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关键词：儒法之争礼法体制 礼法之治 良法善治
一、引言
——从《我不是潘金莲》说开去
《我不是潘金莲》是2016年热映的一部喜剧剧情片。电影描述为多生一孩假离婚而引发出的一连串离奇的上访故事。故事告诉我们，一旦法律背离了道德，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缺德而合法的行为束手无策时，社会对“依法缺德”的行为不以为耻反而羡慕、效仿时，我们的法治是多么软弱，剩下的手段只有非法治的“维稳”。这正是应了孔夫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古训。从这部诡异的喜剧片中，我们的观感不是喜剧式的笑声，而是悲剧式的长长叹息。从中能够读出的正面字符是，法治必遵循一个古老的原理：法律及其执行不能背离社会道德。
试问：这样的法治是商鞅、韩非和李斯、赢秦能提供的吗？
法律必须与道德相向而行。如果它是一个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它是中国古代法贡献给现代中国法治的优质资源，那么，它来自谁的思想？
答案很明确：儒家。
二、关于“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
虚构的“儒法斗争主线”。近代以来，由于对法治主义的追求和喜好，进而寻觅“法治”种子在中国“古而有之”，于是，从《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中找到了“法治思想”，从秦政中找到了“法治现象”。“法家法治，儒家人治”之说风靡几十年，“文革”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峰，虚构了一条贯穿中国三千多年历史的“儒法斗争主线”，将历代人物划分为“法家”“儒家”两大类，一一对号入座，贴上“法家进步，儒家倒退”“法家革命，儒家反動”的政治标签。改革开放以后，“主线”论悄然退出学术圈，但“法家法治，儒家人治”的说法仍不时泛起。
什么是法治？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法治”问题，首先应当遵循一个讨论规则，即讨论对象具有同一性。就是说，参与讨论的各方对“法治”的内涵和外延应达成基本的共识。如果公说一套婆说一套，白话自说，是无法进行学术讨论的。
那么，法治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及其理论来自西方。追本溯源，这种法治理论可追寻到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法治理论的原创者。他的名言是“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一人之治”即为人治。他指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普遍的服从”=法治。
这是亚氏的法治公式。窃以为，这是最简明扼要的法治公式，因为其货真价实的原创性，所以也最为经典。它还是法治的底线定义，突破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就不可称之谓法治。在这个公式中，“良法”是法治的先决条件。
法家非法治。古希腊星光灿烂的哲人群体与我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蜂起的诸子，同处在雅斯贝尔斯所称颂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与法家的“以法治国”论具有可比性。我们不可以用现代民主宪政的法治来要求古人。法家是否法治主义者，只要拿亚氏的法治公式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法家主张的是君主“垂法而治”“以法为治”，他们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上，只讲臣民应无条件屈从君主，包括屈从君主之法。确实很容易把法家的这种官吏严守君上之法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的服从”，因而称之为“法治”。但我们知道，“普遍的服从”基于对“良法”发自内心的敬畏。这个“普遍”是君民上下全体，无一人可以例外。而法家“壹刑”“壹教”“壹法”则是置臣民于君上一人的“权”“势”“法（刑）”恐惧悚惕之中，两者岂能同日而语！更何况，法家根本没有“良法”观念，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法家的宗旨就是君主独裁专制，这种法律观，很显然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批判和反对的恶法，是“一人之治”的“人治”。尤其是，商韩反复强调的“轻罪重刑”，完全违背“罪刑相当”的刑事法治原则。“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法家的所谓“法治”，其出发点和归结点只是一个“刑治”，而且是重刑、严刑、酷刑之治。秦政乃其典型。赢秦搞的那一套完全是刑罚恐怖主义的极端式专制人治。严复不愧为深谙中西法理异同的一代大师。他在其译著《法意》“案语”中一针见血指出：“然则秦固有法，而自今观之，若为专制之尤者。”
“人治”“法治”非中文固有词汇。在20世纪以前的中文文献中，在句子中也有嵌入“人治”“法治”这些词汇的，但细加检析，既非现代民主法治之义，亦非亚里士多德原创法治之意。就是说，“人治”“法治”不是我们的“固有”话语，也不是古代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换言之，用“人治”“法治”来解读和评价古代政治法制思想和治国理政方略并不对榫。细检近40年来国内出版物中讲法家“法治”、秦政“法治”、还有“奴隶制法治”“封建制法治”的论著，发现其中的“法治”两字均应切换为“法制”才是。凡有国家政权必有法制，殷周有，赢政和二世的秦王朝有，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也有，但它们并不是“法治”。
近现代思想学术史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人治”“法治”这些名词来评述儒法两家和其他先秦思想流派的是当年的“舆论界之娇子”梁启超。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中，他说儒家主“仁治”“礼治”“德治”“人治”，法家讲“法治”“势治”“术治”“物治”，又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无治”，墨家的“尊天明鬼”是“天治”。细察他的用法，相当于一种简略语，一种简称，而不是从“人治”“法治”之法理学含义上来界定儒法之争。但自此，以“人治”“法治”评判儒法两家却几乎成为一种学术流行语和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