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闽南民间美术作为闽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呈现出独特地域色彩和个性。从文化构成上看，闽南民间美术属于俗民文化，与士人文化合为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在与多元异质文化交融碰撞中，形成兼容和守成的文化力，营造了多向度的形势，这是闽南民间美术开放多元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文化；民俗；形成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3-0126-02
闽南民间美术作为闽南文化传承的载体，由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环境共同造就，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和美学特征。闽南民间美术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对当地的生活习尚、行为习惯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和影响作用。两者在互动中交汇融合、共同生存，构成了闽南民间美术的瑰宝。闽南民间美术伴随闽南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其文化构成的因素是多方面。
一、古越文化的遗留
福建早期原生居民是“闽越族”，是古时南方“百越族”的一只。闽越人生产力较中原汉族低下，在春秋战国仍停滞于原始社会后期，直到西汉初期才有奴隶制国家的雏形出现。福建当地盛行原始宗教和巫术，据《说文解字》记载，“闽，东南越，蛇种。”因为先民们要在南方潮湿闷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无可避免的要和蛇、鳄等水生物种进行种间斗争。在争夺猎物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只有蛇可以借助水域条件伪装自己猎杀食物，所以人们在内心中产生了对蛇的物种崇拜，希望能够模仿蛇的形态，进行仿生性模拟，达到提高生存能力的目的。清代郁永河《海上纪略》：“凡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时曾不可见，亦不知所处，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木龙”被当地人视为船灵，若“木龙”出现，船将有事故，要急烧金纸祭“木龙”以“补船运”。①据传言，流传在泉州地区的“拍胸舞”就是古闽越族原住民舞蹈的缩影，能夠侧面的说明“蛇崇拜”。舞蹈者的头戴装饰是用一条红布将稻草编织在一起，在前头塑造出向上向前翘起的蛇头形状，同时得保证嵌入的红布能从蛇头中露出，做蛇之吐信状，力求逼真。除此之外，台湾原住民中的排湾族也盛行崇拜百步蛇，排湾族人以自己是“百步蛇的子民”为骄傲。这种蛇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其中的渊源是早期文化信仰的交融渗透，抑或是自然崇拜的巧合，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文化遗存，例如与“蛇”有关的图纹雕绘，摆件器物，服饰或纹身等，其“蛇”纹多来源于蛇背，体现为曲折状，锯齿形，弯月形等。惠安女服饰常见的纹样即是依据蛇皮的花纹，设计并塑造出符合她们审美意识的几何纹样。一些区域至今还保存着一些与蛇有关的岩画。“如位于漳浦大荟山的岩画中，有一岩画为一长游蛇形，上有四个圆窝穴。”②“再如华安草仔山岩画为两条图案，长者代表一条母蛇，短者和半椭图形代表幼蛇和蛇蛋。”③华安蕉林花岗石刻也有发现蛇形图。
闽越人不仅有崇拜蛇的风俗，也有对鸟类的崇拜。在闽侯黄土仑遗址中出土的禽形壶，在闽越国故城出土的蛇鸟并列纹饰的瓦当，甚至在铜钟残铣等出土文物中也能见到鸟纹图饰。此外，在许多熏炉盖或个别匏壶盖上都塑有鸟形钮。这些都证明了闽越人具有对鸟类的崇拜习俗。
除此之外，在闽越国陶器上常见蛙纹或蛙头塑性，这些形象往往见于陶器耳系鋬上。蛙为闽越地区习见的动物，也是蛇类喜爱之物。闽越人将蛙形纹制于饮食器皿上，除了审美因素外，也可能是崇蛇观念的一种表现。福建地区的崇蛇信仰自汉以后仍延续不断，历代都流传着各种崇蛇的故事和神话。
二、中原文化的注入
历史上，大量入闽的中原移民对福建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方向性的作用。中原汉族曾经四次大批次进入福建，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多为中州的官宦世族，或是军人、官吏被贬流放，普遍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为了躲避战乱，大量迁徙入闽，不仅大幅增加了福建人口，还传授了中原发达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泉州成为早期闽南文化的孕育地。
中原入闽人士的增加，促进了生活用品的供需生产。该时期，晋江磁灶开始烧制以日常生活器皿为主的陶器，如盘、壶、钵、罐、翁、碗等小型物件，以及灯盏、灯座等陶器，做功相当精细。磁灶制陶的工艺技术伴随着泉州港海运交通的发展，不断改进，除具有福建地区特色外，还融合了北方窑的特点，由此可见，从北向南的文化交流与渗透，不断提升了闽南民间的制造业工艺水平。
佛教入闽在三国至西晋之际，到南北朝呈迅速发展之势。佛教作为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既是一种宗教文化，也是一种哲学思想。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陶瓷、石雕、木雕等工艺品，在创作过程中，具有明显佛教特征。如莲花荷叶、缠枝卷草、佛陀僧人、飞升仙女等纹样，以夸张的手法运用于装饰效果中，表现出该时期工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特征。
第二次是唐代陈元光随父陈政进漳，开发漳州，跟随的人员先后在漳、泉各县落户，对于闽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中原的很多行业、人员随之迁入福建，遂使中原文化同化了闽越本土文化而积淀了深厚的地域文化的色彩。此时的福州木雕、建筑木刻等，已有很高的技艺，德化的陶瓷青釉得到新的发展。其他如竹藤编织、制伞、制花、纸扎等手工手艺也开始在民间流行。
第三次是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率领农民军进入闽西、闽南，随后据有全闽。王审知鼓励百姓生产，发展海外贸易，吸纳中原文士，对闽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促进了民间艺术的进步，据传木偶艺术，就是这时期传入，并在闽南地区深深扎根。第四次的南迁浪潮是“北宋南迁”。此时的福建社会文化主体已经以中原汉族文化为基础，民间风俗习惯、岁时节令与中原基本相同。漳泉两地的雕版刻书和木板年画业在宋朝时期伴随着闽南文教兴盛而蓬勃发展。漳州一代民间的节庆制灯、张贴年画的风俗习惯，成为木板年画得以存在和发扬的重要条件。宋元时期，织绣、绘画、石雕、制瓷等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促使闽南民间美术逐渐向追求工艺的高精致化和行业的专业化转型。
三、宗教文化的传播
闽南先民是从中原地区长距离迁徙到南部的蛮荒区域，需要面对全新的艰辛无助的生存环境，既要在丘陵地带中开荒耕种，又要展开在海上变幻无常的渔业生产，同时南方多风多雨潮湿闷热的环境，以及饱含着对故乡文化生活的眷恋之情，所以催生了祈求神灵、仙兽等庇佑的民间信仰，并且信仰被先民们广泛接受、传播并代代相传。随着闽南的历史变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闽南地区的宗教信仰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呈现的，历史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等宗教文化都曾在泉州地区被人们所接受传播，甚至还融合创新产生了新的文化。除了以上宗教文化之外，闽南地区还有诸如自然神、动物神、行业神和开基祖，名人志士、贤臣勇将、隐士等各种民间信仰，人们对这类信仰的崇拜也十分具有代表性，祭祀活动已经融入到世俗生活中。俗话说“入乡随俗”，在与中华传统宗教儒、道、佛的碰撞交流下，闽南文化区域的各式各样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出现了吸收渗透，再到相互借鉴发展，最后逐渐融合其中的大繁荣景象，这使得泉州地区的宗教文化成为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代表，至今各处仍然保留着数量众多的宗教庙宇神祗和碑文石刻。
在闽南地区，佛教的传入和信仰的传播形成了特殊的崇拜礼仪。礼仪中需要选定一些配合佛事活动的器物 ，因瓷器在民间具有深广的影响，便成为首选。在一定程度上，佛教促进了泉州佛教瓷器用具的生产，这点在陶瓷装饰文化上有大量反映。元代，德化的白瓷佛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不少作品进贡朝廷，受到朝廷的赏识，同时期，德化陶瓷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明代是德化陶瓷标志性的历史时期，佛像、人物、动物等题材的应用有了新的发展。唐宋以来，泉州不断兼容涌入的海外宗教文化。在众多宗教流派中，石雕被广泛应用于寺庙、石塔等建筑中，以及神像、佛像等雕刻。如伊斯蘭教雕刻中大量出现几何纹、植物纹，完美的对称形式和各种构型元素的巧妙配合，丰富了闽南的民间雕刻纹样。
四、海外文化的渗透
闽南地处东南沿海，地域优势得天独厚，因其两面邻海，且晋江、九龙江等主要水系流经闽南汇入大海，发展了许多利于船舶停靠的港口海湾，使得水路交通尤为便利。临海环境，使闽南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海外文化主要通过对外海洋贸易、外来商客定居闽南、闽人移民或回归故里等途径来渗透。
宋元时期，泉州一跃成为国际贸易大港，被称为“涨海声中万国商”，与36个岛国有贸易关系。据《元史》载，当时泉州港有海舶15000艘，船运和营商规模不但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港口，而且成了世界大港，许多丝织品、陶瓷、手工艺品等大量的出口。明初海禁之后， 我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仍十分的繁荣，出现以江、浙、闽、皖、粤的海商集团作为代表，贸易规模庞大。福建向来注重向海洋发展，沿海纷纷下海通商，海商集团数目不少。这些海商集团活动十分活跃，再加上制船业的规模增大，不少船远航到海外各国，闽南漳泉一带与番舟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海上贸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许多印度人、波斯人、欧洲及阿拉伯人在泉州通商，定居，建造清真寺，今日泉州的蒲、丁、郭姓大多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将本国的风俗民情信仰融汇在当地居民之中，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异域宗教教派在泉州等地广为流布，各教派创建寺庙，凿岩造像，营筑墓地，留下了一大批雕刻精美，充满时代气息和地方特点的传世之作，如泉州的印度教石柱、伊斯兰教清净寺、宋代老君岩造像、晋江元代摩尼光佛造像以及大量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墓葬石雕等。
当然，闽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大规模、广范围的海上贸易及外商定居，也少不了闽南人越洋的吸纳与集成。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大批福建人海外移民，或是扎根国外发展，或是越洋归里，都受到不同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时期，闽南人一直是移民东南亚地区的主力，他们漂洋过海在往返故园与新地的过程中，吸纳外来文化，促进闽南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如风俗文化、建筑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交融表现。
多数在外闽南人被称为华侨，在看到国外一些民居建筑，认为可以洋为中用，因此归里之后纷纷采取“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形式，这就是闽南侨乡中随处可见的“洋楼式”的民居建筑。在传统建筑材料如土、木、石、砖的基础上，结合少见的如钢筋、水泥、有色玻璃、金属材料、马赛克、釉面砖等材料。在工艺制作上采用木刻、石雕、泥塑等手法，融合外来新鲜题材，使雕刻图像大大丰富起来，进而在纹饰与造型风格产生了多样的变化。在某些雕刻中我们容易一眼认出它们的外来色彩与造型，其审美品位与中原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也证实了海洋文化的深层影响。
五、结语
总之，闽南文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融合形成，产生了闽南民间美术的种类和风格，孕育了闽南民间美术的文化意涵。同时，闽南民间美术在不同时期绽放的光彩，不仅促使了闽南民间文化的繁荣发展，又使得海峡两岸的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增加了两岸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注释：
①郭志超.田野调查与文献稽考：惠东文化之谜试解[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3）：109-113.
②蔡湘江.拍胸舞探源[J].泉南文化，1994（01）：68.
③林蔚文.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张振岳，高卫东.解读惠安近代服饰纹样中的文化寓意[J].纺织学报，2008 （11）.
[2]邱荣洲.福建古代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