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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政治治理对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性，以及这种有效性如何因政府干预和财务风险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公司政治治理这一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制度压力，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公司政治治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随政府干预水平和财务风险大小的不同而变化，政府干预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小，公司政治治理效应越好。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公司政治治理层面理解大股东掏空行为，为政府部门监管上市公司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直接的微观证据和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治理及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大股东掏空行为；政治治理；政府干预；财务风险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5-0082-13；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大股东的存在是“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还是“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如何认识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和影响后果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核心的研究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以代理成本理论、控制权理论等来阐释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及其后果，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来说是“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产生有效的“监督效应”，并会对上市公司采取积极的“支持行为”（如为上市公司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等），进而增加企业价值（Jensen和Meckling，1976；Friedman等，2003；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1][2][3]另一类认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来说是“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即大股东表现出对上市公司资源的“掠夺行为”，采取关联交易、股权交易等多种途径掏空上市公司资源而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从而损害企业价值（Johnson等，2000；Baek等，2006；Jian 和Wong，2010；吴育辉和吴世农，2011；郑国坚等，2013；冉茂盛等，2013）。[4][5][6][7][8][9]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欧美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同，导致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表现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等新兴市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I类代理问题并不严重，在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且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严重偏离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II类代理问题尤为突出（La Portae等，1999）。[10]控股股东利用自身优势实施“掏空”性行为掠夺中小股东的财富（Jiang等，2010）。[11]现有文献在衡量“掏空”行为（Baek等，2006；Jiang等，2010；Peng等，2011）[5][11][12]和刻画“掏空”动机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Cheung等，2006）[1][13]的文献较多，但在公司治理机制对大股东掏空行为治理效应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当前，基于中国情境下的法律监管、外部审计、管理层激励、董事会结构等治理机制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应也得到了实证检验（叶康涛等，2007；肖作平和廖理，2007；郝颖和刘星，2009；肖作平和廖理，2012）。[14][15][16][17]但是，上述研究对处于制度转型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来说，忽略了企业微观政治治理对大股东“掏空”的治理作用。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将公司治理与企业微观政治行为结合，在既定的企业内外部政治制度环境下，通过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和监事会主席的职位配置形成一种公司政治与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公司治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awant，2012；雷海民等，2012、2013）。[18][19][20]这种嵌入的微观政治行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呢？在不同的政府干预水平和财务风险下，公司政治治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否依然有效或无效？这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现有的文献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答。因此，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大股东掏空行为治理的有效性，不仅可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以为政府部门监管上市公司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直接的微观证据和参考价值。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已有研究文献大多从公司内外部不同治理机制这一角度考察对大股东掏空行为治理作用的发挥（Jiang等，2010；Peng等，2011；吴育辉和吴世农，2011；肖作平和廖理，2012；郑国坚等，2013）[7][8][11][12][17]，缺乏关注企业微观政治行为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政治治理这一微观政治与安排形式角度丰富了关于大股东掏空行为问题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考察了公司政治治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如何随政府干预水平和财务风险大小的不同而改变，拓展和深化了公司治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三，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大股东掏空行为治理有借鉴意义，期望在扩展、补充前人研究的同时，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提供有益参考，也为上市公司治理及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等方面提供有益参考。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及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政治治理与大股东掏空行为
企业政治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Sawant，2012）。[18]企业政治行为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营销和战略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已从个体层面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和公司层面的企业政治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heng等，2011；Lux等，2011；Hadani，2012；Lawton等，2013）。[21][22][23][24]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政治关联、政治关系、党组织治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吴文峰等，2008；雷光勇等，2009；潘越等，2009；刘慧龙等，2010；马连福等，2013；王伟等，2014）。[25][26][27][28][29][30][31]虽然国内外学者在企业政治行为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目前仍缺乏对企业微观政治治理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通过公司党、政（治理层与管理层）职位配置形成一种政治与制度安排，将公司政治治理与企业微观政治行为有效结合，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