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梦龙收集整理的一百二十回的“三言”中，其中相当数量的篇幅是取材于世俗社会中的爱情、婚姻题材。作者集中笔墨关注于各色女性在婚前的爱情获得以及婚后的情感变化历程，在冯梦龙的笔下，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因而塑造出一大批光彩照人、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
贞操观念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规范，最初的产生仅限于婚姻之内，是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并生育纯正父系血统的继承人。然而自宋代以来，它却蜕化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越来越严重地体现着女性是男性私有物的观念。它以女性对某一男性忠贞为核心，通过对女性的单向约束和摧残而得以实现。在贞节道德的幌子下，女性丧失了精神、情感、选择生活的自由甚至生命的自由权利，丈夫成为她们生存正当性的唯一证明。
一、守贞节妇——立性贞洁表纲常
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礼记》到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女教已经初步形成系统，程朱理学是以“三纲五常”来作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明代是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后确立统治地位的关键时期，伦理道德意识逐步加强，妇女贞节观受到空前重视。《女儿经》便是用通俗的语言宣扬、束缚、压制妇女们的条规、章法、伦理、道德。天启四年，明政府编撰《女四书》（即《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成为专门对妇女进行封建伦理教育的资料。在冯梦龙“三言”的很多回目中，绝大多数女子都是贞洁操守的典型。
《喻世明言》第2卷《陈御史巧勘金钗细》写顾俭事与鲁廉宪累世通家，两家儿女因而定下婚约，可后来廉宪身亡，家道败落，顾俭事便欲悔婚，其女儿阿秀却执意不许，说道：“妇人之义，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决难从命，若鲁家贫不能聘，孩儿情愿守志终身，决不改适。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爹爹若是见逼，孩儿拼却一命，亦有何难！”后来，阿秀与鲁公子相见，情投意合遂成两姓之好，不料却是一个假的鲁公子，阿秀知情后遂自缢身亡。顾老爷为女儿伸冤而捉拿了真鲁公子，阿秀以鬼魂之身向母亲哭求道：“孩儿一时错误，失身匪人，羞见公子之面，自缢身亡，以完贞性。何期爹爹不行细访，险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并要求母亲为鲁公子周全婚姻之事，“休绝了一脉姻亲。”阿秀不嫌贫爱富在前，明贞守节在后，因为一次阴阳差错而失身，悔之不及，“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迟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栉，有玷清门”，最后她用一幅罗帕，缢死在床上。
《醒世恒言》卷36《蔡瑞虹忍辱报仇》的情节异常惨烈。蔡瑞虹的父母兄弟全部被杀后，她心存复仇之念因而忍辱偷生。她先后委身于杀父仇人陈小四以及商人卞福，被卞的大老婆转卖又为胡悦骗娶，但是她仍然充满希望：“官人若能与奴家寻觅仇人，报冤雪耻，莫说得为夫妇，便作奴婢，亦自甘心。”作为弱女子的瑞虹没有别的，只有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条件。当她识破了胡悦假情假意的实质，她索性就揭破胡悦的骗局，“我看胡悦这人，一味花言巧语，若专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报？他今明明受到这举人之聘，送我到此；何不将计就计，就跟着他，这冤仇或者倒有报雪之期。”朱源为官后果然不负瑞虹重望，“亲自按临扬州，监中取出陈小四与吴金的老婆，共是八个，一齐绑赴法场，剐的剐，斩的斩，干干净净”。瑞红含辛茹苦，历经数年，辗转千里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瑞红完全可以和丈夫朱源好好地过以后的日子了，但是她得知“蔡氏有后，诸盗尽已受刑”，便“沐浴更衣，写下一纸书信，寄谢丈夫，又去拜谢了大奶奶，回房把门栓上，将剪刀自刺其喉而死”。其书云：“……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失节贪生，贻占阀阅，妾且就死，以谢蔡氏之宗于地下。……妾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醒世恒言》第19卷《白玉娘忍苦成夫》中的白玉娘全家在元军侵略中被杀，她自己也被掳去为奴。被许配程万里后，她一心劝丈夫南归，因此屡遭主人毒打，最终被卖给开酒店的顾大郎作小妾，但是她守身如玉，“夜间只是和衣而卧”，“衣带都是死结”，她日夜辛勤纺织，积成布匹，以此来讨还身价，又求为尼姑，“二十余年了，足迹不曾出那庵门”。最终得与丈夫完聚，且被封为一品夫人。
《醒世恒言》第9卷《陈多寿生死夫妻》，讲述的是节烈女子朱多福愚贞守节的故事。陈多寿与未婚妻朱多福本是近邻，两人的父亲是棋友，一次下棋中凭一句话就为他们各自才九岁的孩子订下了终身大事。后来陈多寿生了癞疮恶疾，溃烂得不成人形。陈家为朱家打算，提出同意退婚，但朱多福“天生志气”，听说后坚决不从，理由是：“从没见过好女子吃两家茶，贫富苦乐，都是命中注定，生为陈家妇，死为陈家鬼”。后来陈多寿看病愈无望，自己再次主张退婚。朱多福见“丈夫病症又不痊，爹妈又不容守节，左思右想，不如死了干净”，于是“乘爹妈睡熟，解下束腰的罗帕，悬梁自缢”。作者冯梦龙对于这位坚持格守“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古训，把姻缘视为命定，视贞节甚于生命的贞节烈女大加赞颂。称其是“三冬不改孤松操，万苦难移烈女心”，又用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远蹇虽然恶疾缠，姻缘到底是姻缘，从来妇道当从一，敢惜如花美少年。”
二、失节妇女——冲破欲望之门
冯梦龙一方面对“守节”的妇女持极力肯定和褒扬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某些妇女婚后失节的行为表示谅解和认同，对于广大妇女的不幸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篇关于妇女婚后失节的典型作品，文本写王三巧与丈夫蒋兴哥婚后情投意合，但兴哥为了生计不得不要外出经商，在几次延宕行期后，三巧儿终于忍痛送走丈夫，在此之后的数月之内，她目不窥户，足不下楼，约期已到，却不见丈夫回来，三巧请人卜卦，说是“月尽月初，必然回家”，但是一段日子之后，丈夫还是不见踪影，这使得三巧儿无比焦虑，便时常到楼前张望，以致误认陈大郎，陈大郎惊羡于三巧的美貌，转求卖珠婆子从中斡旋，最后以风情打动，骗奸了三巧。发觉被骗失贞后，三巧的内心经历了剧烈的震动，理性告诉她自己已经是有丈夫的人了，应该要有一个妇人的操守，但是生理欲望最终战胜了道德理性原则的召唤，她和陈大郎两人很快就“恩义深重，各不想舍”。后来当陈大郎不得已要回新安，三巧儿便以蒋家祖传的珍珠衫相赠，旅途上，陈大郎将珍珠衫“每日贴体穿着”，常常睹物思人，眼泪汪汪。蒋兴哥是个正直诚实、带有儒雅之气的商人，由于巧合，改名后的蒋兴哥与陈大郎在途中相遇并结为朋友。陈大郎向蒋兴哥炫耀他的艳遇，并出示了珍珠衫。蒋兴哥得知妻子的出轨行为，既恨妻子不贞，同时又痛惜自己不该抛下妻子，让她独守空房，“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贪着蝇头小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不及”。他回家见了妻子，既不指责，更不打骂，只写一纸休书，将三巧骗回娘家，还不忍当面明休。休妻后，他对三巧思念不止，“楼上细软箱笼，大小共计六只，写三十二条封皮，打叉封了，更不开动。”休弃王三巧时，他虽在休书上写了“本妇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但又还念及夫妻之情，不忍明言，连王三巧用过的箱笼也不忍开看。及至王三巧改嫁，他又把这些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也一并交割与王三巧当个陪嫁。王三巧被休改嫁，对兴哥一直不忘旧情。兴哥把她休回家时，她想的是：“可怜四年恩爱，一旦诀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后来蒋兴哥外出经商时惹下官司，正好县官是吴杰，三巧当她得知，“想起旧日恩情，不觉酸痛”，几次三番哭求吴杰开脱兴哥，最后两人终于破镜重圆。冯梦龙没有把王三巧处理成如同《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局面，出于对“情”的理解，写出了她本质的善良，强调三巧“失节”的种种客观原因。特别是蒋兴哥的自责自悔以及对她的原谅。文本最后把三巧由妻降为妾以示惩戒，再用诗来表明作者的态度：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
本篇蕴含着对贞操观念从犹豫到破除的新观念，展现了不同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新意识，也表现了对不幸失身妇女的同情和谅解。
《喻世明言》第4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对守节与失节的抉择充分体现了冯梦龙在真情与礼教之间的徘徊。陈玉兰与阮三一见钟情，在闲云庵尼姑的帮助下，两人成其好事，阮三却因纵情过度而暴死，陈玉兰很快又发现身怀六甲。面对此种情况，冯梦龙为人物选择的出路是生下孩于，同时陈玉兰坚决表示要“从一而终，虽是一时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断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怜见，生得一个男子，守他长大，送还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时寻个自尽，以赎玷辱父母之罪”。最终陈玉兰果然一生守寡，又教子有方，儿子成名后，将母亲的贞节贤惠之事表奏朝廷，遂启建贞节牌坊。
三、寡妇再嫁——再婚美满胜新婚
有明一代，伴随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勃兴而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向各行业渗透，引发意识形态领域内人性的普遍觉醒，作为地位最低、境遇最惨的女性可以说压迫得愈深、觉醒得愈早、反抗得愈烈。在极善体察底层苦难的冯梦龙的笔下，被准确捕捉并真实地表现出来。在传统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可以说是对妇女单方面的不平等要求。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嫖妓宿姻，毫无贞节要求，却格外强调女子必须恪守节操，程朱理学更是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偏激原则。而且男子“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之失节也”。一部二十四史，节烈妇女记载之多，莫如《明史》。
冯梦龙不仅认同了妇女的婚后失节，对于寡妇改嫁也表示出谅解甚至赞同的态度，“三言”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第一个篇目，就足以看出作者冯梦龙敢于冲破“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婚姻观念的勇气。
王三巧被蒋兴哥休弃回家后，自觉廉耻，“正欲自缢”，“恰好王婆暖得一壶好酒走进房来，见女儿安排这事，急得他手忙脚乱，不放酒壶，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翻坐兀子，娘儿两个跌做一团，酒壶都泼翻了。王婆爬起来，扶起女儿，说道：‘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喻世名言》卷2《陈御史巧勘金钗细》写贤而有智的田氏见丈夫梁尚宾无情无义，骗奸了表弟鲁公子的未婚妻，非常生气。她说：“我宁可终身守寡，也不愿随你这样不义之徒。”于是毅然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回到了哥嫂身边，靠针指度日。后经义父义母的说合，又嫁给品质较好的鲁公子，两人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生活非常幸福。文本对田氏先离异再结婚的做法是表示赞赏的，这就完全突破了以前女性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教条，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
此外，在女性群体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角色即尼姑。她们有的确实是看破红尘后皈依佛门，心甘情愿伴着青灯古佛了此残生。然而，还有一些尼姑却并非出自本心愿意出家，她们的“妙龄青春”渐渐消融在孤寂的尼庵中， “情”的渴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如同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然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宗教戒律并不能吹熄她们心中的欲火，被压制的欲望总是拐弯抹角寻找发泄的出口。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的“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她们一旦受到来自外界强烈的情感刺激，内心骚动、不安的灵魂便迅速激活了，从而作出有悖于佛门清规的种种“乱色”之事。如《醒世恒言》第15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静真、空照、了缘等一般尼姑们也是一些年轻的女人，她们正常的生理需求，青春和性爱的觉醒，是任何宗教戒律也难以遏制的。那些强制性地压在心上的清规戒律造成了她们更为强烈的变态心理，使她们成为“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色中饿鬼”。
婚姻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情爱是情智之差。所谓情即原始情欲，智即合规范性的理性。情大于智，人就成为原始的人；智甚于情，人就成为无情感的道学家。封建社会这种情智的反差十分突出，社会规定性嵌制着人的动物性。因为生命就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种对人的生理本能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理学统治下的两性关系被异化的不满，是一种要求建立人与人的自然关系，要求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也是广大妇女对生活的基本追求。
冯梦龙在《情史序》中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这段话昭示出“情”是宇宙的本体，它能统摄世间万物，并且生生不已；“情”是维系世界万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和纽带，能够决定一切。
“三言”中各类女性人物形象的命运归宿和个性色彩所表现的轻贞节之操、重互爱之情，弃三从四德、崇两性之悦，远才子佳人之唱合、近市井细民之交好等婚姻道德与价值取向，显示出冯梦龙异于当时社会的情爱观念，这同时也影响到后来凌濛初等拟话本小说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
罗荣，男，中学语文教研员，现居湖南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