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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东渐俄罗斯，在解释和改造苏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民族化的理论架构。苏联哲学在“国家哲学”的场域中，遭遇到来自传统的、政治的和不同学派的干扰。这些因素对苏联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苏联哲学服务于苏联社会主义的需要，丰富了哲学理论宝库，促进了世界哲学的发展。
关键词：苏联哲学；俄国化；原因；贡献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6－0065－06
人们曾经认为，苏联哲学(也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70多年的历程，在发展过程中问题颇多：苏联哲学既有教条化，又有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苏联哲学由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丧失了独立精神，沦为政治的附属品。苏联哲学在俄罗斯一直没能深入人心，失去了阐释社会现象和改造社会的基本功能，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走下神坛。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并没有真正做到客观地分析苏联哲学。也正是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导致了人们对影响苏联哲学发展的原因及苏联哲学为世界哲学作出的贡献不能做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对苏联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上述两个方面做一些细致的探求。
一、苏联哲学是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的学者一度认为，苏联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代名词，苏联国内也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但今天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直到苏联解体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时期的官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殊形态，即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汲取以往哲学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个哲学派别。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仅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某个方面，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来看，人们围绕整体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分别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道主义。第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第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内在揭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论》为中心，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学说。第四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第五是实践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来阐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主体性学说。上述分类尽管不太全面，但基本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方面。
在俄罗斯，由于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统治者的专制独裁统治，在严刑峻法之下，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因此，列宁、斯大林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所处资本主义的客观环境，从人道主义出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东欧等国家的改革探索中，也形成了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等地区还有其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实践这些理论的现实运动，等。这些都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区的具体应用和理论总结。所以，不能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国家现实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不同时期的哲学都有不同于其它哲学的特点和特定的功能。苏联哲学最基本的一点，是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身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重任。一方面，苏联哲学需要为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任务论证。同时又要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苏联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苏联哲学一直强调鲜明的党性原则，公开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理论工具。这是因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在革命时期，列宁及其战友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同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马赫主义等展开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和持不同政见者，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十月革命”胜利后，党的领袖，特别是斯大林，亲自领导哲学斗争，明确哲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也直接注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注释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直至注释和宣传党的领袖的一言一行，以保证哲学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使命。
另一方面，苏联哲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不断解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承担着改造苏联社会的任务，体现了苏联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列宁一直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具体地解决俄国的实际问题。他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研究和说明某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演进，至于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俄国来，只能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列宁尽管主要是从哲学服务于经济的层面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但从总体上指出了哲学与一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灵活指挥“十月革命”到领导三年国内战争，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到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模式的规划，是列宁结合俄罗斯现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在斯大林时期，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大林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苏联人民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苏联哲学界还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功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在工业化理论指导下，仅用十余年的时间，苏联便成为世界经济和工业第二大强国；在农业集体化理论指导下，使长期存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文化革命理论指导下，使普通劳动人民丢掉了旧式观念，成为新生活的主角。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实践中形成的苏联哲学，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苏联哲学是在论证和改造苏联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直至斯大林主义的阶段。
二、苏联哲学在“国家哲学”的场域中遇到不同方面的挑战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哲学与政治具有天然的联系，但哲学现象与政治变化往往不具有同步性，还没有哪一种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理论，在国家政体的更迭中，随即消逝的。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哲学也走下神坛，成为俄罗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普通文化现象，甚至被边缘化。究其根由，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苏联哲学自
身的建设过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宗教唯心主义传统使苏联哲学难以在民众中立下根基。
在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哲学家来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俄罗斯从古代起就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最终战胜了唯心主义，处于主流地位，正是传统的唯物主义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俄罗斯近代虽然出现过像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革命民主主义唯物论者，但在俄罗斯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哲学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宗教唯心主义。
俄罗斯宗教传统悠久，宗教生活一度是俄罗斯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时代，超过90％的人信教，而且政教关系密切。早在公元10世纪末，当时的基辅罗斯国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强令全体国民接受洗礼。所以，在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也可以说，东正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就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时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意识行为和生活方式。虽然在近代的东西文化交流中，俄罗斯文化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入侵。但这种入侵，却一直没有能够打破宗教文化的坚硬外壳而直指俄罗斯人的内心。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论争，依据的核心就是信仰高于理性；20世纪初，“路标派”与列宁激烈辩论，搬出的也是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由于宗教唯心主义的影响，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诸如c，布尔加可夫、尼·别尔加耶夫、司徒卢威、C.弗兰克等，在十月革命前从唯物主义转向了基督教和东正教，在俄罗斯引起了又一轮信仰宗教的热潮。这些人的皈依宗教，在当时的俄罗斯有很大影响，几乎渗透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甚至“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脱离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可见，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深深扎根于俄罗斯人的灵魂之中。
作为西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俄罗斯本土民族文化相融合，关键在于二者有无同质性和心理上的共通感。“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出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把宗教思想家驱逐出境，唯心主义表面上在俄国销声匿迹了。苏联解体前后，这些流亡国外的思想家们的宗教思想又回归俄罗斯，被一些思想家作为“俄罗斯的传统”大肆宣扬，很快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哲学的主流。由此可见，尽管有革命民主主义时代的唯物主义基础，苏联时期又对宗教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进行人为的清除，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俄罗斯人的宗教情结。正是俄罗斯人内心深藏的宗教情结，作为一股反拨力量，阻滞了苏联哲学植根民众。列宁在晚年对俄国的这一“国情”已经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在“哲学遗嘱”中，他曾明确地说：在俄罗斯，应通过“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来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历史已经证明了，苏联解体，苏联哲学很快被边缘化的情况，正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摄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挤出效应。
(二)政治上过度干预使苏联哲学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动力。
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苏联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与政治联姻的发展道路。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政治的过度干预，一直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生存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国家设定的封闭环境中。
哲学的发展有其自然历史过程，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有一个逐渐被政治化的过程，致使哲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品质。1930年12月9日，在“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的谈话中，斯大林对哲学论战双方的“德波林派”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成为由苏联党的领袖人物直接出面干预理论争论的开端。从此，哲学界的正常论争为政治斗争代替，哲学研究逐渐偏离了正常的学术领域，越来越政治化和教条化。在斗争中，一批才华横溢、思想鲜活的哲学工作者，如凯德洛夫、古米列夫、洛谢夫和马马达尔什维利等，受到了压制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工作者由独立的研究转向单纯为党的政策作论证，哲学的批判功能弱化了。
在不同时期，由于苏联领袖人物的更替，政治干预哲学的形式尽管有差异，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构建“政治化”的苏联哲学。在列宁时期，主要通过建立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或安排哲学家到相应的行政领导岗位上，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先地位。在斯大林时期，主要通过领袖权威和个人崇拜的方式，直接要求哲学家为国家政策和个人言论作合理性论证。在赫鲁晓夫等后继领导人时期。主要通过颁发中央文件的方式，指导哲学沿着发达社会主义路线做出理论回应。在哲学界，一旦有不同观点出现，相关部门马上组织人员展开批判和斗争，诸如对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对机械论派的批判，对德波林派的批判，对《西欧哲学史》的批判，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直至苏联改革时期对哲学自身的批判等无不如此。在批判中，“异端”被纠正了，一批哲学家被放逐或打倒了。
政治干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哲学界自由研究、平等对话的风气没有了；哲学工作者不能实事求是地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分哲学工作者丧失了哲学家应有的学术品格，变成了单纯从事政治说教、人云亦云的人；哲学研究脱离了实际，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文章，和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论证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文章，都是内容贫乏、没有实际价值的空谈。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应该能动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苏联哲学，理应与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展现出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功能，但过度的政治干预，使苏联哲学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原动力，形成了对政治的外在依赖性。当苏联解体，苏联哲学失去政治保护的时候，其遭遇冷落的后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哲学斗争的单一方式使苏联哲学难以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苏联哲学的建立一直伴随着与不同派别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与民粹派等不同派别开展理论斗争，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越来越复杂。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的指导地位，思想的一元化是必然的选择，但当时各种宗教神秘主义者还占据着各大学讲台，他们对唯心主义的青睐，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传播。从列宁到斯大林，极端的政治保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一呼百应的局面，苏联哲学也达到了高度的“繁荣”。
从苏共20大开始，苏联哲学界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在赫鲁晓夫提倡“自由、人道”的口号下，
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不同思想派别逐渐复苏。其中，有的向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也有的向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反转。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开始接触和研究西方哲学，尝试与西方哲学对话和辩论。在与西方哲学交流中，苏联哲学界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但也“促成了各种各样观点的产生，这些观点外表上看好像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经常很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如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了出来，也有一些哲学家在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的研究中接受了唯心主义的宗教观。
由此可见，苏联哲学在形成和发展期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只是不同派别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下隐性存在着，其理论包含的歧义、矛盾和缺陷被掩盖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思想多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各种思想很快与蜂拥而入的西方思潮嫁接起来，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股“新西化派”运动。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那一天开始，就是在与不同思想派别的竞争中获得巨大生命力的。只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在斗争和回应中把握真理，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苏联一国之内，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仍然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从思想理论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情况来看，一直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从初期采取隔离的方式，到后斯大林时期疏于管理的方式，都违背了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最终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退出苏联的理论舞台。
三、苏联哲学在艰难前行中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由于苏联哲学发展中存在的诸种不利因素，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苏联哲学对世界哲学做出的贡献几乎全部抹杀了。随着俄罗斯社会秩序的恢复和苏联哲学的去神秘化，哲学界对苏联哲学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从政治的功能和理论的建构看，苏联哲学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哲学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一)苏联哲学完成了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俄国传播和发展，主要在于俄国民主主义者寻求解决“俄国问题”的需要。普列汉诺夫翻译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理论武器”。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批判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点的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在俄国发展的合理性，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得到了论证。遗憾的是，列宁在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去世了。但构建苏联哲学的任务并没有停止，斯大林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套对苏联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科书，也是一套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哲学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哲学不仅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作过充足的论证，也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推波助澜，即使在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哲学也论证了它并不能令人信服的“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苏联哲学在俄罗斯历史变迁中形成，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也注定了为现实服务的使命。在俄罗斯，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对唯心主义学者和宗教哲学家的驱逐，苏联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获得正统地位；没有经斯大林授意对“德波林派”政治化的斗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囿于纯学术领域，远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场域；没有一套尽管不太完美，却有条理、通俗易懂的苏联哲学模式，文化水平低下的苏联广大干部群众就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纳了。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斯大林对哲学的政治干预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片面化的理解，苏联哲学可能不会陷入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但在苏联的现实环境下，由于列宁辞世过早，任何一种哲学模式的诞生，不管是布哈林式的，甚或托洛茨基式的，都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使命所决定了的。
(二)苏联哲学研究的诸多哲学问题，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苏联哲学的框架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门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苏联哲学家们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新经济、科学哲学、语言学、现代化、全球化、人道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的研究，现在仍然是俄罗斯和世界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在俄罗斯的语境下，这些研究并不同于西方，呈现出苏联哲学的独特性。诸如，在人的研究上，苏联哲学形成了“对人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从60年代开始，苏联哲学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对人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未来”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科学哲学研究上，苏联哲学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哲学“分析研究”导向的“社会文化研究”导向。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哲学家们深入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开展了对科学方法论、科学结构和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
一些研究苏联哲学的学者主要将研究的视野放在苏联哲学如何被简单化、教条化方面，而对苏联哲学家联系俄罗斯实际开展的哲学领域多样化研究置之不理；或者只看到斯大林抛弃列宁关于“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盟”的思想，而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对当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社会性研究，以及在自然辩证法和系统论方面取得的领先世界水平的成果。有的学者还把把苏联哲学前期的教条化和后期的“人道化”并列，作为苏联哲学的两大病诟。事实上，在苏共22大以后，“响亮地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包括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天，一些俄罗斯哲学家在讨论哲学时，尽管还在回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术语，但在苏联时期所接受的思维训练，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仍然主导着这些学者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界，不管是在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各类哲学研究中，仍能时时浮现出苏联哲学的影子。这些都足以肯定苏联哲学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苏联哲学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蓝本。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做法，都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学习的榜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正是“由于苏联哲学家们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才得以系统化和体系化”，这一系统化体系又被传播到全世界，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模式。
二次大战以后，东欧各国在苏联胜利进军、同盟国击败德国的条件下，在苏联的支持下，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西进，苏联哲学也成为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尽管在各国出现了不同于苏联哲学的派别，如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涌现的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捷克的人道主义学派等，但在东欧剧变以前，苏联哲学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显著的。
苏联哲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在哲学领域，求教于苏联哲学，是当时流行的做法。苏联哲学为我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提供了大量资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借鉴。苏联哲学教科书为我国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快速有效地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范本。直到今天，我国各高校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但仍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陈迹。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苏联教条主义哲学的影响，才导致我国哲学的发展领域也一度出现了教条化、甚至僵化的情况。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当时，在我国一穷二白的理论环境下，正是对苏联哲学的借鉴，我们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客观地说，对于苏联哲学造成的我国哲学界的负面影响，有苏联哲学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仍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细致地辨别、理性地吸收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不能因此埋没了苏联哲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