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和森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前夕就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全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最早提出比较全面系统的建党思想，而且首先在法国将建党主张付诸实践，回国后实际参与创党活动。对中共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创建新民学会不是其建党思想的萌芽，直到蒙达尼会议他才提出改造学会为共产党的组织，因为会上出现改造手段和方法的争论和分歧，他放弃改造学会的计划，而试图改造工学世界社；他提出建立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团而不是共产党的组织。蔡和森建党通信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及湖南党团组织都产生了影响，但对其影响程度应当作历史的分析。
关键词：蔡和森；中共创建；创始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6-0136-06
蔡和森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前夕就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全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最早提出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符合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建党思想，而且在法国将他的建党主张付诸实践，回国后实际参与创党活动，对中共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关于蔡和森对建党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创建新民学会与建立共产党的关系
就目前资料来看，蔡和森最早明确谈到政党，是在1918年8月，就毛泽东对新民学会会务所抱“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他说到：“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这段话语义含糊，但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毛、蔡将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比一般社会党更具革命性的政党组织的表示，蔡和森明确提出毛泽东不要指望清流派来改造社会，而要自己组织政党。他在复萧子升信中还提出：“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人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有研究者指出，所谓“群治之昌明”，就是组织政党的目的。蔡和森由此提出新民学会要敢于也应当向政党组织甚至社会党转变，已具有一种与旧有政党观念明显不同的党派观念，也不忌讳人们对于政党的鄙弃；他决心“效法列宁之所为”，表明要在新民学会基础上建立列宁式的新型的革命政党组织。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里，蔡和森批判以清流自命的非政治倾向，强调要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所谓“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主要是向毛泽东和长沙会友表明他自己参与现实政治的决心，也是直接针对毛泽东不来北京也不参与现实政治而提出的批评。所谓“共同大目的”，就是学会宗旨所标举的共同目标，而当前急务就是解决会员出路问题，重点又在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具体涉及经费、出国护照、补习法文、学习技能等实际问题。故所谓“群治之昌明”，就是实践学会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尚”。所谓“最近之瞿然猛觉者”，就是他在全力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艰难困苦中的认识和希望，包括在北京的耳闻耳见对他思想的影响，然后对萧子升过于老练持重的批评，希望毛、萧等重视留法运动，赶紧来京协助组织。
唐振南先生依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解读上引蔡和森复萧子升信中这段文字说：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写得较长，对学会的发展前途写得较多较具体，有将新民学会逐步向政党发展的内容。萧子升力主会章写得简明，现在能做的就写上，不能做的就不写，删去对学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内容，即向政党方向发展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环境的问题。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尚为宗旨”，没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等向政党发展的内容了。其实，这种解读有违历史事实，所得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新民学会成立会上讨论并表决通过了毛泽东、邹鼎承起草的会章。据现存肖三日记，毛起草的学会简章在萧子升的要求下反复修改，在成立大会上又大加删削，最后表决通过。因此，会章没有涉及学会向政党方向的发展问题，与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所说，成立新民学会，旨在“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改良个人品性，学问要进步，因而求友互助”，是基本一致的。证诸早期会员罗学瓒给祖父的书信，其中谈到参加学会的原因：“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割，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之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出身之志愿一也。”由此可见，学会最初确立“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尚”的宗旨，无涉政党，既是会员长期以来集体讨论的结果，也是这些师范学生改造个人思想和改造社会的共同要求。蔡、毛等发起新民学会，可以说是他们走向政治革命的起点，但说成是建立共产党思想的萌芽，显系牵强附会。
有人根据蔡和森1918年8月一封信中提出“本欲成立大组织”的主张。断定他已有建立一个“大政治组织”的基本构想。甚至“已经孕育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主要的基本构架”。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蔡和森在北京期间确实提出了许多关于学会建设的新见解，主要是关于会友向外发展，尤其是跻身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从负责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处，得知后者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于是开始考虑进北大读书并兼事，“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在给罗学瓒的明信片中说道：“弟三日[目]的(?)(月内)本欲成大组织，今于限额之外，另有[扩]大办法寄在长沙诸友处，……高小资格正如[好]人初级预备班，惟需自己筹费”。其中“大办法”，就是将侨工局答应限额25人共借款五六千元赴法，进行推广调剂的办法。所谓“大组织”，即创设京保留法预备班，是他得悉保定预备班人员很多和侨工局答应25人限额的情况下，提出“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收容，成一大组织”；并设想“至此回大组织若能成立，弟思以后将成一继续援引之团体；或应时势之要求，竟在长沙组织高初二等预备校”。因此，这种“大组织”、“大办法”的表述，是与新民会友当时出国求学的急切愿望相适应的，也与蔡和森在京全力组织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际活动相吻合，根本无涉创建政党组织，此时创建新民学会为政党也就成为无稽之谈。直到1920年7月蒙达尼会议，蔡和森才明确提出在新民学会基础上建立共产党的主张。
二、蒙达尼会议与建立共产党主张的提出
蔡和森在法国通过研究各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历史，尤
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意识到要在中国迅速建立共产党。1920年5月8日毛泽东等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聚会，确定在社会改造准备阶段应取的态度。为了传达会议精神，留法会友聚集到蔡和森所在的蒙达尼开会。会上蔡和森公开宣传建立共产党的主张，这也是他在学会内部改造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尝试。
据萧三1920年6月22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可知，他们五人自上海抵达巴黎后，6月18日与蔡和森和萧子升相见，鉴于在法会友19人已有13人在蒙达尼，于是“拟两星期后约会友在蒙达尼大会一次，详谈一切，并决议共同及分工读书作事之方针。”萧子升同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也谈到这次会议的发起经过：“迄六月十五暲，焜，赞，玉诸君大批全到，畀，熙，笙，森，芝等又各分处，急想见面畅谈，遂约定大会一次。”还说：“此次本为熟友聚会，非正式会友开会，故尚有会友未邀入”，亦有非会友而到会共谈者。这里，障即萧三，焜即陈煜甫，赞即陈赞周，玉即欧阳玉生，昇即萧子升，熙即罗学瓒，笙即李维汉，森即蔡和森，芝即张昆弟。可见，蔡、萧等最初商议邀集各地会员来蒙达尼开会，确是传达半淞园会议精神，决议共同及分工读书作事之方针，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萧子升后来回忆说，蒙达尼会议系蔡和森提议，开会的目的一是为萧子升回国送行，二是商讨中国革命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以及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是否是适合中国。显然与这次聚会发起之初衷有所出入。
关于蒙达尼会议讨论的情况，萧子升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简要地提到以下细节：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倾向于蒲鲁东的新式革命，反对俄式革命。李维汉亦主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部来改造社会，反对笼统的改造，不赞同俄式革命。就在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后，陈绍休提出怀疑，说“现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较难”，李维汉、萧兰等都发表了类似意见。针对大多数会友认为组织共产党难，特别是萧子升、李维汉等人倾向无政府主义，蔡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萧予升后来忆及这次会上讨论俄式共产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时，说：蔡和森坚持认为应该采用俄国共产主义方式，“我说我虽然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模式。会员也各有所见，有的同意蔡和森，有的则站在我一边。大家平静、诚恳地交换各种意见和观点。”是日晚上，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等继续讨论俄国式共产主义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第二天一整天还在讨论，但最根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最后决定由萧子升回国后与国内的会员再好好谈一谈。与前引书信比较可知，这段回忆是大致客观的。作为当事人的李维汉后来作了如下解释：“(蔡)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萧三的回忆也证实：在蒙达尼会议上所争论的焦点，就是“暴力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这是他们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尚缺乏认识所致。因此，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尚非蒙达尼会议争论的焦点，蒙达尼会议也并非人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讨论建党问题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
但是，在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第一次在学会中公开宣传他的建党主张，又从世界大势来阐发“激烈革命”之必要，明确提出“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着手改造学会成为中国式布尔什维克党，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同年8、9月连续致信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成为中国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为中共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参与会议的蔡畅肯定地说，蒙达尼会议展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辩论，“为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党组织的工作揭开了第一页”。但是，蔡和森满怀信心地提出在新民学会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主张，却引起了会员们的热烈争论，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蔡和森意识到，学会的组织形式和会员的主义信仰。都难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的革命政党的要求，“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加上蒙达尼会议已议决在法会员可以另组新团体而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为另组政党组织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急切建党的心情驱使下，蔡和森放弃了改造新民学会为共产党的计划，而是以会友为基础在会外另行建立党的组织。
三、改造工学世界社为共产党组织的尝试
工学励进社是1920年2月由李富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发起的勤工俭学生组织，其成员大部分为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同年8月更名为工学世界社。蔡和森1920年冬在法国着手建立共产党，就有联络工学世界社、新民学会、少年学会等在法社团成员的考虑，准备开会讨论由他明确提出的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的建党提议书，在法国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显然，他是在推动在法国各进步社团联合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12月28日工学世界社召开谈话会，蔡和森应邀出席并作长篇发言，“发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29日晚表决倾向时。与会者“均表示对现社会不满足，以为要革命才行”。对此，参加会议回来的向警予在当天晚上给父母写信。非常兴奋地说：“和森是九儿(向警予自称一引者注)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可见，蔡和森对工学世界社的指导和改造，取得非常满意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蔡和森在1921年7月工学世界社年会上提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他应邀出席会议并畅谈了学习马克恩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体会，给大家很大的影响和启发。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与新民学会的宗旨基本一致。随着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这次年会出现了采取“共产党的组织”的趋向。证诸贺果日记，他当时的真实反应是：“假若是采取共产党的组织，将以个性不任束缚的关系，必须退出社外；假若采取普通组织，我仍在内，继续得到团体的训练和更多智慧。”会议讨论了由蔡和森、李维汉等提出的“行动纲领”，但表决时发生了争论。修改章程时，讨论通过了宗旨一条。但修改名称则引起大争论，一方面主张“名副其实”，必须改名；“一方面主张应付事实上必要手段，无须改名。人数各半，卒以无法表决，暂时保留仍旧名。”蔡和森之子蔡博研究认为，会议所讨论的“行动纲领”就是党的政治纲领；所通过的修改章程就是党章；因为讨论改名为“共产党”引起大争论，故仍“暂时保留”原名。这样，工学世界社变成了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和旅法党组织的前身。当
时虽然没有旗帜鲜明地成立中国共产党，但中共留法组织事实上正在酝酿和形成。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也承认，工学世界社虽不是纯粹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一步一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也称赞工学世界社是“革命团体”，肯定这种“有主义的进行”的办法很好。可见，蔡和森对工学世界社的指导和改造是富有成效的。虽然改造它为共产党组织的努力最终失败，但由于蔡和森的宣传教育，其中许多社员都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后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基础，不少人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这无疑体现了蔡和森在法国建党思想和活动的重要影响。
四、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蔡和森建党活动的关系
蔡和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开始付诸实践后，组织和领导了争取勤工俭学生“吃饭权、求学权、工作权”运动(简称“二二八运动”)，为旅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实际准备。运动失败之后，蔡和森与赵世炎交谈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又与周恩来商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问题。到7月，蔡和森与赵世炎、李立三准备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并提议命名“中国少年共产党”。据郑超麟证实，“少年共产党”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Jeunesse Communiste而不是Paris 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是党。”事实证明，蔡和森所主张和尝试建立的少年共产党，就是在他被强遣回国后，主要由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共同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成立这一组织，赵世炎曾去蒙达尼与工学世界社的李维汉、薛世纶等人商议此事，李、薛坚持务要强追工学世界社全体加入，甚至“以去就力争”。于是，大多数工学世界社成员加入其中，李维汉担任组织委员。可见蔡和森在法国时提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而且最初旅欧党组织的三个负责人(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有两人直接受到他的思想影响，一批少年共产党成员都受到他的建党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比较来看，这个组织是居留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青年的核心，“的确是蔡和森所主张建立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蔡和森1921年12月到党中央工作时，陈独秀还与他和李立三商议了成立旅欧党组织的问题，应当就是关于少年共产党的问题。
据郑超麟证实，赵世炎、李立三等人提出要组织的少年共产党，最初是党而不是团的组织。后来赵世炎同张申府接了头，由旅欧共产党支部担负起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并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这样，旅欧共产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旅欧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开始叫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建立起来后，党的很多活动是以团的名义进行的。总之，旅欧少年共产党无论是在酝酿还是组织阶段，蔡和森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当之无愧地旅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者之一。毛泽东在1936年明确指出蔡和森是法国方面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在法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五、蔡和森回国后的建党活动
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完成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蔡和森初到法国，就着手研究共产国际，包括“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还翻译“万国共产党之魁作”的《议院行动》。在此基础上，蔡和森了解了共产国际的历史，而且从思想上区分了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所谓新旧国际)，认识到“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有气焰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同时也注意到各国纷纷组织共产党并加人共产国际的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可以说，他是根据共产国际理论来独立思考建立中共并加入共产国际的倡议者。回国后，蔡和森推动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进程，蔡和森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加入共产国际的主张付诸了实践。
蔡和森在中共二大参与制定党的纲领，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表现。据张国焘回忆，蔡和森对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提出批评，指出其中“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又针对党内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他强调党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陈独秀很重视这些意见，同意由中共二大草拟另一宣言来补充修正。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二大独立提出了大会决议和宣言，通过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从理论上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与目标。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在其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比较中俄两国共产党可知，俄国建党后不久就有党的最高和最低政纲，而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都只有最高政纲即社会革命政纲。从党的一大到1923年“二七”运动，正是中共创建时期，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此期党的政治口号是社会革命万岁，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虽然这种斗争策略和列宁主义殖民地策略即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策略不相合，但是在党的创建历史上，这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是组党的前提。蔡和森回国以后留在党中央，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积极宣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主义思想运动上有伟大的意义，这一思想运动使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分子，都走到党内来，这在组党历史上有重大作用。”这也是蔡和森回国后对中共创建作出的重要贡献。
蔡和森回国后推动了党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创建工作。针对党内李汉俊提倡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蔡和森严厉批评说：李汉俊主张我党将政治工作责任给国民党，给予资产阶级的党去做。这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针对党内所谓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做无产阶级的事情之错误认识，蔡和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工人阶级到解决之路。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组成工会作经济争斗，并且要组织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商人而领导他们革命。针对戴季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蔡和森批评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终是学生的态度与怀疑”，其实质是企图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之工具，反对共产党的存在。蔡和森与党内这些错误思想倾向斗争，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证，对于党的组织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总之，蔡和森回国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对于中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蔡和森建党通信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影响
有论者提出，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非常重视蔡和森讨论
建党的通信，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标题发表于1921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9卷4号，发表的时间正值中共一大召开之际。蔡和森的建党主张和建党理论原则，在党的一大纲领中得到了反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完全一致。而且关于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法一致，宣传介绍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和组织原则与党的一大纲领章程部分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可见他在法国确立的早期建党思想与国内早期马列主义者的建党主张和建党原则是一致的。其实，蔡和森对陈独秀建党的影响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内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蔡和森在1920年夏提出了系统的建党思想并向湖南地区传播，在1921年2月21日与陈独秀通信讨论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问题，以“极端马克思派”的态度，批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步骤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陈独秀复信肯定了蔡和森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乃针对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对于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误解具有积极意义。可见陈独秀对蔡和森的思想主张是很重视的。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考虑建党问题时，对留法学生作了乐观的估计，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请他在德法留学生中发起，建立中共的组织。这里陈与蔡通信，当指复信与蔡和森讨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问题，但无涉建党的具体问题。
《新青年》发表蔡和森信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但根据陈独秀复信所说“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可知，陈独秀是1921年9月辞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9月10－12日问返回上海的。因此陈独秀复信当写于9月中旬，根据该号《新青年》刊有写于1921年11月的文章，可以推断其出版最早也是11月，即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因此从时间上看，蔡和森来信通过陈独秀对党的创建及党的一大的影响，无从谈起。陈独秀在一大之前没有收阅蔡的来信，更不可能将蔡的建党思想反映在一大纲领之中。进一步研究表明，蔡和森来信中体现出的建党思想主要来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而一大纲领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和国际代表意见起草和制定的，无疑也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基本内容的体现。如果说蔡和森1920年8、9月向毛泽东提出的建党主张和建党原则，通过毛泽东、何叔衡在中共一大得到部分的宣传或体现，还是有可能的，但其影响毕竟有限。总之，蔡和森给陈独秀信以及1920年8、9月给毛泽东的两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被学界誉为“建党问题的宏篇巨著，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催化剂’”。但是，该信对陈独秀建党乃至对一大纲领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在中共二大前后起了重要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已如前述。此外，蔡和森留在党中央工作后对李汉俊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是对陈独秀建党主张的实际支持。据李立三证实，“合法马克思派”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蔡和森以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决反对了这一机会主义派别，在树立党的基础上是有异常重大的意义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蔡和森在法国提出的建党主张和建党原则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不仅对毛泽东及其建党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湖南建党建团也有重要的影响。从毛蔡关系和思想影响来看，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事实未必如此。
毛泽东在上海组织驱张运动时，曾与陈独秀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湖南改造同盟”的计划。1920年10月中旬他在长沙接到陈委托建党建团的来信，以及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等指导材料。其时，毛泽东忙于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建立列宁式的革命政党的紧迫性认识不足。蔡和森8月13日、9月16日给毛泽东关于组织共产党的信，强调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来建立党的组织，还提供了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而来的建党策略和具体步骤，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建党工作。他开宗明义地说，8月13日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根据当时通常的中法之间邮路推算，该信大约在10月底到达长沙。毛泽东后来在信上批注“社会主义论讨[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在12月1日回信表示“欣慰无量，深切赞同”的态度。蔡和森9月16日信由自法归国的萧子升转交，毛泽东在年底收阅，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特别写了“共产党之主要讨论”的提要，在1921年1月21日回信，表示“你这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考察毛泽东此期活动可知：10月底到11月初，忙于中外名人学术演讲会，听名人讲演，并应邀担任讲演记录。月上中旬，忙于文化书社事务，起草《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等文献。月25日前后一周时间，在醴陵、萍乡考察教育，途中连续给国外会友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等写信。从思想发展来看，毛泽东在11月提出出国会员的进行方法，一如萧子升主张“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对于蔡、肖的主张没有厚薄之分，大致可以代表毛泽东此期思想状况，直到12月1日回信才明确表示其支持蔡的俄式方法，反对萧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12月5、6日，他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15日，在长沙报纸上刊登致警察厅公开信。19、22日分别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大会和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会议。从现存张文亮日记等原始材料可知，此期毛泽东对建团问题时有提及，但未见关于建党的任何文字记载。
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毛泽东首先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支持态度，会上围绕着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表决，18人中有12人赞成通过蔡和森的建议，以布尔什维主义为达到目的的方法，着手办法即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其中，彭璜、易阅灰正式提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陈启民、陈子博正式提出组织共产党。大会执行主席归纳多数的意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决通过。很显然，新年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上年7月蒙达尼会议精神和蔡、萧等8月来信的意见，并且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1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就湖南党组织而言，前有上海发起组的指导，后有蔡和森建党通信指导和催促，但到1921年新年大会才稍微提及建党问题，却没有做出像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样的决定。由此看来，没有像上海、北京等地建党活动有共产国际代表或者陈独秀等的现场指导，湖南建立党组织的步伐受到影响，蔡和森来信对湖南建党的直接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毛泽东在1月21日复蔡和森信，只答以“党一层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一句，根本未及湖南建党情况以及自己的建党打算，似乎是对蔡和森急切要求他立即着手建党的回复，其中对于建党重要性认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毛泽东对于蔡和森建党主张的接受和实践，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之后。毛泽东2月上旬回韶山过春节，到14日回长沙。下旬与自北京归来的萧子升朝夕论辩主义问题；3月14日参与长沙中韩互助社成立大会，之后忙于湖南制宪运动。显然，他在建党方面开展的工作，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其实，蔡和森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起初在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再通过书信转告毛泽东；之后与毛泽东通信讨论建党问题，在会员中传阅，再由学会秘密出版，会外的影响自然不大。其建党主张即使在会友中间，也是见仁见智的。谢觉哉在1921年3月17日日记中写到：“看游法生蔡林彬信，其议论殊诙奇可畏。结合长沙会员新年大会讨论发言来看，蔡和森建党思想在学会内的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认知和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蔡和森是公认的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建党遥信及时地回答了诸如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怎样建立中国共产党等重大原则问题。他在法国的建党实践，以及回国后参与党的创建工作，都是对中共创建的重要贡献。但是，一些相关研究结论不无夸大之嫌，未能如实地客观反映蔡和森的历史贡献和作用，我们应当依据事实，进行客观地研究和科学地评价，才能回归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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