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邓小平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契机，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我国的对外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思考，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建立国际新秩序等主要论断，对我们今天的对外关系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邓小平；对外关系思想；时代主题；独立自主
依据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适时制定、修改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契机，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我国的对外关系政策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思考，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宽广的胸怀、世界的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在论述时代问题时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强调了找准时代问题的极端困难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邓小平担当起了这一困难的任务。他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他先是指出，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同时，我们也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指出，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增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他通过长期观察、纵横比较，以富于历史穿透力的眼光和极其鲜明的语言，在1984年10月31日会见外宾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他列举大量事实，对比分析，作了反复阐述，并与多个国家领导人交换这一看法。这种见解，无论在我们党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是一个全新的判断。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发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谈话。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到1987年10月我们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才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昭告天下，为我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这一论断不但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首先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它反映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在旧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运作下形成的，如果不解决，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将越来越穷，五分之一的人将越来越富。这一结果不仅影响“南方”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发展，也将制约“北方”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整个人类进步受到阻碍。其次，明确新时期我国的战略任务。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不仅是对全球核心问题的把握，也是对中国发展利益的要求的把握。因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要有和平国际环境，二要认识和参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这就决定了中国主要应做好两件事：对内搞好经济建设，对外维护世界和平。再次，有助于我们总结和记取以往的教训，树立“国际意识”，制定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耽误了利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是与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偏颇，以及对战后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缺乏深入研究有关。这说明了不了解世界情况，把握不住时代的主题，就不可能更客观、更实际地认识自己，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为我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进入新世纪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江泽民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4］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技术进步异常迅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甚至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5］几十年来，我国一直把独立自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内容表现在：
第一，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第二，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揭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性质和任务。
第三，提出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家利益中，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首位，同时，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
第四，确立处理党际关系的新原则。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归纳出新时期我党处理党际关系应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按照这四条原则，我们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外交事业。
第五，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邓小平指出，解决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为解决国际上的类似问题提供了经验。对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他主张用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
第六、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乱的严重情况下，高瞻远瞩地确定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
这一切外交政策有个前提，那就是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同任何国家友好相处，但不容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尊严和主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怕鬼、不信邪、不屈从任何外来压力。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和高尚品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宽广胸怀和外交能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赞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继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江泽民指出，我们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我国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渉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决不妥协退让。坚决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但要讲究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有理、有利、有节。外交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根据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完善解决分歧，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正在做出新的贡献。
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而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局势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1988年，邓小平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明确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在谈论这一主张时，邓小平始终强调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它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简练、明确地概括了当代国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内容上兼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最能反映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2、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切国际旧秩序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以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3、互相尊重主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也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维护主权和侵犯主权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焦点。冷战结束后围绕主权问题的国际斗争更加突出。西方大国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宣扬主权观念“过时”，“人权高于主权”，企图通过削弱主权原则来达到损害中小国家主权，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目的，对此，邓小平表示出坚定的原则立场。他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国家的独立自主，集中表现在维护国家主权。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国权”的概念。他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6］“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7］没有了国权，就不能谈一个国家政治的存在，更不能谈一个国家的发展。国际新秩序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受侵犯的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和一个基本方针。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各国友好往来，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许多国家公认的。然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究竟能否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由此，在邓小平理论中形成了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9］“发展才是硬道理”。因而全党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创立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邓小平对外关系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贡献。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新形式下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维护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形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9．
［2］［3］［6］［7］［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6，105，345，331，353，265．
［4］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6．
［5］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65．
【作者简介】
王进（1965-）男，汉，四川宣汉人，四川文理学院初教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