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石油市场上发生了许多大事。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但又对石油出口给予实质性豁免。国际油价先涨后跌，振幅接近30美元，涨跌转换出人意料。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先增后减，推动欧佩克联合俄罗斯达成减产协定，额度超出预期。卡塔尔宣布退出欧佩克，宣称完全是因为技术原因。再加上前不久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仍在发酵的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等，近期直接或间接与石油有关的事件涵盖了大国关系、地缘政治、世界经济、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如果考虑到目前正加速调整的国际政治格局，是否可以大胆猜测：我们正在迎来新的石油政治时代？能源市场结构、价格影响因素、外溢政治效应、能源安全观念等可能都在进行重要的结构性调整，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15～30年国际能源格局。
国际能源领域正在加速转型
能源转型一般指的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以主要能源的替代为标志。近代两次最重要的能源转型分别是煤炭和石油的崛起，对整个人类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由于能源技术、市场等因素变化导致的国际能源关系调整，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也是我们分析近期国际能源领域相关事件的大背景。
国际能源市场格局的深刻调整，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多元化趋势。一是能源结构更趋多元。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迅猛发展，成为全球新增化石能源供给的主力。目前，非常规石油储量与常规石油基本相当，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则是常规天然气的八倍有余。与此同时，新能源开采利用技术也日臻成熟，便利性逐渐提升，成本迅速下降，成为新增能源供给中的主力。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风电和光伏可能成为多数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二是能源供需结构更趋多元。北美在全球能源供给中的地位大幅抬升，2008年以来美国原油日产量已经翻了一番。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则逐渐见顶，市场新格局日渐清晰。据统计，1998年以来全球97%的新增能源需求来自新兴经济体，目前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已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到2040年还可能超过七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国际能源供给重心“西移”，需求重心“東移”。三是能源定价结构更趋多元。石油和天然气区域分割的定价方式或被打破，能源金融在能源定价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愈加明显，整体将削弱传统能源生产中心的议价能力。
在此背景下，各主要能源大国正加紧调整自身能源政策，“转向”与“坚守”是两大主基调。一是美国重新转向化石能源，特朗普政府推出能源新政，其主基调是鼓励传统化石能源开发、削弱新能源补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消极。二是沙特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出“2030年愿景”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尽早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提升经济结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三是俄罗斯近年来不断修订其能源安全战略，坚持“两手抓”，既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能源的依赖，又要强化自身在全球特别是在欧洲的油气话语权。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坚持清洁能源计划，加强区域能源一体化建设，希望尽早摆脱对外能源依赖。五是一些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国则希望加大能源开发，力争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主要能源治理机构也加紧转型，总体方向是扩大职能和代表性，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平台逐渐成熟。从传统组织机构来看，国际能源署加紧吸纳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大国成为“积极联系国”。同时，将关注议题从传统能源扩大到新能源技术，推动自身从发达国家的能源俱乐部加速向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组织”转型。2015年5月，75个国家通过了新的《国际能源宪章》，推动这个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条约走出欧洲，从传统能源贸易和投资议题，扩大到能源减贫等发展问题上。从新型机制看，二十国集团成为新的能源治理平台，其代表性为传统机构所不能及，近三年来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引起各方高度重视。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也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性能源治理问题，不少合作机制已建立起来，前景看好。
国际石油权力可能再度调整
简单地看，石油权力可以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对油价的影响，后者是以石油为政治武器撬动其他利益。因为石油的特殊战略属性，历史上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交织，很难分清运用权力的目的是经济还是政治，政治工具往往为经济利益服务。但随着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国际能源关系的调整，国际石油权力中的经济成分变得更加单纯，而政治目的则变得相对模糊。甚至可以说，尽管石油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武器，但作用相比之前进一步下降。欧佩克的沉浮即是一个缩影。
上世纪60年代，沙特、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即欧佩克），并不断接纳新的成员，既有夺回定价权、最大化石油收入的经济考虑，也有运用石油武器的政治考虑。这一时期，欧佩克对国际油价有很大的影响力。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通过国有化和国际谈判等一系列措施，欧佩克从西方大石油公司手中夺回了生产权，提升了定价权，油价从50年代的每桶不足2美元升至80年代的30美元，结束了超低油价时代，为欧佩克成员国带来了比此前高得多的经济利益。
政治上，欧佩克利用两次石油危机联合运筹，是其政治影响的巅峰时期。比如，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开展石油禁运，运用石油武器打击西方国家，同时大幅抬升油价。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欧佩克调动产能再次凸显政治影响，当然也再次抬高国际油价。这一时期，欧佩克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均较高。
但两次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迅速觉醒，采取一系列手段克服石油冲击带来的潜在影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建立了90天石油储备，一些大型油田相继发现，加上石油金融快速兴起，欧佩克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国际石油权力开始分散化，欧佩克已经很难再将石油作为一种武器来同西方对抗。在经济上，欧佩克开始放弃固定价格，转而实行一定范围内的浮动价格，并继续使用配额在小范围内影响国际油价。
到了最近几年，随着北美石油生产复兴，中东局势出现新变化，欧佩克不仅政治影响更加式微，使用配额来影响油价的能力也在下降，需要联合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方能达成有影响力的限产协议。最近，卡塔尔的退出虽然不会对欧佩克石油产量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方面，卡塔尔是中东产油国，其退出意味着以中东国家为核心的欧佩克内部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卡塔尔油气生产并不均衡，未来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天然气生产中，这与国际能源转型中的低碳化趋势直接相关。
与此同时，欧佩克还可能遭受来自沙特等传统油气生产国的“核心冲击”。如前文所述，近年来沙特酝酿经济转型，意图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此前一度提出将阿美公司上市。而阿美公司作为调节产能的执行者，上市后需要照顾股东利益，进行生产调节的能力恐怕要打折扣。其他产油国也越来越将更多精力用在能源转型上，比如阿联酋作为欧佩克重要成员国，其首都却是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每年都在此召开能源转型方面的国际大会。
综合近期国际能源市场的诸多变化，如果对国际石油权力的近、中期发展趋势做一个总结，可能是产油大国（美俄沙）的影响力上升、板块（中东）地位下降、组织性（欧佩克）影响更加式微，权力面临重构。这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后者也是大国影响力上升、板块地位下降、多边组织停滞，格局加速重组。或许这就是政治运行的特点。
中国要提前应对各种变数
能源转型可能改变能源的稀缺性特征，进而改善能源的强地缘特性，并可能在远期彻底改变石油政治。同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靠技术而非储量来定义的，太阳能、风能、核能存量几乎无限，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人类可以更方便地将之转化为电能，打破化石能源稀缺性特点的限制。随着能源使用密集度降低以及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中的能源生产力可能会在未来20年里提高40%～70%。化石能源在全球的分布相对集中，能源政治同地缘政治密切关联。风能和太阳能在地球上则相对平均分布，各国有均等机会获取。更重要的是，技术本身具有扩散性，一旦某个国家实现可再生能源技术突破，理论上便意味着可以有更多国家享用该技术。这样，在未来各国可能不需要为了能源安全而进行激烈的地缘竞争。尽管有些观点可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或许为其久遠，但看看当前中东内外政治的变化，看看欧佩克的变化，就会发现事实上已经有所预示。沙特前石油大臣曾说过，石器时代不是因为石头短缺而结束，同样石油时代也不会因为石油被采尽了而结束。
石油时代有石油时代的问题，转型时代也有转型时代的挑战。目前来看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或出现“再地缘化”或新的“南北分割”。目前，发达国家仍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主力，也是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主要市场。发达国家可能运用技术和市场优势重建垄断，将传统化石能源的地缘特点换一种方式带入新能源时代，催生新型“能源地缘政治”。尽管技术扩散难以阻挡，但发达国家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延长技术扩散的周期、限制扩散的范围，并且拒绝履行援助责任。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转化、输送和储存需要相关电子设备，制造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稀有金属元素，这些元素在地球上并非均匀分布，未来可能出现对矿物质的争夺。二是可再生能源还面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同传统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更加分散，利益主体和治理主体更多，并不一定同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相一致。各国政府既要发挥好非政府机构在促进能源转型、低碳环保中的积极作用，也要对妨碍公共利益的行为做出规范。从目前看，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从经济层面看，市场不确定性将升高。市场化已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基础机制。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加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市场在投资、运营、定价等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政府不易管控，全球性能源治理机构从整体上进行协调的难度增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化石能源在作为资源使用时，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当前的能源转型，主要是能源作为燃料的转型，能源作为资源的转型远未完成。石化行业仍需大量化石资源才能进行生产，在一定时间内，各国围绕资源进行激烈争夺的局面不会改变。
对中国来说，能源转型总体上塑造了一种开放格局，有助于中国增强自身软硬实力，影响趋于积极。当前，中国能源转型在全球已处于引领地位。展望未来，要用好领先优势，提早应对各种变数，积极利用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