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革电影的影像空间中，红太阳是最令人产生遐想的能指符号，散发着浓浓的政治意识形态光泽。毛主席像和标语口号是最常见的室内装饰艺术，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功能和说服教育功能。在空间改造时，从改造对象到改造主体再到改造原动力，都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植入。公共空间的批斗也是为了让观影者形成国家观念。文革电影精心书写空间政治学的目的是让观影者完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调整。
关键词：红太阳；室内装饰；空间改造；空间批斗；视觉呈现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4-0034-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4.005
空间是什么？它是物质客观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有长度、宽度和高度。但有时候，空间不仅仅是中性的、静止的、可感可知的物質容器，它还承载着文化、身份、性别、地域、阶级、民族、历史、经济、宗教等诸多信息，这些信息相互作用，形成一场纷繁复杂的场域。此场域中，政治因素颇为明显。也就是说，空间经常镶嵌着政治信息而呈现出浓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探讨空间和权力的关系，并形成了新的理论领域——空间政治。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空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1]哈维的态度更直接，他说：“现在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些一般的结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2]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中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个体被社会化的过程就是通过有组织的空间及其空间活动展开的。
空间具有政治性，政治也具有空间性，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电影作为一门时空综合艺术，在空间呈现方式上比起其他艺术有着天然的优势。莫里斯·席勒在《电影，空间的艺术》一文中明确指出：“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3]推而言之，电影在表现空间政治方面也是其他艺术难以企及的。文革电影更是如此，因为在文革那个全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年代，一切都被强大的政治力量格式化。
一、红太阳的修辞学
在文革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红太阳的影像。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样板戏电影。样板戏电影的布景由于是豪华的人工制景，所以红太阳的影像特别醒目。在《海港》的最后一场“海港早晨”中，隐藏的阶级敌人钱维德被揭开了画皮，人们齐唱：“码头工人跟着党，说到做到斗志昂。胸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向那共产主义……”此时，一轮极为鲜艳的红日，冉冉升起，浦江两岸，朝晖灿烂。人们在红日的照耀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此时，画外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音乐。在《沙家浜》的最后一场“聚歼”中，胡传魁、刁德一等人被揪住，也是一轮极为鲜艳的红日高高升起，霞光万道。人们举着红旗上场，阿庆嫂身着喜庆的红衣，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两部影片对红太阳的表现方式几乎完全一样。
另一种是常见的故事片。相对于样板戏电影，故事片在红太阳的表现方面稍显含蓄，因为故事片的场景讲究写实性，一般不会像样板戏电影那样对场景进行变形夸张。在《闪闪的红星》中，领导当地游击队的老红军干部吴修竹兴奋地向潘冬子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上级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指示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中间插入了旭日东升的场景：火红的朝霞，缓缓升起的红日，激昂的《东方红》背景音乐……面对此情此景，任何人都会明白红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隐喻。《车轮滚滚》中，耿东山在阅读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然后深情地凝视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此时嘹亮的女高音歌声响起：“红日暖胸怀，心潮如浪翻。毛主席呀毛主席，您领导我们打江山。巨手拔开云和雾，乘风破浪撑航船。跟着您，赴汤蹈火无所惧，跟着您，革命到底永向前。让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让祖国山河万里彩霞春满人间！”接着切出春满人间、红日高照的画面。
总之，在文革影像的空间中，红太阳的影像经常出现。这是一个充满亮色的喜庆空间，一个令人振奋和神往的无限空间，其目的是指向不在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文革电影反复建构的红太阳修辞学。其实，早在文革电影出现之前的20世纪40年代，整个中国都开始了红太阳修辞学的热情书写。据考证，第一次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是诗人贺敬之。他在1941年9月在延安创作的诗歌《太阳在心头》中这样写道：“张三牵着老黄牛，他在地坢慢慢儿走。眼看太阳落西山，他倒有另一个太阳在心头……因为有了毛泽东，温暖的太阳在心头。毛主席比太阳更温暖，他比那太阳更长久。”[4]这里，“另一个太阳”“温暖的太阳”显然是指毛泽东。建国后，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盛行，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成为妇孺皆知的修辞手法。仅以诗歌为例。当时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以“红太阳”命名，比如《毛主席像红太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红太阳颂》等。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40年代陕西农民歌手李有源创作并演唱的《东方红》，其中最为经典的歌词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来，这首歌红透全国，几乎成为不是国歌的国歌。到了文革时期，成为四大至尊歌曲之一。文革四大至尊歌曲为《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二是1970年，年仅13岁的上海小学五年级小学生金果临创作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一个13岁的小学生就深谙红太阳与毛泽东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红太阳的修辞学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盛行！在这种背景下，文革电影反复出现红太阳的影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