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基：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争议

个人的诚信和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远远不够。这些问题没法回避，但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在这样脆弱的信任关系下，专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可基：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提供客观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公众是更希望科学家和企业、行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可基：这是公众的权利。在一些跟企业有关的场合，或者企业赞助的项目，科学家跟企业存在相关利益关系的时候，公众对他的信任度确实不太能达到100%。

所以，科学家在这种时候要把背景都交代清楚了：资金从哪来、是不是跟相关企业有联系……至于怎么接受科学家说的话，公众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相信或者是不相信。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这次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可基：我希望人们通过这件事能坐下来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寄希望于公众能更理性对待这个问题吗？

李可基：我觉得反倒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老百姓常常有一些误解，但同时这些误解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样的，虽然业内很多人对媒体反感得不得了，总觉得媒体老是夸大，但实际上媒体的舆论压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有些情况的改善。

专家不能当企业的传声筒

塑化剂是否安全、三聚氰胺是否无毒，本来是实验科学就可以解释的问题，但在当今中国，它却成了一个庞杂问题的聚合体：公众的知情权、企业的利益、专家的独立性……

时至今日，李可基的本意如何、是否借此获得了某种利益以及事态以怎样的形式发展，都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当公众的权利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尺度。

近年来，我们的专家公信力下降，屡屡“跌落神坛”，科研机构也未能独善其身。在国外，公众和媒体对专家、科研机构的质疑也时有发生。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核电站抗海啸设计标准等问题饱受民众质疑，最终，一个被称为“原子能村”的官学商利益团体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以东京电力公司为首的电力企业和核电设备商，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官僚集团，以及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下，日本“第一代”16名核能专家联名发表应对事态“紧急建言”，上来先向公众道歉。4个月后，日本政府推出新政策，明确规定近3年内从原子能相关企业和团体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或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不能进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事故后为改革核电监管体制而成立的机构），避免类似的利益团体再度形成。

“专家和公众的关系，首先是专家不能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不能做失去良知的事。”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告诉记者，社会舆论的评价体系，对专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约束；同时，厘清专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约束也亟待建立。

记者了解到，许多国家对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的接触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德国， 凡是涉及企业投资的研究成果，在评估时会有专门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如果有科学家被发现存在欺诈行为，将被禁止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美国高校则要求教授进行财产申报，并对此展开审计。耶鲁大学等还明文规定教授不能收公司的任何礼物，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机构负责教授参加企业活动的联系事宜，监督专家与企业间的交往，预防他们之间产生利益往来。

另一方面，张颐武也提出，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判断，不仅专家需要约束，媒体、公众也同样需要约束。“社会公众也不能用自身对事情的理解或者先入之见去简单地判断专家的言论。两边都不要‘起哄’，都要用事实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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