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翼的戏剧革新运动，在批判旧戏曲和文明戏的同时，介绍西欧现代话剧和小剧场，当作创造我国新戏剧的重要借鉴。当时许多提倡者和有志之士，纷纷创作新的剧本和翻译外国著名剧作，为我国新的戏剧运动开辟了道路。经过一段时间，中国的现代戏剧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一些先驱者们的努力下，经过一些实验，逐渐由少数人的活动发展成为一支壮大的文艺战斗队伍。新戏剧运动，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当“五四”六十周年之际，追溯我国戏剧运动的来路，检查它的进程，一方面缅怀戏剧界的先驱者们披荆斩棘、筚路褴褛的辛勤创业功绩，同时藉此总结六十年来的战斗得失，为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我们民族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戏剧，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也是当前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需要同志们大家来分担。
田汉同志是用戏剧参加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员。从一九一九年起，他陆续发表了许多剧本。到一九二七年他正式开始小剧场的实验，团结了一大批同志组织“南国社”，于一九二八年起全力投入戏剧运动，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无锡等地方举行公演。不仅扩大了新戏剧的影响，并在戏剧艺术上有很大的贡献，成为我国戏剧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田汉同志领导这个团体并影响了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从小资产阶级转变到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戏剧队伍中来，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下面打算就个人的回忆，简略地记述“南国社”的经过情形及田汉同志的一些活动，供同志们参考。由于我搜集的许多材料，在文革初期被林彪、“四人帮”分子抢去毁了，叙写可能有重大遗漏，也很可能有失实的地方，这得请其他的同志来补正了。
我知道“南国”并和田汉发生关系，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时我在南京读书。这一年也正是大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学术文艺团体都十分活跃的时候，五花八门的刊物杂志，摆满了书店和报摊。我当时受了一些朋友的影响，喜欢读文艺方面的刊物，对于政治是不很关心的。由于朋友中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经常攻击一种提倡国家主义的“醒狮”派论点，引起我偶然也看《醒狮》周报，周报是用道林纸印的一大张，文章大半是文言，内容十分陈腐。但它每期却附一个半张，名字叫《南国特刊》，是田汉主编的文艺副刊，上面刊载的却是新剧本《黄花岗》和田汉的文艺通信等。我对这个特刊，颇感兴趣。对田汉本人，我在当时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读过他一些文章，还读过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文艺通信集子《三叶集》，所以知道他是和“创造社”有关的文艺工作者。《醒狮》上的特刊用“南国”字样，据田汉说是继用他和他去世的妻子易漱瑜生前合办的刊物名称。至于为什么叫“南国”，他没有解释，也许是从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取用的吧？记得一九二八年在杭州演剧时，贴出“南国”演剧的海报，当即有人问“南国是哪一国”这样的笑话。田汉在特刊上发表的《黄花岗》剧本，我读得比较仔细，发现作者在情节上有一些漏洞，曾写信给他，他把我的信和他的复信一并刊在特刊上。这是我和田汉及“南国”第一次的接触。
一九二六年我到上海进大学，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阅读的范围更扩大，数量也更多了。当时田汉的剧本如《凡哑铃与蔷薇》《薜亚罗之鬼》《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获虎之夜》都读过。在大夏大学还听过田汉讲《文学概论》，见到他本人。我对他的印象是觉得他有些古怪。他在讲台上不是面对着学生讲话，而是侧着身子几乎向着天花板讲的。话是滔滔不绝，却杂乱无章。你只能从他那杂乱的话中象淘沙金一样去获得一些特殊的见解。在这时期，听说田汉在上海搞电影，组织一个“新少年影片公司”。又搞一个“南国电影剧社”，集合了一批电影戏剧方面的人士如顾孟鹤、唐槐秋、辛汉文、孙师毅、叶鼎洛、吴家瑾、易素、唐琳等人。据说拍摄过一部片名《到民间去》的影片，并举行过多次的文艺酒会、跳舞会，联系颇为广泛，对当时上海文艺界有相当影响。苏联作家皮涅克，曾由蒋霞村（即蒋光慈）陪同去访问过田汉并参加《到民间去》影片作临时演员，我看到过他们三人合拍的相片。世界著名的女舞蹈家邓肯来上海表演，也和田汉见过面。田汉这时写了许多有关电影的文章，后来集成《银色的梦》出版。我本来喜欢新剧，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更觉得新剧的重要，所以除了一般文学诗歌之外，对戏剧格外注意，凡是创作和翻译的剧本，几乎全都读了。正当我上莎士比亚的英文原本《威尼斯商人》的选读课期间，偶然在新世界一间文明戏剧场里看到了王美玉演的《女律师》，后来又看了戏剧协社的《第二梦》，使我大大改变对学校里演的新剧的印象。但是我没有看到“南国电影剧社”的演出，仍是一个憾事。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查封了我就学的上海大学。我和一些同学转到租界上来躲藏。在这年冬天，遇见上海大学同学陈明中，他告诉我，上海艺术大学的“鱼龙会”演剧刚刚结束，带我去看他们的小舞台，同时向我介绍了这次演剧的空前盛况。据说这次演出有歌剧，有话剧。歌剧是欧阳予倩编的《潘金莲》，由欧阳演潘金莲，著名京剧演员麒麟童（周信芳）演西门庆。著名京剧演员高百岁等也担任重要角色。话剧有田汉编的《到何处去》《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等七个戏，另外还演了两个翻译的外国剧本《父归》和《未完成的杰作》，一部分角色由上海艺术大学的绘画科、文科及新办的戏剧科的学生担任。大概是歌剧和话剧同台，知名演员和青年学生合演，混杂在一起而取名为“鱼龙会”的吧？！对这一次演出，上海戏剧界、文艺界都非常关注，报纸上出现赞赏的文章。在田汉周围的许多朋友，都鼓励他继续搞下去，田汉自己当时也有两个计划：一个是鉴于当时电影商业化的情况，打算完全依靠青年学生来拍摄电影，不仅可以降低费用，还可以提高电影的艺术质量，后来就以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作演员，大体拍成了《断笛余音》这部片子；另外一个计划是打算按照西欧小剧场运动的方式来搞中国的戏剧运动。他编译了《爱尔兰的戏剧》一书，介绍葛莱高莉夫人等的小剧场运动。这个小剧场运动的想法，实际上也是我国五四运动后新戏剧工作者的主张，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鱼龙会”只是田汉的小剧场初步试验，把上海艺术大学的一间较大的教室改成一个舞台，勉强容纳几十个观众的座位，歌剧话剧都上演了，这次演出中，发现一些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学生，他们很有演剧才能，这也使田汉增加了信心，于是在一些社员的支持下，对原来比较散漫的“南国电影剧社”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正式组织“南国社”，起草了章程及工作计划。参加这次改组工作的主要成员有欧阳予倩、唐槐秋、孙师毅、周信芳，以及刚从法国回来的著名画家徐悲鸿等，上海艺大文学科、戏剧科和绘画科的学生也有代表参加。新成立的“南国社”采取委员制，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出版等部门，明确提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第一步先创办南国艺术学院，集合和培养艺术人才。于是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现名永嘉路）三七一号挂起学院的招牌招生了。
我是听了陈明中关于“鱼龙会”的介绍后引起对“南国”的兴趣的。南国艺术学院的开办，也正合我想从事艺术工作的心愿。没有经过考试我就入学了。戏剧科是经过欧阳予倩的考试的。学院共办了四个科，除音乐科没有开办外，其余的绘画科由徐悲鸿作主任，戏剧科由欧阳予倩作主任，文学科由田汉院长兼主任。学生共有六七十人。绘画科约四十人，戏剧科和文学科总共不到三十人。我记得后来参加“南国社”戏剧活动的学生成员，大概有王素、唐叔明、左明、郑重（君里）、吴作人、陈凝秋（塞克）、张恩袭（曙）、阎折梧、陈明中、赵铭彝、林林、吕霞光、刘菊菴（汝醴）、陈征鸿（白尘）、周存宪、陆惠之、张惠灵等人。到这个学校来上课的教师，全是尽义务的，其中有洪深、徐志摩、陈子展、朱维基、孙师毅及一些专题讲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