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如嬉皮土（hippy）等也被纳入“新左派”的范围之内。在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左派”组织当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下缩写为SDS）。SDS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校际社会主义社会”（l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简称ISS），该组织1930年改名为“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 StudentLeague for lndustrial Democracy，简称SLID），1959年又改名为SDS。SDS的成员最初主要集中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不久以后开始向全国发展。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执安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
就好像在所有关于“斗争路线的分歧”中都拥有“左、中、右”一样，在“新左派”内部也存在着这种分裂与矛盾。相对于“老左派”的现代主义艺术与“自由派”的抽象表现主义，“新左派”所对应的恰好是三种几乎同时出现的艺术风格——激浪派、极少主义与波普艺术。并且与“新左派”一样，1960年前后盛行的这三种艺术流派也与其产主义的传播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激浪派与包豪斯传统密不可分：极少主义则将自己的传统与马列维奇捆绑在一起；波普艺术则用反讽的普遍性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他们用现成品、现场图像及粗糙感来刺激观众的神经，这种表面化的“杜尚主义”背后则是种自杀袭击式的艺术革命。
这只是路线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在如何重新评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来的各种价值，乃至整个60年代的话语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即是“用非物质的方式”来消灭物质对人的迫害。这意味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在新左派那里彻底丧失了。他们反对武器，反对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一切商品对人的压迫。他们看似重新高举了“反对商品拜物教”的旗帜，但事实上却比这种反对走得更远。
但是，尽管反工业社会，但该不该反科学7这一问题背后所揭示的矛盾，正是在全民观看“登月计划”之后，“新左派”阵营所发生彻底分裂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从“新左派”中彻底背反而出，嬉皮土运动也开始坚决作别“新左派”的“左”的理念。“生活朋克”成为反对工业社会最为坚决的力量，而“技术朋克”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技术与财富积累的社会明星。从互联网发展之初高精尖技术人员与乌托邦精神的矛盾，直至今天大数据计算与数据壁垒的矛盾，精英化的国家技术管制与非暴力的游行运动，都与这次分裂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然问题的核心也并不只是对工业社会的诸多不满，问题还指向了那个时期精神分析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的诸多社会理论之中，有关人的假设问题，有关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都是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演进的。如何判断精神分析主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乃至澄清当下技术与艺术所依附的“人之假设”的基本模型，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当代艺术才完成了自身的话语转向，当代政治才完成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二者的转向之后，当代技术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80年代中期最终建立了新的政治、资本与技术体系。
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梳理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只是美国的问题。那些被誉为“先锋”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其个人也同样在1970年前后开始经历彻底的变革——知识考古学、解构主义就此诞生，德勒兹也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但限于篇幅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有关哲学的问题。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置到美国1967年所经历的诸多变化，并从艺术的角度来一一梳理“新左派”的覆灭与观念艺术诞生这一特殊时刻的普遍含义。
三反工业社会的非物质情结
今天再次回首常被称为“嬉皮士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时，映入眼帘的常常是草地上的酒精、长袍、摇滚、蓬乱的头发，以及填满双眼的大麻色。但事实上，“嬉皮士运动。的出现要比“美国新左派运动”晚一些。后者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前者尚未彻底举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时就已经开始了。嬉皮士是“新左派”运动与当时翻天覆地的学生运动的一个结果。只是到70年代之后，这个群体已经从学生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任何想要摆脱“社会桎梏”的人都可以投入嬉皮士的拥抱。
尽管他们成为主流的时间要出现得晚一些，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体的“新左派”运动而言，他们所高举的“直觉与解放”仍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口号。用哲学家安·兰德的话讲，“新左派”并不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换言之，这种个性的解放是伴随着对“非物质”的口号而进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斗争最终是物质的斗争，世界的运动也是随着对物质的生产而展开的。但也恰恰由于理论对这种“物质性”的依赖，由于理论需要通过物质的生产、组织来归纳和证明自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一并进入对科学与技术的竞赛和争夺之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在这五年之中并未在他们心中散去。
用对“物质”的管理、控制、生产、分配来完成“人的解放”是完全靠不住的。这是“新左派”理论的起点——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作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事实上在“如何将社会改造得更加符合物质生产、符合工业需要”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同样作为“新左派理论导师”的马尔库塞，也是从这一点来论证当代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的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融合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观点。他并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从人潜在的心理因素逐渐推论到人的解放。他在出版于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把“人”的概念，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这一点，继承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他认为，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的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向社会。
从这一理论根源之中，“新左派”找到了自身“非物质性”、“反物质性”的根源。但与青年马克思乃至无政府主义者们对物质的反对不同，他们对物质的看法“既怀疑又亲近”——怀疑的是这一物质背后是否存在着由不公的制度所带来的剥削，亲近的是只有在这些物质被极大化的生产之后，才会迎来人性的全面解放。
换而言之，新左派所反对的“异化”不是由资本主义的特性所带来的“绝对危害”，所反对的“物质性”也不是由社会主义的正义所带来的“绝对正确”。与其说是异化。不如说是人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而过度依赖与物质生产所造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