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诞生的是古典爱国主义，而自从近代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中国被空前程度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在政治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义和团成员拥护的不是政治意义的“国”，而是保守的、汉族的、文化意义的“国”，故同以忠君爱国为典型特征的古典爱国主义有着截然的分别。
关键词：义和团 爱国主义 农民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的反外侵的爱国主义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曾地震般撼动了中国北方的大地。本文旨在探究义和团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及成因。近代史学者徐梁伯先生曾在这方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他将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划分为古典爱国主义与新爱国主义两个阶段，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古典爱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也是古典爱国主义的尾声。但在笔者看来，义和团运动并不适用古典爱国主义的范畴，而更近于对汉族传统中国的热切维护。
事实上，义和团维护的是保守的、汉族的、文化意义上的“国”，即自然经济下的汉族文化，而不是变革的、满人的、政治意义上的大清。下面笔者将对此试做辨析。
一、义和团维护保守的、汉族的、文化意义上的“国”
（一）表现
1.对外国人，义和团笼统排外【保守】
首先，义和团在抵制西方列强侵略同时，也抵制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外国物品。这种抵制表现在两个方面：舆论上的丑化与实践上的扫荡。在宣传中，义和团编造出西洋事物的邪恶之处。例如“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在实际行动中，义和团“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前人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体现了义和团根深蒂固的保守性。
2.义和团排斥满清政府【保守、汉族】
义和团坚决捍卫自然经济下汉族的固有传统。清朝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统治中原时间较长的政权，中国又恰巧在这个特殊的朝代走入了近代。所以，华夷之辩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背景——虽然与西方人相比，满族与多为汉人的义和团均属于“华”;然而在中华境内，满清相对于在义和团中占多数的汉人，依然属于“夷”的范畴。在汉族农民眼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满清政府坚持选用西方器物甚至制度，满清与列强就都是“夷”了。义和团有宣传语云：“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种论调并没将江山视为清帝的财产，而仍然认为江山是汉人的原有物，隐隐有将满清统治者划到对立面的意思。可见，义和团对满清政府具有排斥之心，内心维护着汉人失去统治的“国”。
3.义和团的宣传方式与民间巫术文化有着承接关系【文化】
从义和团的宣传方式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辨认出民间流行的巫术文化。因为农民靠天吃饭、敬事鬼神，所以自然经济是滋生迷信的温床。义和团的迷信形式采用了民众熟悉的巫术风俗，有利于义和团通过炫耀自己的“神术”为自己造势。各种禁忌作为“神术”失效时义和团自我辩解的借口，是义和团巫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没能焚毁西什库教堂时，义和团就说是因为教堂“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①。在当时民间的巫术观念中，法术会因各种因素而失效，触犯关于女人的禁忌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这种说辞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也使团民本该因失败而涣散的斗志反而得到了凝聚。在这里，若非与民间的巫术文化有着承接关系，义和团的宣传方式也不会奏效。
4.在外交主张上，义和团坚持着落后的外交观念【保守】
在外交上，义和团号召杀尽或驱逐全部在中国的外国人，甚至盼着能够重建崩溃的旧朝贡体系，这体现了义和团的保守性。衡州义和团在自行拟出的与列强“和约”中，期望着“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甚至“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这种诉求，在当时不仅幼稚至极，其体现的对特权与等级之别的要求也与近代外交重视平等的思维相悖，表现了义和团落后的思想观念。
（二）原因
义和团对保守的汉族的文化意义上的“国”的维护，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因。下面简单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1.外国商品促使大量农民破产
其一，义和团的保守性，源自义和团对自身遭遇之因的理解——虽然没有帝国主义概念，但他们直观地感觉到自从外国商品如洋布、铁路进了中国，自己便不再能以纺织补贴家用了，变得更容易破产或已然破产了。于是，从自身遭遇出发，义和团直观地把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都划为仇敌，以求把一切“洋”都撵出国门，自己回归曾经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仅仅在小小的范围里寻求美好的生活”②。
2.民族自尊心下，民众希望看到民族固有文化的神圣性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汉人的民族自尊心是根深蒂固的。那一代汉人见到中国屡战屡败，与生俱来的民族自尊心被长期压抑，转变成证明自己固有汉族文化的神圣性的迫切渴望。义和团对某些汉族文化的抱残守缺正是源于这种出自民族自尊心的感情，并反过来进一步“发掘和动员了本土文化中具有强烈排异性的原始信仰民间宗教、群体性除妖灭鬼等文化因素”③。一个群体只有符合民众的口味才能生存，于是，义和团顺应了民意，竭力对汉族固有文化的神圣性进行夸大和扭曲。
二、义和团运动不是古典爱国主义的行为
（一）表现
义和团不是古典爱国主义的行为，这有着多种表现。
1.义和团自认为与清政府的关系近乎对等
首先要指出的是，义和团或许拿过清政府的银饷，却决不是严格意义上隶属于政府的军队。义和团的组织以团为单位，各村设立坛或拳场，在有活动时彼此串联而不受清政府的管辖。至于义和团对与清政府关系的认识，尚无除礼仪上的表示驯服以外的确切史料，这可能与史料的散失、义和团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不过，有一则史料记载比较耐人寻味：上文提及的衡州义和团在代拟合约中要求“各国应偿在中国军费四百兆两”，“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两”。从赔款数额的等同中，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团已将自身与清政府视作对等的主体，俨然有分庭抗礼之势。也就是说，义和团自认为凭借着自己在宗教（迷信）上的地位，与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清政府可以平等相待。从这一角度分析，義和团那句口号“扶清灭洋”中的“扶”，在义和团看来可能是施舍和帮助，带有天然的优越感。这种自认为近乎对等的官民关系，与古典爱国主义中民对官的绝对忠诚大相径庭。
2.义和团扶助清政府，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驱使
在清政府利用义和团的另一方面，义和团也在利用清政府，只不过这种利用较为隐晦。作为脱胎于白莲教一类的近乎黑社会的民间秘密团体，义和团欠缺合法性。而与清政府的合作便自然赋予了义和团以合法性，有利于它扩大群众基础，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而更有利于开展活动。有的地方官甚至亲自兴办义和团，例如毓贤改调山西巡抚后，“甫履任，即饬各州县演习神拳”④。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增员会为一个团体注入大量活力。对义和团来说，以一些名义上的独立性换取合法的地位，在长期看有着重大意义。何况除了政治上的承认，义和团还能得到清政府与士绅支援的银饷和军械，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在义和团保卫天津的战争中，裕禄允许义和团到军械局领用军械与马匹，在物质上支持义和团⑤。综上，义和团投身反外侵运动，恐怕不止出于汉家情怀，也存在利益的驱使。
3.义和团在实际行动中对清政府，尤其是试图变法的帝党极为排斥
在义和团还是义和拳时，他们打出的旗号就是“反清复明”。甚至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直隶永年，都有人设场进行如是的号召⑥。可以看出，义和团的出发点不是维护大清，而是回到或建立由汉族统治的王朝。虽然，后来义和团将口号改成了“扶清灭洋”，但是，这也不是证明义和团与清政府的矛盾有绝对的削弱，只是在中西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国内矛盾暂时地搁置和弱化了。
对于保守与改良并存的清政府，义和团尚且如此，那么对那些“以夷变夏”的帝党，义和团更不可能顺从。在义和团眼中，光绪皇帝学习西法就是“服了外”，就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于是他们就将光绪列入了“一龙二虎三百羊”的黑名单，扬言要杀了他。古典爱国主义将“忠君”与“爱国”并重，即使君主昏庸，人们也只会像岳飞那样以死尽节，义和团的弑君之意在他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可见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古典的爱国主义。
（二）原因
由上可观，义和团与清政府属于貌合神离，义和团也不是古典爱国主义的行为。而义和团不是古典爱国主义，有着一定的深层次原因。
1.义和团领导者的野心膨胀
义和团不认同清政府，与义和团的草根领导们的心理膨胀有关。他们全部出自社会下层，白手起家为生存做出抗争，骤然获得政府承认并有了相当的权力，野心的膨胀便是必然结果。而义和团的领导者在宗教（虽然是迷信）上已获得绝对的权威，他们对政治权力意欲染指也是毫不为奇的。
2.清末政治腐败，官民矛盾激烈
从义和团的人员组成上分析，灾荒连年所产生的流民是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晚清政治以腐败闻名，诚如斯言，正是各级官吏对水利经费的侵挪与某些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抗灾能力。例如直隶小站水稻灌区，司闸者“故意留难”拖延放水时间，以致沟渠干涸，“禾苗枯槁，无旱成旱”⑦。又如1892年夏，“任丘县令王蕙兰在袒任民……既不准筑烹儿湾遥堤，又不许堵线口旧埝”，以致“洪水大至，稼禾已熟，尽付东流，十数万灾民，几无生活之望矣”⑧。可见，这灾荒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而那些因灾荒破产的农民，对使自己破产的官僚们肯定怀恨在心。因此，以流民为主的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决不可能真正和睦。另外，地方官吏在办理教案时，常常袒护、包庇教民，这也会使受害的民众心怀怨怼，迁怒于清政府的无能。
综上，古典爱国主义不适用于对满清政府不满的义和团。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的观念形态，是一种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容的历史现象”⑨。由此看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诞生的是古典爱国主义，民众对君主专制与王朝统一总是几无疑虑地维护。
然而，“几无疑虑”在后来被打破了。自从近代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中国就被空前程度地卷入了世界市场，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图景开始逐渐淡去。在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影响下，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异也是合情合理的。彼时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已不再是忠君爱国的古典爱国主义。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将“亡国”与“亡天下”作过如下辨析：“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和团成员爱的不是政治意义的“国”，而是文化意义的“天下”，虽然这个文化的“天下”含有较多的落后成分。他们不会为了满清以死尽节，而只是在穷困不堪时与其暂时联手发出汉人的呐喊;他们不会考虑师夷长技以自强，而只愿回到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当中。综上，义和团拥护的是保守的、汉族的、文化意义的“国”，与古典爱国主义并不相干，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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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森塔尔·尤金编.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简明哲学词典[M].上海：三联书店，195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