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义，1938年1月生于四川。高山、极地、海洋气象科学考察专家。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指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1966年初，高登义为中国登山队预报珠穆朗玛峰气象。1975年3月至6月，首次采集了从珠峰峰顶至海拔4000米间各个高度上的冰雪样、水样和土样，为分析世界极高海拔地区的环境本底值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样品。1983年7月至8月，发现了雅鲁藏布江水汽通道是青藏高原周边的最大水汽通道，论证了水汽通道对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与地理学家合作，发现并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1991年秋至1992年发现了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的最大降水分布带，改写了我国西南降水分布图。发现和论证了喜马拉雅山脉和天山山脉分别对南支西风急流和北支西风急流中心高度影响的事实和原因。
高登义曾先后在《中国科学》、美国《天气月刊》等中外学报上发表论文30多篇，主要执笔的著作有：《气象与太阳辐射》、《气象与环境》、《南迦巴瓦峰考察论文集》、《青藏高原气象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观测研究论文集》等。
高登义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79年度、1981年度中科院自然科学成果二等奖，1986年度中科院自然科学成果特等奖，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多种科学奖项。
看到他们冻伤的手指脚趾被锯掉后，
我流眼泪了
早在20世纪初期，地球上的各种地貌就被绘在地图上，但有三个地方绝少有人涉足。它们是北极、南极和珠穆朗玛峰。
在人类到达南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或“第三女神”的珠峰就成了最后的探险之地。
从1921年开始，外国登山队多次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每次都遭到失败。人们称从北坡攀登珠峰为“死亡之旅”。1924年8月6日，英国登山队在到达8500米附近的第二台阶时，因氧气不足被迫下山，队员马洛里和欧文坚持继续前进，一去不返，成为世界登山史上的“马欧之谜”。直到1953年5月29日，英国登山队两名队员希拉里和丹增从南坡登上珠峰，人类才首次站在了地球第三极上。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三位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之巅，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但这次壮举，因登顶时间是在凌晨4点，没能拍下照片，因而留下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按照国际登山界惯例，确认登顶成功至少要两个证据：一是在峰顶保留具有标志性的纪念品；二是必须在峰顶拍摄环视360度的照片。由于从珠峰北麓攀登路途更为艰险，而且此前外国登山者从北坡攀登均未成功，因此，当时一些国家质疑中国人是否真的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再次攀登珠峰。
1966年，年仅26岁的高登义接到一项绝密的科研任务：他被选中参加当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科学考察。
记者：您当时是不是毫不犹豫、非常兴奋地说：“没问题！”
高登义：1800多人，最后就选上我一个人，可以说是非常光荣。为了这事，我们团支部还专门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欢送会上有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高登去登高，志气冲云霄。”可是会开了一半，就被党支部书记制止了，因为这是绝密任务，不能开会的。但大家还是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出身不好，能够去执行绝密任务，我觉得受宠若惊。
记者：您说您的出身不好，怎么还选上您了？
高登义：我估计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身体好；二是我在大学时的学习成绩好；三是我比较听话，也许组织上觉得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吧。
记者：不允许您跟家里联系吧？
高登义：对，让我不要跟家里联系。
高登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天气动力学专业。他这次赴珠峰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和特征。当时在国际上，山地环境气象学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1966年珠峰登山科考队，约100多人，队长为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任务主要是为1967年正式登顶运送给养物资。在这次行动中，高登义获得了另一个机缘，他受登山气象组邀请，担任气象预报组副组长，专门负责高空风的预报。这个机缘也成了他科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时中科院只做研究，不搞天气预报。这让他在研究之外，有了更多实践的机会。
记者：那次去珠峰，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高登义：印象最深的就是在1966年4月22日，我当时做了四个工具，这些工具现在来看不先进，但当时来说还可以。根据我的工具测定，4月23日可能有一次冷空气带来大风。我们组长就问我，你说这个大风大概有多大？维持多久？我没把握。因为我毕竟初出茅庐。这个意见就没有得到全组通过，所以这个预报就没有报。当时登山队张俊岩副队长带着队伍已经到了7600米高处，他们从那里往上出发的时候遇到大风。于是他们就往下撤。往下撤的时候，正好经过大风口，结果4个人的登山包被吹到山崖下去，16个人手指、脚趾都有不同程度冻伤。
这次任务本来是要把物资运到8100米，没有完成任务。我们组长带着我去看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冻伤的手指脚趾被锯掉，我流眼泪了。
记者：手指脚趾都锯掉？
高登义：手指脚趾都锯掉，医生马上处理。我流眼泪了，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因为这本是我负责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批评我。一个老同志说：“我担心明年的登顶任务能不能完成。”所以从那以后我确实下决心了，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
这次沉痛教训之后，高登义注意到，在珠峰7500米左右的这个大风口，正好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每当有西风或西北风时，这里风速比相同高度的其他地方快1倍至2倍，登山者往往在这里被冻伤，或坠入谷底。他怀疑，这就是所谓的“狭管效应”。
“狭管效应”是指流体在运动过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加速流动现象。高登义顶着缺氧带来的头疼和大脑迟钝，将自己的推断写成一篇5000字的论文，科考队长刘东生看到后，批示“文章写得很好，请全队参阅”，并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报上发表。
回忆起当年受到刘东生的赞赏，高登义笑着说，当时太年轻，心高气盛，得到表扬就忍不住流露出骄傲的情绪来，结果在科考总结会上，许多同志都提出相同的意见：“希望高登义同志戒骄戒躁。”
这次为1967年正式登顶运送给养的行动，在两个月之后顺利完成。高登义对珠峰的天气状况也有了初步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在珠峰进行气象资料收集的笔记，引起气象学家陶诗言的重视，他要高登义将其写成文章，并要高登义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珠峰山地特殊气候的规律。这成为高登义后来创立山地环境气象学的起始之点。
记者：这说明陶先生认为您做的工作很重要。
高登义：当时登山队员对我们说，他们登山时，常常感觉到下午的风比上午大。但是没有理论依据。我就把资料拿来分析，结果发现，一个背风波谷中，有中小尺度高压和低压，它在高压的时候风大，低压的时候风小，中间只隔三四个小时。在不同海拔高度上，下午比上午风大的变化情况，会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越来越明显。举个例子，比如在海拔1000米的时候，下午的风比上午风大2个秒米，可是在海拔5000米的时候，下午的风比上午的风要大10多个秒米。那么我可以推断，在海拔七八千米上风更大。
记者：10多个秒米相当于多大的风？
高登义：15个秒米就是6级风了。
记者：那就是说，如果早晨起来没风，下午就会有6级风？
高登义：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行军规律，就是“早出发、早宿营”。队员登山早晨4点出发，下午4点必须停下来。这个规律现在被登山界采纳了。
记者：这是实践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高登义：所以陶先生当时就比较支持我。
主旗杆倒了，邬队长滑到了山下
但是，原定于1967年正式登顶珠峰的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被推迟到1975年。这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再次派出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与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配合，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和高山生理学的综合科学考察，并测绘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这一次，高登义身兼数职，他在担任大气科学组组长的同时，还任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
高登义：我还兼科考队的学术秘书。所谓学术秘书，就是要我负责和登山队联系。因为当时登山队登山任务重了以后，他们就不大照顾科考队的工作了。
记者：严格来说，你们的科考任务，实际上要通过这些登山队员做？
高登义：当时刘东生先生提出一个任务，从珠穆朗玛峰顶一直到大本营，甚至于珠峰周围，都要采集雪样、冰样，也就是生物样品、土壤样品，他要研究珠穆朗玛峰环境本底的情况。有了这些以后，今后我们就可以研究它的环境的变化了。
记者：当时科考队最高能登到多少米？
高登义：我们当时就是到6500米。1975年登珠峰因为是邓小平批准的任务，各部门都非常重视，但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工作重复：我们大本营在做天气预报，西藏气象局也做预报，四川气象局也做预报，中央气象局也做预报，到底听谁的？
当时，这种状况非常混乱，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高登义：关于这次登顶，我们大本营预报有两个好天阶段：一个是4月下旬，一个是5月中旬。登山队就按照我们的预报，把登山主力队员分成两部分。
登山队之所以将主力队员分成两个小组，是准备分别利用4月下旬和5月中旬的好天气登顶。倘若第一小组失利，第二小组在5月中旬还可以再作尝试。
高登义：可是4月18日，这是我一生中记的最清楚的事情，国家体委发来电报，当时是主任庄则栋签字发来的。说是根据某某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以后没有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以前完成登顶任务。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从来没有国家体委主任签字说你要什么时候登山的。这个电报命令下达以后，王富洲政委、许竟副队长就拿着这个电报到我们气象组，跟我们商量，你们报4月下旬和5月中旬是好天气，可是5月7日雨季就来临了，你们所报5月中旬是不是有问题？
记者：那个预报是谁做出来的？
高登义：后来我们一问，这个单位以前没有预报过登山气象。
记者：纯粹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忽视了科学性。
高登义：不同意也要同意，因为这是命令。
记者：因为领导签字了。
高登义：是的。所以当时登山队就把已经分开的两组主力又集中到一起，4月22日，离开大本营出发了。
高登义从1970年前整整90年的历史资料中发现，珠峰的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但上级的命令不可违背。登山队决定将两个登顶分队主力队员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由邬宗岳任突击队长，要求一定要在5月7日前登上顶峰。5月2日这天清早，国旗和觇标被交到突击队长邬宗岳手上。大本营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送登山队员出发。
高登义：可就在这时出了一件事。这一放鞭炮，把牦牛惊吓了。大本营有几十头拉东西的牦牛，全都惊得乱跑。大本营中间有个主旗杆，是4根钢丝拉起来的，10米高。牦牛一跑一冲，把钢丝撞断，主旗杆倒了。主旗杆就在我们气象组旁边，你知道，《三国演义》里边是怎么说这种情况的？
记者：出师不利。
高登义：也真是巧合了，这次登顶出了大事。突击队长邬宗岳就是在5月2日从8100米往8600米走的时候出事了。因为他是拍电影的，他说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拍你们。他就把结组绳解开了。按规定8000米以上是不许解结组绳的。但他是队长，他下命令说，你们必须要赶紧冲，5月7日要完成登顶任务，因为当时已是5月2日了。这也有道理，所以藏族队员大平措就带着其他16个人往前走了。他们到8600米的时候，就报告大本营说我们已经到了8600米了，但是邬队长还在后边。队长史占春的脾气很大，发火了，责问怎么邬队长在后边，你们都跑到前面了？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他身体不太好，在后边拍。
但邬队长一直没有跟上来，天很晚了，大家赶紧把电筒打出来，给他照路，后来还把羽绒背心烧了给他指路。可是一个晚上邬队长都没上来。第二天早晨史占春队长下命令：下去找。后来派了两个队员下去，在8200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的电影机和登山包，整整齐齐地放在悬崖边上，旁边有一个滑坠的痕迹。根据老登山队员分析，邬宗岳有可能由于高山缺氧产生幻觉，认为他到了帐篷，他进帐篷了，结果滑到山下了。
这次攀登珠峰的任务还能完成吗？
这次登顶的实际天气状况，与上级的指示和预测正好相反。从5月3日开始，大风一直刮到5月7日下午，突击队仍然在8600米高度受阻。这时，高登义所在的气象组预报：从5月8日起，天气好转。大本营立刻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重新任命了一位突击队长。
高登义：所以大本营马上命令他们，5月8日赶紧往上冲。5月8日确实风非常小，可是他们冲不了，因为邬宗岳队长没找着，登顶路线图在他手上。
记者：路线图在他手上？
高登义：王富洲给他绘的。当时新任命的副队长叫王洪宝，他曾经是一个造反派。他说：史队长，“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犯了错误，我现在要用我的行动，来改正我的错误。所以他要求冲上去。但是当时找不到路线，又有高山反应，而且山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记者：时间拖得太长了。
高登义：因为时间拖得太长，后来怎么办？就决定往下撤，5月9日决定，5月10日开始往下撤。
记者：其实这时候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高登义：这时候离峰顶只差200米了。但是因为一是找不到路线，二是没有吃的，所以没办法。他们就开始往下撤。平时我们大本营挺热闹，每天要广播，革命歌曲都要唱，后来都停了。因为邬宗岳队长找不着，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同时也在担心，现在没有登上去，以后还有没有好天气呢？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当我们在北坡登山的时候，日本女子登山队也在南坡登山，结果日本女子登山队就利用5月8日到5月17日这段时间的好天，在5月16日由夏尔巴族人带上去了。
1975年5月10日，中国登山队在山上食品断绝、登顶路线不明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小风好天气条件下往下撤。此时，邬宗岳队长仍然下落不明，大本营储粮也所剩无几。人们不再高声言谈，5月5日前准备庆祝登顶成功的热烈气氛荡然无存。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问：这次攀登珠峰的任务还能完成吗？
高登义：这个时候，登山队把消息报告到中央。当时是叶剑英元帅主持军委工作。马上用两架飞机从北京运来最好的蔬菜、食品，通过日喀则军用机场运到这儿来。我记得在飞机来之前，日喀则军分区从当地弄了两车的小萝卜，拉到大本营，卸萝卜的时候，还没有到吃饭时间。等炊事班准备做饭时，发现只剩下萝卜叶了，萝卜都被队员吃光了。
记者：饿坏了。
高登义：也不是饿坏了，就是一直没吃蔬菜。
记者：我能想象那种状况。
高登义：这个时候王富洲来了，许竟也来了。他们安慰我们，说你们原来预报得还可以，你们是不是再好好预报一次？
记者：但那个时候离雨季已经很近了。
高登义：我们预报在5月25日前后，还有一次好天。后来我们就在5月27日登顶了。
中国登山队将两件东西留在了
世界最高峰上
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按照国际惯例拍下了登顶的照片，从此得到国际登山界的认可。在峰顶，9名队员配合科考，进行了许多科学实验，其中长达90分钟的无氧生理实验，获得了对高山病预防与治疗研究极有帮助的数据。37岁的女子登山队员潘多，成了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世界第一位女性。
高登义：潘多登上去以后，躺在珠峰顶大概有10多分钟。后来我跟她聊过天，她说当时一躺下去就冷得发抖，一抖，心电图就测不出来。所以大本营的同志对她说，潘多，希望你能够不动，不动4分钟就行，我们就能测出来了。她就咬住牙不动了。等到一说心电图测好了，她马上又抖开了。我后来看到测出的数据，潘多的脉搏跳动是每分钟86次，很不得了。在那样的高度每分钟86次，说明她的身体确实好。
我觉得当时登上去后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一个是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一个是取得了环境样品；一个是在珠穆朗玛峰顶上第一次测量了人的心电图，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张，以后再没有人测了。
记者：为什么没有人测了？
高登义：因为那很难，谁愿躺在那儿十几分钟。那很难受的。
成功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将两件东西留在了世界最高峰上：一件是用来测量珠峰高度的红色觇标，另一件是架设在8500米高度峭壁上的梯子，后来各国登山队都称之为“中国梯”。
利用登山英雄在珠峰顶上竖起的红色觇标，测绘专家对珠峰的海拔高度进行了为期三天反复精准的测试。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这一精确数据，立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承认，很快成为世界地图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
高登义：这一次我们登上去以后，外国人也承认了，而且从这以后一直到1988年之前，世界上所有的登山队上去以后，都以自己是否和这个觇标照个相作为证据。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大。
记者：后来邬队长的下落呢？
高登义：找到了邬队长的遗体。说起来也是凑巧，5月27日登顶成功以后，登山队分两组下撤，第一组是4个男的，第二组5个人，潘多是这个组的。第二组在走到8200米左右的时候，走错路了。按说这些老队员在这个地方走了好多遍了，不会走错路的，可就是走错了，而且5个人都走错了。潘多说，当时他们先是发现那儿有很多羽毛绒在飞，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羽毛绒呢？等他们走近一看，就发现了邬宗岳的遗体。他的手表还在，羽绒服还在，但破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大本营，突然听到山上喊：“大本营！大本营！1号呼叫！1号呼叫！”声音很凄惨，我们都紧张害怕了，担心出了什么事，结果他们说发现邬队长的遗体了。
在经过党委会讨论后，还是决定不把邬队长的遗体背下来。因为队员们都太疲劳了。
在珠峰脚下，许多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都有一个衣冠冢。1975年之后，每次珠峰之行，高登义都会来到这里，缅怀那些逝去的战友。
高登义：1990年，我又组织了一次珠峰考察。到了大本营，我就去扫邬宗岳的墓，一见到他的墓，我就哭了。
记者：他的墓里并没有遗体？
高登义：就是一个衣冠冢。他的遗体现在还在山上。
记者：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时邬队长也可能是自己决定解开绳子，离开你们。他觉得再跟着走的话，可能上不去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高登义：不会。他还是因为缺氧，因为他经常在路上把氧气给别人吸。你知道1966年、1975年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吗？氧气瓶重量大概是现在氧气瓶重量的三倍到四倍，而氧气的容量却只是现在容量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现在背一个氧气瓶，相当于过去背十几个氧气瓶的氧气量。所以当时氧气是很珍贵的，不像现在可以沿途吸。当时不行，就那么一点，多吸就没了。
这一次，登顶队员还采集了从5500米到峰顶的冰雪样品近百件，在刘东生先生的领导下，完成了珠峰环境本底状况的分析研究。这意味着，我国从1975年开始，就有一条珠峰的环境曲线，来表示世界最高峰的环境变化，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日本队长给我鞠了一大躬，
第一次用英语称呼我为高教授
在珠峰考察中，高登义还获得了一个启发：他怀疑珠峰的许多严重冻伤事件，都与山地背风波动有关。他的这一推断，在1990年中日热气球飞越珠峰的合作中，得到了验证。
记者：好像日本人在那次高空热气球探测时，还发生过意外？
高登义：1990年，日本热气球协会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让我帮助做气象预报。他们知道我在珠穆朗玛峰研究过多年的气象，所以比较相信我。这次探险的主要活动是：在珠穆朗玛峰北坡，也就是珠峰的西北方向释放热气球，然后热气球顺着西北风吹过珠峰峰顶到达尼泊尔，最后在珠峰东南侧降落，在此过程中同时拍摄整个珠峰地区的环境。目的是通过这个片子，号召人们关爱地球变化。为此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在这个热气球上放了两个大气采样仪采样，准备通过采集珠峰北边和南边的样本做环境对比研究。
我们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西北侧，在一处海拔4300米的地方，双方在选点时发生了一些分歧，日本热气球协会的负责人希望把点选在公路边上有水源而且比较开阔的地方。这当然对释放热气球是很好的。但是我表示反对，认为在该处热气球飞不上去。因为当时一眼就能看到，在所选地点西北侧不远就是8000多米高的希夏邦马峰。所选地点正处在背风的方向，根据我的观测，它就会出现一个背风波波谷，就是说气流通过高山要往下压，当时观察到下沉气流可以达到每分钟300米到400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么大的下沉气流的情况下，就是飞机，也不一定飞得上来。
记者：飞不起来？
高登义：飞机都飞不起来，热气球更不行了。所以当时我就不同意建在这个地方。
记者：当时他选择这个地点，正好在被气流压下去的地方？
高登义：在波谷的地方。但当时他不相信，这个热气球的队长当时保持着世界上飞得最远、飞得最高的记录，比较牛。
记者：他也需要戒骄戒躁。
高登义：最后，他就拿着合同对我说：高先生你看，你们中方只是负责气象保证、后勤保证。选址和释放是我们日方的事情。他主要是不信那么严重。
记者：那您觉得呢？
高登义：当然他不信也有些道理。我虽然有观测资料，但我在大本营，不可能把我的资料都带去给他看。
在没有采纳高登义建议的情况下，热气球起飞了。但在之后不久，大本营就听到热气球驾驶者的呼叫：“气球受到压力，最大燃烧量也难得到正常上升的速度。”
高登义：本来从4300米飞到9000米高度，根据我算，大概十几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飞到。结果45分钟后才飞到9000米高度。然后他们报告大本营，消耗的煤气太多。一共4罐煤气，到了9000米，已经消耗1罐了。他们就担心3罐煤气不够。因为还要飘到东南边去的。
记者：很远的路。
高登义：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正好我们从拉萨来了一架军用飞机，本来是从高空拍摄的，结果发现热气球在我们东南方坠落了。我们马上组织藏族民工、登山队员去营救。
记者：热气球里有几个人？
高登义：有一个驾驶员，两个摄像师。其中两个重伤，一个轻伤。我们的采样仪也在上面，全被烧光了。
这次载人热气球飘越世界最高峰的科学探险活动，因遭遇山地背风波动下沉气流而失败。在中国外交部的帮助下，尼泊尔直升机在第二天飞来大本营，将3名受伤者接走。
高登义：热气球上面还放了2000个纪念封，实际上只有1999个，气球临走之前我拿了一个。
记者：那剩下的1999个呢？
高登义：都烧了。
记者：都烧没了，那你拿的就是唯一的一个了。
高登义：当时我为什么要拿一个？就是我想，他们飞到那边去了以后，我以后想要，还得联系他们。
记者：就不好再要了。
高登义：所以我说你先给我一个，而且我还请他们热气球上的3个人给我签了名。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出什么事，我就觉得先拿到为快，他们也觉得我是中方队长，就满足了我的愿望，给我了。他们回来以后，特别是那个比较骄傲的队长，给我鞠了一大躬，第一次用英语称呼我为高教授。
我是大自然的儿子
从1966年开始，高登义将大气环流方面的理论，与喜马拉雅山脉局部地区的天气和气候特点结合起来，用于登山天气预报和短期天气的预测，开创了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
在珠穆朗玛长期的驻守和观测，使高登义对这片绝地的气候有了深入了解，获得了扎实和丰富的气象资料，摸到了许多宝贵的气候规律。登山家王富洲等曾以登山队党委的名义致函中科院大气所，称赞高登义是“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而愈是这样，高登义对自然就愈敬畏，因为他时时在感受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高登义：1966年，我刚去的时候很年轻，仅仅26岁，在我的心中，第一对登山英雄崇拜，第二对登山英雄征服珠峰，我是完全赞同的。改造自然，我也是相信的。但是为什么相信？有什么理论根据？我当时并不太懂，朦朦胧胧当中，我认为征服大自然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我去了8次珠峰，特别是1975年以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珠穆朗玛峰的气候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我们只有认识它越深刻，才能利用得越好。同样的道理，人类不能只想着要征服大自然，而应该去了解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更要适应大自然。
1981年，高登义曾应邀到美国一所大学工作。他参加了大学组织的一次讨论，题目叫做“我是谁？”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题目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之后，高登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我是大自然的儿子。
“与天知己，其乐无穷；与地知己，其乐无穷；与人知己，其乐无穷。”这是高登义在大半辈子探险、科研生涯中悟出的人生真谛。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