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的小意义来讲，盛岳无疑是圆满的。1907年，本名盛忠亮的他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一个有着神奇的温泉的地方——热水溪村。从后来的人生际遇看，除了出生地饶有趣味之外，他的家庭在当地至少应该是温饱以上，他本人的智力绝对是聪颖以上。正因为这些先天的条件，1922年，15岁的他于石门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斯时中国正是天下大乱，又天降大任“海选栋梁”，准备天下大治之机，学校中的青年才俊们便当仁不让揣上满腔热血，以天下为己任，在激进中占领了头排。盛岳又在头排中占据了重要一席——成为学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正当他在校内外挥扬激情，参与幕后策划、指挥了多起学生活动时，1926年10月被组织上选派到莫斯科去上中山大学。尽管有点放不下法政专业和得心应手的革命事业，但到了莫斯科后，盛岳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环境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设置的学习与生活——突破语言关，担负起一门课题研究的小组长，后来还给以中国工人为主、文化程度不高的预备班上过课。当然，其间天性使然或秉性自然地参与学校的政治斗争，并成为被苏共视为正宗、最受宠的一个群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毕业后先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翻译，后又到苏俄东区——伯力地区当联共宣传队队员。1932年底回国即被委以重任，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接任其职。
截至此时，盛岳的经历都是顺利而精彩的——由优秀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者，出色组织了多次学生运动。到莫斯科中大后，政治合格、成绩卓越，担任的类似助教的工作，每个月有175卢布的丰厚报酬，被同学们戏称为“资本家”。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深得组织信任，在中大清洗“托派”时，作为“可靠的党员”成为中大苏共支部局委员兼支总局秘书，担任翻译并参与对学生甄别——这是一份既光荣又痛苦的差事，因为他需要配合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到黑暗的地下牢房里去审那些被捕的中国同学。被信任有时候是一种痛苦。在若干年后的回忆里，盛岳都感到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勾当”。但有时候，被信任还可能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
带着光环回到阔别6年的中国，盛岳继续被信任。只不过，1932年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去时的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当初为之奋斗的革命已经部分“成功”——所谓军阀已被打倒不少，所谓列强也不再那么嚣张，国民党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已然稳坐头把交椅。可伴随成功而来的却是当初无法设想的失败——国共合作已是陈年旧梦，而且就像反目的恋人，过去有多少美好的回忆，现在就有多少丑恶的印记。合法执了政的国民党不念一点旧情——共产党连“在野”的身份都不具备，是非法的、需要取缔的组织。白色恐怖弥漫在大江南北，尤其是上海，中共中央已难以立足，于这一年开始陆续撤到瑞金。值此危难之际，回国后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盛岳，担任着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进行着险象环生的地下工作。应该说盛岳的工作很有成效，所以一年半之后，中共中央上海局最高领导被捕后，他就走上了这个重要岗位。可此一时早非彼一时，职务越高风险越大，所以，盛岳的精彩与顺利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任职不到四个月，叛变后的李竹声交代了盛岳的住址，他在上海法租界内被捕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今天的角度看回去，为主义而生、为信仰而死，被捕、就义、牺牲等等字眼是多么轻易就可以从键盘上敲出来，因为这些对后来者不过是一种历史存在，存在于虚无之境。然而，当躬身其间时，一切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被捕之初，或许在教养和人品的作用下，盛岳决定表现出应有的忠诚。可是，人都有软肋、事总与愿违。就在他坚贞不屈的时候，秦曼云——对他来说一个标准的“软肋”出现了。
从各方面看，比盛岳小一岁的秦曼云也是出类拔萃的时代新青年：出生书香门第，尽管接近没落；很早参加革命，比盛岳早一年派送到莫斯科中大；在校期间与盛岳一样，政治合格、成绩优异、俄语很好。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她作为“可靠的人”参与翻译、会务等工作。脸上有着婴儿肥的秦曼云应该是才华胜过容貌的女人。参与六大工作期间，她与到莫斯科出席会议的关向应结婚。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他们夫妇共同回国。回国后不久，关向应被捕，营救出狱后，被派往湘鄂西苏区。秦曼云依然留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另外，邓颖超去江西之前还与秦曼云商定了一套密码进行通信联络。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可见一斑。可就感情生活而言，异地恋无异于分手恋，天各一方的关秦姻缘从此两断。不过感情从来都是此起彼伏，在秦曼云的空窗期内盛岳不失时机地走了进来。这段感情怎么起的头，几乎无从查起。但可以肯定的是，盛岳对这段感情不掩饰、不回避、不游戏，甚至说，有点高调，因为上海党内几乎人人知道盛岳追秦曼云。很多时候很多原本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但却可以机缘巧合成为有特殊意义的事，比如男欢女爱，就比如盛岳追秦曼云。
用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回到国内的秦曼云一定一直处于“纠结”当中。第一纠结应该是出生还不满一岁的儿子关拯在从武汉到上海的途中丢失。失子之痛还没过去，关向应入狱又让她面临失夫之痛。种种痛苦中，盛岳的追求更加让她纠结——此爱能缓解彼痛吗？纠结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不过不可抗拒的外力常常可如快刀，斩断乱如麻团的“纠结”。是的，她与盛岳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时，1934年6月，她与李竹声一起被捕了。这批被捕的人基本都做了“顺民”。按后来比较留情面的说法，秦曼云被捕后很快就“反省”了，更鉴于她非重量级人物，因此很快出狱，出狱后便脱离组织“重新做人”了。可她刚刚重新做人，盛岳又关了进去。原本这一出一进没有关联，可谁让抱定了要存“浩然正气”的盛岳有愿为爱追随的潜质？而盛岳那些已转变阵营的战友和同志又非常了解他的这一品质？于是，国民党中统采纳了这条妙计——让秦曼云成为盛岳的最佳解铃人。
谁也不知道身陷囹圄的盛岳看到秦曼云走近他时做何感想，谁也不知道秦曼云再次走进暗淡的牢房时又有何感受。当时的中统似乎也没记下秦曼云怎样做的劝降工作，他们之间又进行了怎样的谈话。唯一能知道的是结果——盛岳妥协了。是贪生还是为爱，谁也无法去做思想轨迹的考证。他与秦曼云一起“悔过自新”，这场牢狱之难也让他们患难与共，结合在了一起。
上海的党组织在盛岳与秦曼云双双叛变后，就被彻底清仓。中苏之间通过上海联系的电台也从此中断。江西的红军也从那时开始被迫长征。撇开“叛徒”之类的批评与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盛岳却又开始了另一种精彩与顺利。
变节后的盛岳，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科——这是中统对外的名称。也就是说，盛岳成了中统特务。不过，比起很多变节的人盛岳的劣迹并不多，他似乎没有由此而转变为“反共”先锋，如叶青一样成为最大的理论反共者，像李竹声那样的反共实干家。盛岳显然是个聪明人，很会把握平衡。虽然反共并不积极，但他在中统、在国民党政府里却越混越好，这既得益于他自身的素质和秉性，同时，处于式微的共产党和越来越严峻的抗日形势也从客观上帮了他。
两年多后，全面抗战开始，盛岳先是负责与苏联方面联络，后又在中缅战场工作3年多。其间发挥实干型能力，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得不说共产党为国民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 然而，1949年还是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当“东方红、太阳升”时，盛岳没有做好“回到人民怀抱”的打算，他携家带口到了台湾。比起很多失意的名流和落魄的重量级人物，拿今天的话来说，盛岳一直混得不错。台湾还拥有联合国席位时，1949年在联合国“控苏案”中，他起草控诉案文件，并在联合国会场上参与辩论，使得联合国通过了谴责苏联案、判决《中苏友好条约》无效，台湾也由此不必承认蒙古独立。此后，他一直在台湾外交部门工作，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里成绩不少：任代理驻伊拉克“公使馆”馆务，驻巴格达四年期间，大力宣传台湾推行的农业政策，影响了台湾与中东各国之间农耕农产方面的合作。任台湾“外交部”亚西司司长时，积极促进了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建交工作。之后，又当了一任台湾驻乌拉圭全权“公使”。1964年，功成身退，与夫人秦曼云，携三男二女举家迁居美国经商，开始了不问政治更平稳富足的生活。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摇身又以华侨的身份回家乡投资兴业助学……2001年93岁的秦曼云去世，2007年，盛岳以100岁高龄去世。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从人生的小意义来讲，盛岳无疑是圆满的。他离开台湾之后，于上世纪60年代末写作出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是这圆满的佐证。
这本书似乎可以这么说，是学术研究里的回忆文章，是回忆文章里的学术研究。与通常从苦难童年回忆起不同，盛岳没有痛说革命家史，简单交代由来后，便紧紧围绕去莫斯科留学及留学期间学习生活的诸方面展开叙述。其之不同于一般回忆录，因为全文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的讲述而讲述，也没有突出自己的地位与作用，为自己辩解，比较重要的是，本书较为客观理性的思考与探究了中苏关系、苏共与中共深层次的需要与矛盾、苏共对国民党的怀柔等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回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农”政策，为了表示“中苏友好”，以及纪念孙中山去世而成立，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接班人。这所肩负历史责任的学校成立伊始就显出了无法包罗的力不从心：中山大学里并不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生中国民党、共产党各占一半，但国民党员在学校是绝对的“小媳妇”地位；共产党学员基本都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国民党学员多数则是达官显贵子弟，比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就是首批学员，开学之初基本没有工农学员。这样的格局是历史必然，自然也是苏联如意算盘上打出的公式。但由于利益点交汇不同，1925年10月成立，国共破裂后1928年改名称，1930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这短短5年间，它以它的风格成就了革命名校之名，培养了数千名国、共干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比如邓小平也曾在这里上过学。关于此，盛岳的书中抽丝剥茧写得很明白，笔者无意再复述，再说，这事儿复述起来非小文所能容纳，于此就只谈谈读完这本书后两个最突出的两点感受罢。
第一个，是对苏联人的“无私”付出深切“感动”。
一定是由于盛岳后来生活的优越和超脱，所以他能够将回忆优化、美化后有条有理表现出来。因为除他之外他的老师、他的同学几乎无人再有情绪做此事，在笔者读到的另一本涉及这所学校的回忆里，那位学生似乎只有不断地、紧张地在地下与志同道合的托派同学开会、学习，进行斗争，他的描写里几乎看不到日常生活。盛岳自然不同，从衣食住行，他详细而有趣地写了这所绝对的公立大学，怎样以绝对的共产主义精神培养、照顾他们。
当时的苏联战争的阴影还没散尽，民众的温饱还没解决，经济极为困难，连一般的食物都无法保证，需要通过外汇进口。然而，为了表现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为了表达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者、特别是国民党的真诚，为了向中国人民展示社会主义的强大与强盛，苏联对中大留学生真可谓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到了牙齿。
上中大的学生自然是一分钱都不用出，不但如此，还有补助。从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后，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四个卢布的零用钱。进校之后，西服、列宁装、棉衣、凉鞋，从内衣到外套，人人一套一应俱全的体面行头，并且关于衣服洗涤的事情也不用操心。学生公寓是沙皇时代一位贵族的宫殿，哥特式的建筑大气恢宏，里面更是灯火辉煌，让好些从农村出来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伙食更是好到爆，一天要吃5顿饭，也就是三餐之外还有下午茶和消夜，餐桌上的食品更是丰富得让他们掉眼珠子，白面包、黄油、鸡蛋、牛肉，甚至还有鱼子酱……吃了一段时间，留学生们就开始大喊“吃不消”。中午必须午休一个小时——这是铁的纪律。从来没有熬更苦读一说，假期期间学生们都必须去度假，假期结束时，学生的体重如果没增反减，就要唯医护人员是问。毫无疑问，医疗就更是全费了。已婚学生还有“家属宿舍”。产生了不少革命后代之后，又迅速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得到一笔寄回中国老家的钱。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在莫斯科国家级的芭蕾、歌剧、音乐会等校方都会给学生票，还有各种电影、舞会，中国学生在这里无异于过着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
学习方面也完全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方向：首先自然是上俄语课、过语言关，校方在这方面真是宅心仁厚，让耐心而年轻的女老师担负起重任，以至让如盛岳之类的许多学生“至今都不能忘怀”，马恩列的理论自然必修，此外还有军事指挥及射击等等。苏联人培养的目标是复合型、高素质革命人才。
无论横比还是竖比，这恐怕是空前绝后，全世界最好、最舒适、最人性、最伟大的大学了。若再比比当时一般、甚至二般的俄国人，恐怕还要在这些之最上，加上最感动。
当时的苏联政府还没有能力解决绝大多数俄国人的温饱问题，许多家庭黑面包都保证不了。冬天，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寒夜里，商店门口也排着长得令人绝望的队伍，有些站整整一个通宵，只为能在开门时买到薄薄的一片肉。当地的大学生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下课后到中大拉木柴，只为赚得一丁点微乎其微的报酬。在中大上课的教授也不例外，穿着寒酸，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出中国学生餐桌上的精美食物……有学生感到疑惑、感到不解，他们向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位教授回答道：一个革命党就不应该吝啬，革命者就不应该是守财奴……
从这些事例来看，苏联人为了培养中国革命者真是慷慨无私、尽心竭力，说感天动地也不为过。可是，所有的情谊背后都是利益——这很可怕，又很合理。从当时到后来，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如张国焘所言：“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说难听一点就好比“养狗护家”。可残酷的历史和现实无数次证明——在阴谋上投资越多，亏本就越多。盛岳书中写道：“苏联人都感到他们一定会通过进入这些学院的学生而得到更多的好处。至于苏联究竟得到多大好处，我留待历史学家去作结论。”
这个结论可能不好下。所以，第二个突出感受也是“感动”——为苏联人白白付出的深切感动。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际最怕的就是恩怨纠结在一起。在中苏关系上，苏联人肯定很难释然。形象点比喻，如果给个机会让苏联吐槽，说不定就会像撒了泼的祥林嫂，坐在门槛上，一起一扬的手有节律地拍着大腿、配合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唱歌一般哭诉：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想当年我省吃俭用供你吃喝、供你上学，你个天打雷劈的，翅膀还没硬就背叛了老娘呀……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立场。虽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可问题是吃了拿了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这少数人在边吃边拿的时候，就没安心让嘴软下来，手短下去。再则，就吃了点拿了点到头来要付出卖国的代价，这笔账哪个中国人都知道不合算。苏联人为了掩饰这种算计，各方面的功课都做足了。这里虽为国民党的名义办的学校，但入校时，国民党是少数，国共学生间的争论常常是共产党学员占上风，因为共产党员们抱着“帮助和改造国民党”的优势心理，因此立场观念不同的国民党员常常是慎言慎行、处处小心——谁让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相比于学生间这种微妙的相处，苏共上层对国民党可就是一味讨好、纵容，甚至达到了谄媚的地步。但凡国民党要员来，就要到校讲话，被授予名誉学员。一厢情愿地将蒋介石推上“神坛”，将他塑造成继孙中山后中国唯一的领袖、民族的英雄。这种推崇到“四一二”之前几乎到了巅峰。不知道苏联人是被自己编织的神话迷倒了，还是不愿意打破神话面对现实，直到蒋介石像当众狠狠扇了苏联一耳光，发动政变，开始“清党”时，莫斯科才狼狈地应对。而这时《真理报》上吹捧蒋的文章墨迹尚润。没拉住蒋，苏联又转向军事实力派冯玉祥。可依旧重蹈覆辙。蒋与冯看上的都是苏联的军事和武器援助，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大概是他们谁也不想因为这些枪炮就成为苏联人掌控的枪炮罢。得到了一点好处后，国民党决绝地、无情地反目了，1928年之后，中大的国民党学员全部离开。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一个难得的标本留在了中大，因为他入校就加入了共产党。苏联对国民党的怀柔、讨好政策基本失败。
对中国共产党苏共就不见外啦，一直当下属、当部属、当自家人。这不足为怪，中共完全是在苏共帮助下建立，从经费、组织、纲领基本是一条龙指导。因此中共领导人，不论职务多高，在苏联那里一般只有被表扬或被批评，只能是服从或不服从，享受不了到中大演讲，授予名誉学生之类的事。在“家长作风”指导下，自家人倒也没必要搞这些形式主义。可问题是，苏联是在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理论下帮助中共的，从理论上讲这种帮助应该是高尚无私，绝不能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可实际似乎并非如此。苏联老大哥手把手带大了中共，于是觉得凡事都有资格越俎代庖，或者说牢牢掌控：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更属于共产国际——有组织、有纪律的支部之一。然而，新成立的中共太弱小了，连老大哥都不看好他，指望中共成为实力派，然后收回投资成本的周期太长，或者根本就是渺茫，于是，转而看上了政见不同、党纲不振、但尚以“革命”为名的国民党。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苏联想改造国民党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老大哥一拍脑门，有了，让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们实现国民革命的胜利，这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融入共产国际大家庭。如此“高明”的逻辑，不但让中共党员费解，也让国民党大惑并大疑。一位国民党元老将此做法形容为“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开始极力反对，拗不过顶头上级——共产国际之后，即转变思路、跟上形势，较好地执行了这条政策。最初的情形倒是十分甜蜜，在中共指导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统一的纲领，貌似步入了正规化。中共控制的工运和学潮声势很大，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都帮助了国民党。可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国民党越来越觉得，道不同难以为谋，任共产党坐大将为时晚。结果就是历史课本上的大标题“第一次疯狂反共”。这是一个看上去较为明显的政策错误，也就是说“责任事故”。那就必须有个人来承担责任。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就像个黑色垃圾袋贴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标签，连同一塌糊涂的错误，稀里糊涂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河。为了进一步掩饰不可挽回的错误，或者在革命预测方面确实大胆，苏联认为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高潮前的短暂黑暗。为了迎接这即将冲破黑暗的伟大胜利，俄语超好，能够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也是教师出身的瞿秋白被选定接过了指挥棒，结果是，瞿秋白以“左倾”“盲动”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的李立三——同样一位忠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向往胜利的道路上走得更急更远更火爆。再此后的向忠发——这位出身工人阶级、很有演说才能和组织能力，很被国际推崇的总书记被捕后基本相当配合、不给国民党特务添任何麻烦地迅速叛变。接着上场的是苏联人精心孵化、根正苗红的王明。可这位代理总书记缩在上海郊外一幢别墅里，除了要求花大价钱给自己租房子、安排离开上海之外，没下过任何一道命令，除了必须要见的两三个人外，没开过一次会，没研究过一件事。王明像深居地洞的老鼠一样惶恐不安的上海待了3个多月就仓皇回莫斯科去了。
中共早期的几任领导人的下场，恰如其分地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投资没有任何精神或物质的回报。那么在苏联国内，在中大校园呢？
中大校园从成立就不平静，斗争一直都有，形势时刻紧张。最先的不平静本与中国留学生无关，是苏共内部的斗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之争在学校里的站队问题。争权夺利的手段无非明争暗斗。暗的就不说了。明的方面，就像擂台赛，看谁招数管用，中国问题恰好又是比武课目，于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各出各的招，看谁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将中国问题看得清、把得准，放出的言论将被证实。结果三个回合之后，托氏胜出。大家都知道，比武胜出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奖杯捧在手里才是王道。握了实权的斯大林将在中国问题上早有预见，或曰远见卓识的托洛茨基打倒了、流放了。一夜之间，“托派”全被清洗、镇压，从中大校长到一大批教师被捕、失踪。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学生不可能作壁上观——因为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很多学生最先带着朝圣的心态来到这个红色之都，对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他的领袖充满了敬仰，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对事件内幕的了解，看到了中共失败的源头时，很多学生思想发生了变化。盛岳书中说，几乎90%的学生同情托洛茨基，其中一大批又走向了托派。
说中大培养了斯大林的掘墓人，肯定有点过分。但不为过的说法是，苏联这笔不计成本的教育投资是失败了，而且是连一点革命火种也没保住的彻底的输得一干二净。
这批火种是正宗的当权派——斯大林派，是从没同情托氏的那10%中又精选出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于这二十八人集团是先后加入、逐渐形成的，更加之历史风云变幻，所以对其成员历来众说纷纭。盛岳是唯一提供了较为准确名单的亲历者。这二十八人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领头者王明。这批人先后回国，除去早逝、叛变的，学成归来的洋马列中有七八位一直在中共党内发挥着中坚力量。然而不得不说几经波折，终难成就。博古当权时中央苏区斗争失败，党和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长征中除他之外还有四位：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可途中，这个集团内部也因为见地不同分裂了。张闻天当了一段时间总书记，但实际上早已是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做主了。到延安之后，王明试图回来重掌江山，可惜的是，他已水土不服又毫无根基。中山大学培养的一代高才生就此全部让位给了土生土长、没有系统学过“现代革命学”的毛泽东。苏联用心良苦的所有付出全部付诸东流。
笔者的历史观常常会随着阅读的延伸而起伏，尤其是读到离我们不远不近的近现代史，总令我感到革命、或者说人生有时候就是个方程——含有诸多未知数的等式。有什么样的运算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可解这方程实在是又复杂又困难，其中的未知不但“未知”，而且不断变化、变量。有时有着极强运算能力的人也可能因为一个小数点而推演出全盘错误，或者苏联算个例子。另一些人却用最简单的运算，得出了最好的答案。当然，还有一些人，步骤混乱甚至错误，但结果却不差，盛岳或许就是这一类罢。我常想，在信仰缺失的中国，“活下去”算不算一种信仰？若是，那么若有另一场革命，又将会出现怎样的方程式？
【作者简介】纪莹，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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