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常文郁，小名掌印，字邵州，1904年6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南村镇东常村一个世代农民家庭。
父亲年幼时在本村私塾上学，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受先生赏识。少年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则在家博览群书，写文章和学习心得。我们儿时曾记得家中有两大箱书，父亲牺牲后，母亲怕因书而受牵连，拿出去烧了，遗憾的是，父亲所写的文字材料也一并被烧了。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时我家曾被搜查过，好在敌人没搜到任何东西，我们才幸免于难。
1923年，父亲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与小学同学阎捷三、王庭珍一起考入犁川镇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山村。在了解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英美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被迫和列强订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军阀连年混战和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等后，使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启蒙，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为了报国救民，父亲和阎捷三、王廷珍三人结拜为兄弟，发誓今后“要互相帮助，广交朋友，将来干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
1925年，父亲和阎捷三、王廷珍高小毕业返乡后，仍经常在一起坚持学习和探讨问题，畅谈天下大势和救国之道。开始三人都主张效仿岳飞精忠报国投军，后来父亲听说潞安府(今长治市)有所师范学校，上学不收费，便改变初衷，决心报考，提高理论，以文报国。阎捷三决意从军。他们以一文一武报国救民相勉励。
1925年9月，父亲抱着提高理论、报国救民的思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赵树理等一起编在19班。当时正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父亲目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对此深恶痛绝。到校后，他很快就与同学赵树理、王春、史纪言、张茂甫等人一起探讨革命理论，畅谈天下大势，交流救国之道。他发奋读书，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他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他的为人和文章很受教师和同学们的赏识。
1926年夏末秋初，山西省第一次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后，刚参加了省学联的晋城获泽中学学生代表时逸之途经长治。父亲抓住机会，组织召集设在长治的省立四师、省立四中、省立第四女师等学校的进步同学代表开会，请时逸之传达了全省第一次学联会议的精神，号召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做出努力。
1926年暑假，父亲返家，在自己的家乡晋城县东常村，同进步青年常子善、常行先到西常村、冶底村、苏庄、张村、白洋泉河和犁川镇等地联络农村知识青年，以研究学术、交流知识为宗旨，组织“晋山研究社”(后改为晋山学社)，之后又陆续吸收了许多进步学生和外县的同学，如获泽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时逸之，长治省立四师的进步学生王春、赵树理、曾亦农、陈克绍等，他们在“学社”阅读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文化，探讨革命理论，畅谈天下大事，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这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父亲利用家族男女老少上坟祭祖的机会，组织村里群众同不法社首常永法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清查社首的账目，揭露社首贪污捐税、胡乱摊派的事实，使贫苦农民拍手称快。
1926年底，父亲回家度寒假，经时逸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晋城西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为了在晋城西南部开展革命活动，他又将“晋山学社”改为“农民讲习所”，动员晋城西南部的青年农民到讲习所听课。听课人数很快达到90多人。讲习所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解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解如何发动农民同土豪劣绅做斗争。唤醒广大农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性。父亲与时逸之、王春、赵树理分别在讲习所讲过课。这些活动打破了农村封建闭塞的状况，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和革命道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晋城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并发展了一批党员。他首先介绍了进步青年常子善、常行先、常文正入党，成立了东常村党小组，不久由于党员人数增加，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常村党支部，父亲先后担任党小组长和支部书记。
1927年1月，父亲与常子善、常行先等又组建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在晋城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次农民运动。这年春节，父亲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带领常子善、常行先挨家挨户送贺帖，联络本村农民正月十五闹社火。正月十五这天，农民协会组织了“提灯会”，他们提着灯笼(寓意当时社会的黑暗)，打着大旗，潮水般涌向街头，父亲带头高喊“反对军阀”、“支持北伐战争”“迎接北伐军到来”等口号，大造了革命的声势。游行队伍集中到村东的文庙之后，父亲以说评书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讲解革命军北伐的形势和同封建地主做斗争的道理，影响和带动了全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有力地震撼了晋城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影响力也逐步扩大到晋城西南一片。
寒假期满后，父亲带着报国救民的革命热情和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组织的经验体会回到学校。首先“和四师最早的共产党员孟克智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发展了王春、刘光弟等人入党。1927年4月7日，经父亲与王春介绍，赵树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沁水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树理在王春领导下，工作很积极。不久他就介绍沁水籍同学霍启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党内刊物《东方杂志》列宁专号借给史纪言、杨蕉圃阅读，并拟发展这二人入党。
就在赵树理入党的第五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同年5月，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也开始响应，进行清党。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长治四师，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纷纷活动。三青团员学生体育负责人王承公开大骂共产党该杀，引起了进步学生公愤。父亲和王春、赵树理等进步同学秘密串联研究如何应对。他们从学生和教职员工中了解到校长姚用中有贪污行为，于是决定效法北京女师大学生赶走反动校长杨荫榆的壮举。经充分准备，当年10月21日，以父亲常文郁、王春、赵树理、刘光弟为首的共产党员学生先发制人，发动了长治地区教育史上空前的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的学潮!在驱姚活动中，父亲任驱姚大会主席，负责组织领导工作。王春起草驱姚宣言。赵树理发表讲话，揭露姚用中的反动罪行。他们把《第四师校全体学生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贴到学校和长治市大街上，第二次宣言公布了姚用中的十一大罪状，在全校师生中引起热烈反映。他们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四师学生的革命行动。四师驱姚学潮声势越来越大，并得到了设在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中学、第四女师以及第三职业学校和省城一些学校的响应和支持。慑于学潮声势，姚用中一边躲避一边在校外雇了200多名流氓打手，于10月28日夜进入学校殴打学生，打砸门窗玻璃。匪徒的暴行激起了四师学生的公愤，学潮再度掀起，并迅速趋向顶点。父亲当机立断，派赵树理马上到县署报案，一面指示王春起草、发布第三次宣言，随后父亲率同学将姚用中的家人抓起来作为人质押往县署监狱。长治市民终于被姚用中的暴行激怒了，他们纷纷声援四师学潮。当局不得不抛出这条走狗来平息众怒。11月12日，山西省教育厅被迫下令撤掉姚用中，另委任范郁如来接任校长职务。
长治四师学潮全面胜利了。这是上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潮，是上党五四以来最大的一次青年运动。这次学潮波及山西，影响整个教育界。
在四师学潮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为壮大革命力量，父亲和王春、赵树理等进步青年代表四师和第四中学、第四女师、第三职业学校及乡村师范成立了学联。
1927年11月22日，四师召开欢迎新校长范郁如先生大会，按照开会程序首先推举身为临时主席的父亲主持会议，并讲了开会的宗旨和意义，王春致欢迎词，赵树理等在会上发言。迎新大会实际上也是一次庆祝学潮胜利的大会。
校长换了，但是国民党开始报复了。阎锡山下令在山西全境内逮捕共产党人，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列为重点。十五班共产党员学生杨某被捕叛变，接着共产党员学生刘光弟被捕。父亲及其他领导学潮的学生领袖被通辑。父亲机警地化装脱离虎口逃回家中，其实家中也并非安全之处。
1928年2月11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晋城特委书记时逸之和时任长治支部书记的父亲被通知参加会议，因接到的通知时间稍迟，二人赶到霍州时会议已经结束。省委宣传(有说组织)部长王鸿钧亲自向他们传达了霍州会议精神。时逸之回到晋城后，召开特委全体会议传达霍州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后，父亲和时逸之到高平、长治、陵川、阳城、沁水等地进行传达，布置今后工作。1928年4月，由于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晋城党组织的联络地址被敌人掌握，山西省清党委员会指使国民党晋城县党部立即抓捕晋城特委领导人。一天夜里，正当晋城特委成员在时逸之家中开会时，国民党县党部带领警察包围了时逸之家，特委书记时逸之以及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四人被捕，并都被判刑，送往山西省第一监狱服刑。
1928年5月，父亲在家中被捕。当天他被带到晋城县党部进行审讯，他拒不承认有罪。第二天他又被押往太原，省清党委员会对他进行审讯，他还是如上所说。后转到陆军审判处，经过特别刑事法庭审讯，强行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判处3年徒刑，关押到山西省第一监狱服刑。囚犯编号为“443”。在监狱中他遇到了周玉霖、时逸之、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和刘光弟等人。父亲和时逸之分在十六工场劳动。这给他们在狱中进行秘密活动创造了条件。
山西省第一监狱是阎锡山主要用来关押所谓“政治犯”的地方，犯人在狱中不仅经常受到打骂和污辱，还被迫从事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之吃的经常是霉米烂菜，因而患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的政治犯仍然用尽各种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经过串联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父亲与晋城籍党员周玉霖、时逸之等积极参加党支部的活动。1929年3月，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被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改善伙食；二是能同探监的亲朋好友会面；三是要看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报纸，并为此开展了绝食斗争。为了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时逸之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将监狱政治犯绝食的情况写成稿件，向各报馆投稿。绝食第五天，《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迫使监狱当局作出了让步，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刑罚好受，饥饿难忍。但我们绝不屈膝低头，望你照料好老人和孩子，引导孩子走向进步，继承父业。”父亲在狱中不但坚贞不屈，横眉冷对，而且抓紧时间，为革命需要而读书。每读一书必眉批、记笔记。他在给友人写信时说：“狱中生活好比住大学，我们正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提高自己。父亲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一部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道德经》手稿，还征求时逸之的意见，可惜这部手稿已散失。
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夺去了许多共产党员的生命。周玉霖、刘光弟等人相继在狱中病逝，6月7日，父亲也在狱中病逝，牺牲时父亲只有26岁。时逸之给母亲写信告诉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6月下旬，父亲的叔叔常六方和二舅董和法到太原把他的遗体运回家中，埋葬在常家老坟科岭坟地。
父亲牺牲了，但他和战友们在晋东南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愈烧愈烈。父亲常文郁是晋城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又是长治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在监狱是对敌斗争的先锋。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革命的火种。1994年，父亲的遗骨被收进晋城烈士陵园。2001年中共成立80周年之时，父亲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父亲若有在天之灵，也可含笑九泉了。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我们的家乡东常村人也没有忘记父亲，他们接过先辈的革命火炬，用鲜血和辛勤劳动谱写了一曲曲革命的赞歌!他们敬仰父亲崇高的革命理想，远大的政治眼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超人的领导才能，继续为建设家乡作着贡献，把我们村建设成为山西省的“先进党支部”，“村级文明单位”，是远近闻名的“宽裕型小康村”，被誉为“太行山上一面永不倒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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