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土知识与普同性知识都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可以共享的对象众寡不一，适用范围有广有窄。本文通过回顾两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中国古代哲人的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互动事例等角度梳理两种知识区别的由来，倡导在互动中实现两种知识的新一轮创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生态建设。
[关键词]本土知识；普同性知识；生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2-0061-06
[作者简介]田红（1974-），女，土家族，湖南吉首人，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生态学研究。（湖南吉首 416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扩大和稳定我国中西部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文化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08AJY025）;美国福特基金项目“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传承、利用与推广研究（RLER）”阶段性成果(1075－014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NCET-10-0146）。
Title: On Interac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Author: TIAN Hong
Abstract: As organic parts of the treasury of human knowledge，local knowledge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are different in shared objects and applicable scop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aths of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analyzes their origins from the views of China ancient philosophers’ understandings and Chines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and advocates the realization of new-round innovations of the two knowledge in interactions as to serve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ocal knowledge；universal knowledge；ecological construction
一、本土生态知识与普同性知识的界定
本土知识是相对于普同性知识的习惯性提法。所谓“普同性知识”，是指当代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而习得的系统知识。这样的知识可以通用于世界各地，不受民族文化差异的制约，为全人类所共享（王鉴等，2007）。然而，普同性知识决非人类知识的全部内容，除了普同性知识外，每个民族﹑每个特定的地域社群，还存在着不胜枚举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无论在内容、知识体系、诠释逻辑，还是在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与普同性知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却是相关社群和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以谋求生存、发展与延续的智能库藏，它们同样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既需要普同性知识，也需要地方性知识，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它们可以共享的对象众寡不一，适用范围有广有窄。
“地方性知识”这一提法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引进学术界（2000），其后逐步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当前学术界基本认同，除了普同性知识外，还并存着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知识。考虑到“地方性知识”这一提法隐含着歧视意味，因而本文将其改称为“本土知识”。它的含义是指：特定民族针对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背景，通过世代积累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主要服务于特定的民族或地域社群，具有明显的民族归属性和地缘性，称其为“本土知识”不仅更能反映实情，也不至于引起歧义。
和普同性知识一样，任何一种本土知识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解释系统和资料积累框架以及逻辑推理的规范。不同之处仅在于，本土知识的这整套内容只适用于相关民族或特定社群，其他民族或其他社群由于不了解、没有学习过，因而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发挥效用（杨庭硕，2007：105）。其他民族成员要了解异民族的本土知识，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认真的分析、比较，才能认识其特点，明白其效用。要把握自己所不了解的异民族的本土知识，对任何人、任何民族来说，都必然有一个发掘认识和整理学习的过程。正因为这样的发掘和整理具有很大的难度，因而在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中，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各民族本土知识的存在，以至于不仅普通民众，甚至是专家学者，也往往只重视普同性知识，而在无意识中忽视各种本土知识。然而，今天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因而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全人类应关注本土知识，发掘、传承、利用和推广本土知识，倡导本土知识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实现升级换代，以便更好地服务全人类。
二、对两类知识并行发展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的角度看，远古时代并无所谓的普同性知识可言。那时各民族相互隔绝，交流较少，不同民族总是立足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建构其“本土”生态知识，凭借“本土”生态知识规约社会成员的行为，节制各民族社会的正常运作，跨民族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物质形态实现。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而且逐步上升到主导方面。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不得不孕育出可以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所称的“全国整合模式”（1989）。在“全国整合模式”驱动下开展的跨文化交流必然要涉及精神层面，这就为相关多民族国家主流知识系统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这样的主流知识系统当然也会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兴衰而消长，因而在这样的消长中，国内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都不会受到永久性的冲击，可以长期传承，甚至延续到今天。文艺复兴以后，欧美发达民族的主流知识系统才最终相互融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普同性知识。本土知识与普同性知识的对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有需要相互区别的实际意义。但普同性知识事实上是随着欧美发达民族的强大才得以飞速壮大，因而本土生态知识受到严重扭曲和贬低，也仅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事情。从普同性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有三个方面的理解值得澄清。
其一，任何形态的普同性知识，总是立足特定民族的本土知识建构的。一般而言，多民族国家都是以主体民族的文化为蓝本，建构相关国家的主流知识，综合国力最强的民族，其主流知识在以后的普同性知识建构中必然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同性知识必然植根于某一种本土知识中，而决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精神财富，更不是纯理性建构的产物。因此，即使是普同性知识，在其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而修正与完善的依据，除了其自身的实验和实践外，各民族的本土知识也一直发挥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其二，为了有利于普同性知识的推广，任何形态的普同性知识都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这种保护又是借助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这就使得任何形式的普同性知识都具有排他性，极力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其他民族的本土知识则被边缘化。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这种对立，显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的对立程度往往取决于族际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的变迁都会导致这种背离程度的改变。20世纪中期以前，普同性知识在世界话语背景中被推到极端。20世纪末，世界舆论又相对宽松，倡导非物质文化保护，倡导各民族本土知识保护，一个世纪的社会舆论的转移，恰好证明对立关系的可变性。
其三，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之间的分野具有相对性，两者之间的地位会随着国家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动。在一段时间内被公认的普同性知识在另一个时段很可能被视为本土知识；而前一阶段的某种本土知识在另一个社会背景下又可能被人们确认为新的普同性知识。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已是屡见不鲜。
从两者关系看，任何形式的普同性知识为了有利于实现跨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就不自觉地强化事物的共性，而相对忽略其差异性与个性。如此一来，普同性知识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就显得粗疏，甚至有人为地抹杀某些差异之嫌。只有当这种对个性的忽略和抹杀发展到严重偏离事实时，普同性知识才不得不从与之并存的本土知识中吸取养料，修补认识上的偏颇。当然，每一次修补都会促使普同性知识的壮大和完善。
三、中国古代哲人对两者关系的理解
由于普同性知识的这种修补与复壮的过程是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完成，因而历史学家在表述这样的历史过程时，总把普同性知识复壮和推广归功于政治家的成功，却没有看到与之并存的各民族本土知识在其间所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只有在思想家的综合性、哲理性提示中，才能折射出本土知识与普同性知识的互动。《商君书》有言：“三代不同理”；又说：“时移则事异，事异而备变。”文中所说的“备”可以理解为技术、装备、对策和法制礼仪的总和（高亨，1974）。但就实质而言，它所指的正好是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的互动，以及相对关系的递变。在商鞅看来，没有万古不变的普同性知识，也没有不随时间而变迁的自然与社会形式。但是，他没有正面论述多元文化并存互动这一格局，也没有讨论普同性知识应当如何对待与之并存的本土知识。而《礼记·王制篇》却对这种文化互动加以哲理性的表述，并进而强调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的指导思想。《王制篇》不仅揭示了文化多元并存这一客观事实，还指出这种文化的多元并存是分别适应于不同自然环境的结果，是出自本土性的产物，不会轻易强行改变。但要建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又必须实施统一的教化和稳定的法规，其间必然会有冲突与磨合，为了使这个过程不致酿成祸患，施政又不至于出现较大的偏颇，因而《王制篇》又指出要坚持如下原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变其宜。”也就是说，执行统一的教化不允许强制少数民族改变风俗习惯，贯彻统一的政令不应当改变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王文锦，2001）。
四、中国历史上的互动事例
上述指导原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普同性知识总是不断从各民族的本土知识中吸取养料，同时又对本土知识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两者相互磨合的结果不仅推动普同性知识的复壮和更新，同时也刺激各民族本土知识的健全和完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此前的研究者仅是高度赞许赵武灵王敢于搁置传统，向少数民族学习的胆识，却较少关注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普同性知识与异民族本土知识的互动。{1}对于中原华夏而言，原先习惯的“峨冠博带”换成便于骑射的少数民族短装，原先的步战与车战换成便于草原上与匈奴角逐的骑马射箭。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在遭到赵武灵王的重创后，他们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借鉴华夏的行政体制，将原先分散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草原军事帝国，使自己也拥有能与华夏抗衡的实力。经历这一事件后，双方的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都得到提升，其后的历史过程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段、地域和民族间重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
与此同时，本土知识也会从普同性知识中吸取养分，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学理建构。甚至，本土知识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尽力扮演成普同性知识的附属品。然而，本土知识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限度，它决不会否定自己的存在，更不会全面消融于普同性知识之中。这是因为，人类所面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光有普同性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自然与社会，特别是在遭逢自然与社会急剧变动时更是如此，人们更需要借助本土知识去解决具体地区的特殊问题。正是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需求的特殊性，才导致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总是保持着辩证统一的制衡关系，既不会融为一体，又不会势不两立，而是靠各自的张力保持均势，共同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汉武帝在历史上备受推崇，不仅因为他再次重演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在全国鼓励养马，鼓励将士学习操习骑战，甚至启用匈奴降将做高官、当顾问，引进匈奴的战法和战术，几乎改变了国家军队的建制，从而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而且，在获胜后，汉武帝又加封匈奴的大单于，使之也建立起草原大帝国，与中原王朝并立（郑承燕，2009）。到了汉武帝执政的晚年，黄河下游洪水泛滥，华北平原数百万居民流离失所，他又下令鼓励这些难民就食于江南，向当地的百越民族学习“火耕水薅”的方法，过“饭稻羹鱼”的百越民族生活，并允许这些难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南方定居谋生。{2}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巨变面前，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不仅帮助中原汉族居民渡过了灾难，还以其适应南方的生存方式和知识储备，显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丰富和完善了普同性知识的内涵。从辩证统一的角度看，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在经历了反复分合之后，双方都得到创新。
五、两类知识协调并存的成功范例
在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中，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通过互动实现双赢的例证不胜枚举，这里仅以与生态有关的科技发展为例展开讨论。我国红河州和文山州的好几个少数民族，如哈尼族、彝族、壮族等，其传统生计都是仰仗水稻种植，而当地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千姿百态，在不同的环境中最佳的水稻品种又互有区别。为了适应环境的差异，这些少数民族通过艰辛的探索，培育出许多水稻品种，光是这些品种本身就是本土生态知识积淀下来的宝库。在实际的稻田耕作中,即使在杂交水稻品种大面积推广时，对同一田块实施多品种的混合插秧种植的做法还是被当地各民族沿用下来。他们往往将杂交水稻与当地的品种分行交错种植，种一行传统水稻，再种两到三行杂交水稻，然后再种一行传统水稻，甚至选用当地产量最低的传统水稻品种与杂交稻混种。从耕作的劳动力投入看，这样的种植办法费工费时；从总产量看，产量也比不上完全种植杂交水稻高。对此，云南省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等学者咨询了当地各民族农民，乡民们认为这样种植是为了预防稻瘟病的泛滥。凭借来自本土生态知识的这一启示，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符合科学规范的试验和验证，发现这样的种植方法不仅能预防稻瘟病，而且其他微生物导致的危害也可以得到有效的防治，水稻的虫害也不会蔓延成灾。这一研究成果得到我国最高科技成果奖（朱有勇，2003）。在这个实例中，来源于本土的生态知识激活并丰富了普同性知识的内涵，使普同性知识中早已熟知的生物防治办法得到健全和完善。这一重大的科学成果现身说法地匡正了世人理解上的偏颇，使世人认识到本土生态知识的特殊价值和效用，最终还抢救了当地各民族世代传承的水稻品种，使之不再继续流失。在整个过程中，本土生态知识与普同性知识既有冲突与摩擦，又有磨合与双赢，这一创新既属于普同性知识，又属于本土生态知识。
本土生态知识必然是实践经验长期积累的成果，这就使得掌握本土生态知识的各民族群众往往只会做，而说不清其间的依据和理由。虽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自身的解释体系，但这样的解释仅适用于该民族，而不能为其他民族所认同。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农民长于经营高山梯田水稻种植，突破了传统认识的局限。他们可以在海拔2400m的高山上开辟稻田，并获得稳产和高产。当地哈尼族民谚中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有多高，稻田就可以开到多高。”对这样的说法，农学家在实地勘测哈尼族的梯田，综合气象学、水文学和地理学的资料后，注意到哈尼族梯田的分布具有一系列地理上的结构特异性。一方面，它正处在海洋季风的迎风坡面，携带大量水蒸气的海洋季风受地理条件所限，在这里积极攀升，在整个迎风坡成雨成雾条件比较理想，且随着海拔的爬升，雨量还要增加。另一方面，整个哈尼族梯田的北面耸立着3000～4000米的哀牢山，足以挡住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侵袭哈尼族稻田，使得哈尼族稻田终年保持温暖湿润，不仅水稻可以生长，很多热带、亚热带植物也可以在稻田周围稳定存在（汪力娟，2003）。这些繁茂生长的野生植物降解后，可以为稻田提供丰富的无机肥，哈尼族不需要自己施肥，因此也可以种植水稻。这些来自普同性知识的解读，不仅认同哈尼族高山稻田种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提高了哈尼族高山梯田的知名度，被学术界认为是稻田种植的奇观，并使哈尼族高山梯田获得了共享的可能。因为具有类似结构的高山区并不只有哀牢山区，广西的十万大山和八万大山的迎风坡，广东境内的五岭南坡，贵州苗岭和雷公山南坡都存在着类似的地理结构。广西学者就在广西省龙胜县龙脊村也发现当地的壮族梯田与哈尼族梯田极为相似（付广华，2008）。
在这一实例中，本土生态知识借助普同性知识获得解读。如果没有普同性知识的帮助，本土生态知识永远是本土的，而不可能为其他地区的人所知晓，而且在以后的共享中，本土生态知识还可以获得进一步创新的空间。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的互动其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推进的过程，只有这样认识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六、结语
从当前应用的需要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当代科学知识进行特别的说明。当代科学知识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西欧的主要发达国家出于反对教会统治的需要，共同掀起“倡导科学，反对神权”的社会运动。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欧洲发达国家主要以其自身的本土知识为依据，逐渐建构、完善和健全了现代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随着“欧洲中心主义”霸权的确立得到迅速的扩张，并最终在20世纪被确立为规模最大的普同性知识。
现代科学知识在建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各种并存的本土知识加以忽略甚至歪曲，而且凭借实力、地位去贬低其他本土知识的现象。这就导致了两个不同的后果：一方面，现代人对科学技术产生了依赖性，看不到它的短处；另一方面，现代人对本土知识又必然充满了偏见和贬斥。这就大大地妨害了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的合理互动和制衡。就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而言，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使世人产生严重的错觉，看不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引导世人对生物资源的单向倾斜和不均衡消费，其后果必将诱发各式各样的生态灾变。20世纪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正是导源于此（罗康隆，2007）。
正是在认识到上述偏颇后，人们才主动倡导对本土知识的回归。可见，对本土知识的重新关注决不是回头看，更不是追踪落后，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共同需求的结果。事实上，关注本土知识决不是削弱现代科学技术，而是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一轮发展，同时也是推动各民族文化的新一轮发展。当然，在倡导发掘、利用本土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普同性知识的学习，这样才能将工作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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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