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生代进城民工都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8～25岁之间，76%未婚，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很多人是从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直接外出的，基本上没有社会经验，也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让他们感到了无所适从，这一社会问题值得关注——
新生代民工相对于第一代民工，在他们面对第一代民工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时会产生更大的困惑，进而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具体说来，新生代民工面临的困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身份困惑。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即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但是对新生代民工来说，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民工是我国特殊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职业上讲，他们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但是面对制度的强制性认定和市民的习惯性认定。“农民”成了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社会标签。
二是生存困惑。新生代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服装、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大多第一代民工看来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民工的普遍诉求。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他们就业时期望值较高，对工作更“挑剔”。“脏、苦、累”的活不愿干，没有前途、收入待遇低的工作也不愿干。可是，能实现较高就业期望值的新生代民工并不多，大多数仍然重复着第一代民工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生存状态，并不时有失业之忧。这样，一面是扩张的欲望，另一面是紧缩的钱袋，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时地拷问着他们。
三是发展困惑。大多数第一代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他们往往怀有较深的“乡土情结”，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平日里拼命挣钱，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农村老家，等攒够了钱，往往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然而，新生代民工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进城市多数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不一样的前途、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本来没有多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磨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反映在行为选择上，他们挣的钱基本上用于自己消费，很少寄给家里。对新生代的女性民工来说，婚姻归宿问题也在时刻困扰着她们。农村老家的人自己看不上，城里人又看不上自己，嫁给同样的外来工，一是不了解怕上当，二是担心生活压力……
新生代民工的这些诸多困惑，也越来越多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正在形成一种社会问题而引起社会多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