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是壮族人民革命的卓越领袖、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左右江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左右江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62年，邓小平、张云逸分别题写长篇题词，科学评价韦拔群的光辉业绩和精神风范。本文对韦拔群创建广西红军的历史贡献和经验启示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此纪念韦拔群诞辰115周年和百色起义胜利80周年。
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为百色起义胜利和创建红七军奠定了坚实基础韦拔群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壮族革命志士。1920年10月，韦拔群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元老马君武领导的改造广西同志会，被推选为政治组副组长。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921年9月，韦拔群返回东兰后，联络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一批壮族革命青年，在武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带头变卖家产购买枪械，加强东兰国民自卫军。从此，韦拔群领导改造东兰同志會，依靠国民自卫军这支农民革命武装，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一系列经济、政治斗争。
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实地调查“东兰农民惨案”，在报告中说：韦拔群领导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在“民(国)十一(年)，向杜琨选、陈继虞、黄若金等清算公款，勒交公枪。同年又反对韦钟璜之勾结自治军窃据县长权位。民(国)十二(年)，易改造东兰同志会为公民会，反对刘日福令派东兰之一万元收束费，自治军黄琦之每牌六元军饷，蒙元良之每牌百斤军米，蒙仁潜之强迫公债”。
斗争由反对东兰土豪劣绅的苛政苛捐，发展到反对地方军阀旅长刘日福、蒙仁潜，并取得最终胜利。韦拔群提出的打倒军阀贪官、打倒劣绅土豪、废除苛捐杂税和实行“社会革命”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东兰各族人民心中。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斗争继续发展，成为三打东兰县城的壮举，震撼了全广西。1923年7月1日，韦拔群率领东兰国民自卫军(也称农民自卫团)300多人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目标是清算东兰全属团务总局长韦龙甫，作战失利。7月31日，韦拔群率农军800多人第二次攻打县城，因有敌军罗文鉴营驻守，攻城受挫。10月21日，韦拔群调集东兰及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1500多人第三次攻城，经过一天激战，反动县知事蒙元良和团总韦龙甫弃城而逃。农军进城后，破监释放被捕农友，没收土豪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号召各族人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
三打东兰城是广西最早的农民武装斗争，东兰因此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韦拔群成为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著名领袖。
从1921年9月韦拔群经南宁回到东兰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起，到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风暴在广西乃至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运斗争分为三个阶段：1921年9月至1924年为早期的农运斗争，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改造广西同志会宗旨为纲领而进行的“社会革命”。1925年1月到1927年7月为中期，韦拔群、陈伯民进入广州农讲所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理论和策略方法，返乡后成立东兰县农民协会，开办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600多名农运骨干，掀起右江农村革命风暴，实行打倒列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国民革命”，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东兰县农会辖有13个区农会，170多个乡农会，8.7万多名会员，农军有2000多人枪。1927年8月至1929年百色起义，为右江农军暴动和坚持农村游击斗争阶段，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新桂系军阀的“清党”、“清乡”大屠杀政策，发动了右江10多个县的农军暴动，开展右江农村游击斗争，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由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受到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的高度关注。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东兰在遭受惨案屠杀之后，“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景仰”。
1927年4月，新桂系军阀伙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在广西全省疯狂实行“清党”、“清乡”，残酷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白色恐怖”使韦拔群、余少杰、严敏无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从实际出发，于1927年7月在恩隆县百审村和奉议县花茶村，召开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果德6县农会农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右江各县农民运动转变为农村武装斗争，以武装暴动反抗新桂系的屠杀政策，宣告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推举俞作柏为主席(未到职)，余少杰、韦拔群、陈守和、严敏等5人为常委。
同时，会议决定统一整编各县农军为右江农民自卫军。任命韦拔群为右江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领导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及巴暮、那地等地农军；黄治峰、滕国栋为第二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恩隆、奉议等县农军；余少杰、黄书祥为第三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思林、果德等县农军。
这两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全面发动右江地区农军暴动和坚持农村游击斗争作了准备。8月9日，余少杰、黄治峰率领第二路军在奉议县仑圩暴动，初战告捷，转入山区坚持游击。
8月中旬至9月间，韦拔群率领第一路农军3个团及百色独立大队、那地农军大队，共3000多人举行东凤凌色4县大暴动，围困敌军一个营及县团局武装在凤山县城20多日。敌军增调一个团加～个营进攻东凤地区，第一路农军转入山区游击，直到1929年夏挫败敌军围剿，重新控制东凤两县广大农村。
在右江沿岸的第三路农军，在余少杰、黄书祥率领下，1927年9月5日起连克镇结、思林、果德县城，都安、向都、那马等县农军也前后举行暴动，坚持和发展了农村游击斗争。
1929年7月初，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中共中央派代表邓小平来南宁领导广西的党组织，与俞、李建立局部统战关系和开展南宁秘密兵运斗争，准备在适当时机开展左右江的工农武装割据。
这时的形势极利于工农运动的发展，韦拔群直接领导的东凤凌色4县农会农军发展迅猛。中共广西特委在1929年10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韦拔群领导的农村斗争
已进入“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以号召20万农民，有经常的武装1.1千……武装已完全集中，即开始准备反豪绅的反攻”。
这说明，在1929年8月召开广西全省各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右江各县农军已发展到七八千人，农会农军控制着广大乡村。农代会结束后，按照广西特委的决定，韦拔群带领前来领枪的东凤农军大队300多人暂住南宁，接受中共党组织派来的教官进行军政训练。
此后，右江各县农军开始进攻圩镇和县城，革命形势更加高涨。10月下旬，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转移进驻右江城乡。中共广西军委分发从南宁运来的5000多枝枪，加强了各县农军武装，并命令各部队联合各县农军进攻反动团局，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整编部分农赤军进入第四大队，为成立红军作准备。
遵照中共右江工委的指示，韦拔群、严敏和黄举平在东兰武篆那论村召开中共东兰县党代会，成立中共东兰县委。会后，韦拔群等指挥农赤军攻占武篆镇和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进驻县城。颁布《政纲草案》。
到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各县农军已有1.2万多人和近万枝枪，这对百色起义的胜利和创建红七军是极为重要的。后来张云逸总结说：“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与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
可见，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和斗争经验都是极重要的。
韦拔群是百色起义和右江苏区的重要领导者。为创建和发展红七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七军是由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的，辖有3个纵队4000多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军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军参谋长为龚鹤村。
红七军成立后，中共广西前委改组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是左右江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任常委。这时，韦拔群担任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
遵照红七军前委的决定，韦拔群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前委领导第三纵队和创建东凤中心苏区。第三纵队由韦拔群任队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辖3个营及参谋处、副官处、教导队、特务连、机炮连等直属单位，共有1200多人。
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1929年，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由此可以看出，韦拔群是红七军创始人之一，东凤农军主力是红七军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和右江苏区创建之初，第三纵队分散驻防东凤城乡，担负进攻豪绅团局的作战任务。此时，纵队各营的党组织不健全，战斗力不强，韦拔群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军政建设，使第三纵队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党性坚定、英勇善战的红七军劲旅。
1930年1月，韦拔群率领两个营从东凤老区出发，进军七里山区，消灭了凤山、都安、恩隆、果德周边的豪绅团局据点，使东凤老区与右江沿岸苏区连成一片，扩大和巩固了右江根据地。2月初至3月间，第三纵队参加了隆安、平马、亭泗3次大战，在与国民党桂系主力部队作战中，打出了第三纵队的军威。
3月底，红七军前委和军部率领第一、二纵队北上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斗争，以扩大红军影响和筹集军费、武器弹药。韦拔群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奉命带领第三纵队留守东凤凌色老区。
4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东兰县武篆乡，会合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凤凌色老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与此同时，韦拔群、雷经天及时帮助黄治峰组建右江苏维埃政府赤卫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右江沿岸20个赤卫军营开展游击斗争。
韦拔群还指挥第三纵队分兵凤山、凌云、百色、恩隆、都安、那地等县，协同赤卫军进攻豪绅团局据点，巩固和扩大苏区。6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苏区，7月集中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
第三纵队在建设各级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开展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各项斗争中，不断锻炼和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3000多名赤卫军补充编人红七军，从根本上改变了红七军的阶级成分。
然而，革命形势发生了转折。1930年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举行第一次党代会，接受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的“立三路线”和中央指令，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新的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决定，将所辖4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第三纵队编人第十九、二十师，参加北上远征作战。
11月10日，新的红七军前委和军部率第十九、二十一师7000人北上远征。此时任第二十一师的韦拔群顾全大局，坚决执行前委决议，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由于第二十一师的主力全部参加了远征，仅留下番号在右江苏区，韦拔群只带着特务连返回东兰，会合第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重组部队。
经过紧急动员和调配，韦拔群领导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2月整編右江苏区10多个县的赤卫军主力，重新组建第二十一师，下辖4个团和2个独立营共3000多人。第二十一师与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一起，共同领导保卫右江苏区的艰苦斗争。
保卫右江苏区，最艰难的是3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1月，桂系军阀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廖磊指挥桂军、黔军7个团和10几个县民团共1.5万兵力，向右江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韦拔群、陈洪涛等部署红二十一师和各县赤卫军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方针，分兵数路与敌周旋。同时利用桂黔敌军之间的矛盾，瓦解黔军两个团。敌军采取“分途搜剿”计划，重点进攻东兰的“三山”。韦拔群、陈洪涛坚守西山，并令各团在红水河、右江沿岸各地出击，共破敌围。5月起，红二十一师利用敌军撤退邕、柳之机，主动出战，粉碎了敌军第一次大“围剿”。
8月，中共两广省委派陈道生来西山，传达中央指示：红二十一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独立师，领导成员不变；右江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称县革委会。
同年11月至次年6月，桂系军阀调集第七军和粤系第四军共4个团及地方民团共1万兵力，对右江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围剿”，重点进攻东
兰、凤山老区。韦拔群、陈洪涛等指挥部队避实就虚，歼敌1000多人。12月下旬，粤军两团撤走，红军游击作战重新活跃。1932年春，桂军两团也撤往柳州，敌军由“围剿”改为“围困”。4月，韦拔群、陈洪涛派黄松坚、黄大权和黄举平各率领一批干部向右江下游和黔桂边界突围，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打破敌军对东兰、凤山老区的“围困”。
1932年8月，桂系军阀廖磊率领4个团及民团1万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重点还是东凤老区。白崇禧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敌军在东凤老区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厉行合村并屯、保甲连坐的策略，妄图把红军、赤卫军困死、饿死、冻死在山区。9月间，红军在西山、东山和巴暮的据点失守，数百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10月19日，韦拔群在西山突同中被叛徒杀害；12月，陈洪涛在在西山突围中被捕就义。
有江苏区丧失了，但革命火种并没有因此灭绝。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松坚和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等继续英勇战斗，开辟了滇黔桂边红军游击根据地。1936年，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发展到三省边界的28个县。1937年1月，中共桂西区特委成立，领导滇黔桂边革命游击队第三联队、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二联队的4000多名指战员。他们不畏牺牲、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坚持到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迎来了南下解放大军凯旋右江大地。
韦拔群领导创建红七军的战斗实践在我党武装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韦拔群是红七军的重要创建者和著名将领，他在创建和领导红七军第三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开办训练班来加强部队和地方党建，是韦拔群开展革命斗争的显著特点。他总结办农讲所的经验，坚持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形式来培训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党员干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从百色起义胜利之初到红七军北上，韦拔群在东兰主持开办了6期训练班，培训党政干部党员1000多人。
为加强右江苏区的党建、军建工作，红七军前委和政治部于1929年12月20日，制定印发了《红七军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韦拔群和李朴认真学习理解文件，遵照军前委的指示，在东兰武篆举办党员“中坚同志训练班”，以学习研究《红七军通告第二号》为重点，结合学习《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右江苏维埃政府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等文件。韦拔群担任训练班班主任讲授党建，李朴讲授政纲，钟鼎讲授军事课。这样，就把党建、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结合起来，经过讨论答疑，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这批干部返回部队和地方后，极大地推进了第三纵队的党组织建设和东兰、凤山、凌云等县的党政建设。
1930年4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东兰后，会同韦拔群、雷经天在武篆开办了党政干部训练班。韦拔群带领第三纵队、赤卫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前来参加，他协助邓小平办班，认真聆听邓小平讲授的《党员须知》等文件，做好笔记，同堂讨论，给全体学员树立榜样。
韦拔群结合革命实践，认真刻苦地学习，自觉坚定党性，做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无条件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切服从革命整体利益的光辉榜样。邓小平、张云逸给他的题词中，都称他“不愧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还是一个革命的宣传家，他在领导右江武装斗争中，创造性地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在韦拔群的领导下，第三纵队和后来的第二十一师，各营连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政治宣传队和文化山歌队，设立识字阅报室，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开展革命宣传教育活动。
政治思想宣传的教材，主要是红七军政治部编印的革命传单漫画、《士兵之友》、《右江日报》、《工农兵识字课本》、《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纲领》等等，把革命宣传教育和识字扫盲结合起来。
韦拔群还制定了部队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各级政工干部要定期与士兵谈话，积极培养士兵骨干选送到军部和纵队教导队受训。韦拔群亲自选调韦国清等一批骨干进入军部教导大队学习。
韦拔群要求各营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学习检讨会、文娱赛歌会、报告演讲会，总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互相交流，并推广普及。韦拔群还特别擅长通过编写山歌来进行革命宣传，右江地区至今还流传韦拔群编写的《从军歌》、《革命歌》、《红军纪律歌》等。
《从军歌》唱道：“劳动群众快快醒，参加革命当红军；青年的同志，应将重任负肩。个个练成铁石坚，不怕死，不贪钱，才算得真正革命。一切障碍要扫除，反动派都肃清，不负红军的威名，唱凯旋。”
《革命歌》唱道：“右江青，红河红，天下工农一样穷。为何穷?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我们工与农。工与农，快起来!闹起革命把头抬。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从此不受夯。”
《红军纪律歌》唱道：“红军纪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都要注意，这是红军主要的生命；我们都是工农红军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損；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上交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害损，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得留情；为要发扬红军的强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得违背；无论战争时与平时行军，爱护群众保卫工农，力量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
这些山歌寓教于乐，军民干群都喜闻乐见，效果极佳。
韦拔群经常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足迹遍及壮乡瑶寨，这在部队和地方都是很出名的。他同瑶胞话家常，与妇女讲革命，这是他的工作特色。邓小平称赞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韦拔群非常注意通过自己的革命言行，在接触群众的各种场合来宣传革命道理，用真诚浅显的话语来打动各族群众的心，鼓舞革命青年跟着共产党和红军干革命。
韦拔群经常教育红军干部战士：“革命人要锻炼出三个习惯来，第一个是立场坚定，意志刚强，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第二个要有结实的身体，能跑能跳，能吃苦耐劳；第三个对敌斗争要灵活勇敢，大
胆细心，变化无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死难临头，也能昂然无畏，敢为革命斗争到底。现在我们天天学习、爬山、洗冷水，就是为了锻炼成这样有用的革命干部。”
他教育红军干部战士要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
他教育红军的干部战士要树立严格的纪律观念：“革命军队意志要坚强，作战要勇敢机智，还要有严格纪律。宋朝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铁的纪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能打败金兵。我们的革命军队，坚强勇敢、纪律严明，有群众拥护，我们也能够打败敌人。”
他教育部队干部和进步群众要树立正确的革命战争观：“消灭敌人的力量，固然以红军为主力，然而无各乡群众努力帮助，此项工作必不能实现的。”“要积极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革命。我们只有依靠群众，红军才能打胜仗，革命才能胜利；如果红军脱离了群众，就会打败仗，革命也就要失败的!”
他教育红军指战员要树立革命前途观：“革命战争是长期艰苦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前途光芒万丈!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快出于革命，莫要恋家庭。跟着共产党，做个好红军。为民为自己，事业真光荣。革命战士们，共享幸福年。”
韦拔群坚强有力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七军第三纵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对于加强右江党政军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韦拔群在领导右江武装斗争中，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条根本原则。韦拔群在右江苏区军民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受右江苏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尊重。但是，韦拔群一向自觉坚持党性原则，是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秀党员。邓小平称赞他一贯遵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
在实际工作中，韦拔群经常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党员须知》的这段话：“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主要问题，应该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一切问题在未决定之先，党员可尽量讨论，发表个人意见。但在成为决议以后，只有绝对服从决议，上级机关应采纳下级机关意见，下级机关要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指示。”韦拔群每次举办东凤苏区训练班，都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实行问题，使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重视和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
1986年1月27日，邓小平在桂林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很大的便利。”
韦拔群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探索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军事实践。红七军经理处处长叶季壮1979年回忆说：“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地方武装编入红七军以后，就立即投入正规作战，这对刚从农民游击队改为革命主力军的部队来说，是有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几次激烈战斗中，指战员都打得非常勇猛，十分听从韦拔群同志的指挥，也经得起战事失利的挫折和考验。这一方面表明了这支革命队伍有着较好的革命素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韦拔群同志在部队和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韦拔群领导红七军第三纵队和第二十一师的游击战争实践，集中体现了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韦拔群评传》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和细致的考订。我赞同该书作者评介韦拔群为红军游击专家，“他以壮族人与生俱来的非凡胆略和勇敢善战的素质，以不搞形式主义而重视客观现实的务实精神，对右江武装斗争的规律进行了探索，摸索出了许多实用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游击战术，从中无疑体现出他的创见性军事思维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火花。”
《韦拔群评传》总结概括了韦拔群的军事斗争原则：一是以弱战强，二是兵不厌诈，三是出敌不意，四是神出鬼没，五是虚则实之，六是战术灵活，七是内外结合，八是石床阵法，九是地雷战法，十是以敌攻敌。韦拔群的“多样化军事思维，综合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内涵”。
韦拔群领导右江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和对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总结，对于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今天，百色起義的伟大业绩和韦拔群同志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