习长征时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合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这种异国、异域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能在当今中国找到广大的接受者。
2.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传播保证,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序有力。组织传播就是组织所从事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红军的传播活动多以“宣传”概念表述,有学者就认为,宣传就是“组织的说服活动”,宣传是典型的组织传播形式。红军长征中充分发挥了党和军队及当地组织的作用,实施了严格制度化的措施,充分发挥了各级组织的主动性与号召力,塑造出强有力的党和红军组织传播形态的力量。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其组织传播的规范要求是非常严格有序的,在当时极其艰巨的游动战争的条件下,依然保证了组织的规范性与战斗性,来应对红军所处传播的复杂环境。红军为确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顺利开展,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结构秩序严密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宣传工作明确的组织目标。“在各军团设有剧团、俱乐部、红场委员会,师团设有综合性的宣传队、军人俱乐部,连队有文化娱乐干事等文化团体或工作人员。在各级地方党委设有宣传部,区委设宣传员;各级苏维埃政权设有文教委员会,区设文教委员这种宣传组织传统得到继承与发扬。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编写下列材料12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因此,红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长征途中的传播,为动员各民族参与正义的战争,建立起了一个从上到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立体式组织传播网络,保证了我党的宣传工作落在实处,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强而有力。红军长征中这种成功的组织传播的运作模式,是值得我们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学习与借鉴的。
3.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利益需要的基础上,使抽象的理论变为“物质的力量”。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伟大创造,它是马克思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的实践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基础。“不仅战争之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也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只有为了人民群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长征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始终是同当时当地民众利益的追求密不可分的,红军行动的出发点就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从红军标语、口号、歌谣内容就能充分反映这一点:如“打土豪分田地”、“工人组织起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帮助工人农民打绅粮分田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红军是解放苗瑶少数民族的”、“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等等,理论的掌握已经变成了广大民众“精神变物质”的实践。1934年11月的长征途中,《红星报》就特意撰文强调,党和红军对长征途中所经之地广大民众的宣传,
“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不然1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由于党的少数民族与宗教政策的正确,红军的身体力行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对沿途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1935年9月,红军发布的《告回番民众》书中就有:“苏维埃分田地牛羊粮食房屋财产给回番穷人;苏维埃废除国民党汉官的一切捐税款子,反对拉夫抽丁;苏维埃保护回番劳苦民众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维护和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最根本的利益,这也正是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取得巨大成效、红军赢得沿途民众如此信赖和支持的原因所在。虽然,今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思想意识日趋多元化,不再像长征时代民众那么简单,但道理是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要被当代中国的广大群众接受,传播的“主义”必须管用,它能给广大群众带来实际利益。也就是说,我们想传播的“主义”是人民群众想要的、能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就能贴近、走近大众的世俗生活,被大众所掌握。长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成功的中国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大众化,就不能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选择。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注重教化与熏陶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之所能在长征途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这同红军善于把抽象革命理论转化为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分不开。便于理解、易于接受、容易掌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命,大众化意味着通俗化和普及化。长征所经之地均是中国较落后的地区,民众受教育的程度相当低,为了使文化程度不高的沿途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红军的传播媒介选择是以广大民众接受能力相符合的,大都采用图文并茂、明白易懂的传播媒介与符号,通过散发传单、刻贴标语、演唱民谣等声情并茂、老少皆宜的传播方式来影响沿途民众,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沿途广大民众生活与斗争的普通道理,使之被各族民众所掌握。1931年4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就指出:“报纸不论是党的与苏维埃的都要通俗,并与群众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就要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而通俗化又必须以易于接受的媒介来传达,这样才能成效显著。“红军用最通俗的语言,浅显的道理,鲜明的对比,宣传红军与白军的本质区别,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启发民众的觉悟。以其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收到极大的宣传效果,人民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流传极广。”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体已不像长征时那么简单,而变得渠道众多、即时迅捷、双向互动。然而,从传播学的传受关系来看,过去与现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传播活动需要传者来编码。也需要受者来解码。在当今新媒介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更需要通俗明了,更需要运用容易被群众接受的方式来传输,根据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特点,我们要注重教化和熏陶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总而言之,长征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次成功实践,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要使马克思主义为当今广大群众所认同、理解与接受并转化为行动指南,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就要加强对传播的组织领导,就要准确地把握传播受众的需求,采用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这样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落在实处,这正是我们研究红军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