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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创新同行,科学与艺术在巅峰握手

入党申请书 时间:2021-08-03 10:09:29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首席专家,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

长期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肿瘤转化医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和系统揭示了细胞周期监测点关键蛋白的作用和机制,阐明多个重要细胞周期调控蛋白在细胞癌变和肿瘤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基因组水平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食管癌的遗传突变背景,为了解食管癌的发病机理、寻找食管鳞癌诊断的分子标志物、确定研发临床治疗的药物靶点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在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常会看到专家教授们创办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在上面发表前沿的科学观点和科普文章,但除了发表原创文章之外,还定期发布并演唱原创音乐作品的实不多见,詹启敏院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在名为“潇敏ScienceArt”的公众号上,我们先看到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分享科学思想和艺术体会”,而“潇敏”二字,更是取其“潇水清深、敏而通达”之意,自然而然,我们的专访,从詹启敏院士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与观点谈起——

初心 匠心 仁心

“潇敏ScienceArt”微信公众号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一首歌,唱给你听》,时间是正值学生毕业季的2017年7月2日,歌词中詹启敏院士饱含深情地写道:“同桌姐妹,亲情咛唱,杏林四季,青春绽放;上铺兄弟,共谱乐章,春华秋实,曲水流长”;7月3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启敏老师寄语北医2017届毕业生》,是詹启敏院士在北大医学部2017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今天,健康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也是老百性的最高需求,国家大健康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每一位北医学子提供了实现梦想、追逐卓越、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对走出校门的莘莘学子,詹启敏院士谈到,走出校门,并不是苦尽甘来,今天的毕业,只是医者人生的起步。你需要全面和熟练掌握各种医疗知识和技能,应对各种复杂的疑难重症;你需要用病人能理解的语言讲述他们的病情,争取他们配合治疗;你需要从不如意的实验中汲取经验教训,最终开花结果;你需要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找尋价值和乐趣。不忘初心,坚持初心,是因为你们被实实在在地需要着。你们的每一次坚持,都有可能迎来新的生命和延续可能逝去的生命。你们能够踏上医学高原和攀登科学巅峰的唯一路径就是不断学习、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铭记医者初心,不断追求匠心,永怀医者仁心”是詹启敏院士最想对年经人说的话。

融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北医融入北大,成为“北大医学”,医学的融合发展成为北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奋进。 作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的詹启敏说到,随着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2017年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疾病等,以及突发性传染病,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健康。在历史上,北大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当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北大医学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来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今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大健康、大医学的概念,涵盖了临床、基础、药学、公卫、护理、医学人文等各个方面,医学既是科学,也是社会学,我们要跟人打交道,医学人文就非常重要。我们培养的人才一方面需要他们有精湛的医学技术,同时要有非常厚重的人文情怀;同时,医学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医学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多学科在其中相互融合;医学又可以作为一个承接前沿科学落地的出口,让科学技术来解决健康的问题。所以,在交叉学科的发展中,医学应发挥着主导、牵引、支撑的作用。我们应该主动推动深度融合。如何推动深度融合呢?詹启敏院长提出了十个重点突破的战略步骤,分别是:招生工作资源整合,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学科资源按需分配,前沿学科交叉合作,创新平台合作建设,临床基础密切结合,新体制中心共建共享,空间资源拓展布局,管理干部交流兼职,对外宣传统筹协调等,詹启敏院士总结道,北大校本部与医学部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北大医学的整体提升,更有助于北大的长远发展。

精准医学带领我们探索海面下的大部分冰山

在詹启敏院士看来, 健康中国的蓝图是美好的,路径是清晰的。然而我国重大疾病防治仍面临重大挑战。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每年我国有430万新发肿瘤病例,每年有280万人死于肿瘤。其中,我国的肺癌、胃癌、食管癌和肝癌的死亡率都在全世界第一位。我国的肿瘤五年生存率是40.5%,美国是65%左右,日本是72%左右,欧洲有些国家接近80%。

今年9月21日,詹启敏院长在清华大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迈向精准医学》主旨报告并指出,一种疾病的五年生存率超过80%,就可以当作慢病去管理了。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385万人,高血压患者高达2.7亿人。糖尿病目前患者超过1亿人,还有1.5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中国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传染性疾病而言,我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8000万人;结核病中活动性结核550多万人,世界第二;还存在突发性感染性、传染性疾病,如SARS、禽流感等,以及一些国外的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等。这些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已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重障碍。

“精准医学”历史沿革也是医学进步的历程,其中中国学者在2010年提出精准外科;2013年在中国召开了国际肿瘤精准医学会议(中国苏州冷泉港会议,詹启敏院士是共同会议主席之一),在医学科技界,早就有精准医疗的概念、实践和交流。2000多年前中国传统医学提出“辩证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也是精准医疗在哲学层面上的一种表述。精准医学是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必然,是公众对健康需求的推动。

中国精准医学发展的定位,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准、高效和便利的医疗健康服务为目标。在国家层面上,我们要建立高水平的精准医学研究平台和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一批国产新型防治药物、疫苗、器械和设备;形成一批我国定制、国际认可的疾病预防和临床诊疗的指南标准、临床路径和干预措施,体现中国对世界医学发展的贡献;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带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和健康服务等产业发展;支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模式变革,支撑 “健康中国”建设。

我们可以用冰山来阐述精准医疗的需求和科技创新过程。冰山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冰山露出水面上的一部分是通过病人的主诉、体征和一系列诊断能被确定的临床疾病。一种疾病(这里以肿瘤为例),可以有手术、化疗、放疗、生物治疗和中医药治疗。但是,为什么我们每年仍有几百万的肿瘤死亡?詹启敏院士谈道,这是因为,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出现的生物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海面下的大部分冰山我们仍不是很了解,这就导致目前的医疗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多来就医的肿瘤病人已经是中晚期,在治疗过程中有很大的被动性和盲目性。临床同一期的肿瘤病人,给予相同或相似的治疗,每个的病人疗效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了解疾病产生的遗传背景、遗传变异,以及免疫和内分泌的情况,进而了解到细胞和分子层面的改变,再进一步深入到组织器官的病变。通过以上途径,未来我们可以更清晰了解疾病病因、疾病的进程和转归;找到特异的分子标志物及分子靶点,对疾病能精准分类;研发特异有效的药物,通过临床信息和大数据优化治疗方案,形成精准的治疗路径,标准和指南。

精准医学的本质是根据患者独特的生理学、基因组和生活环境等特征,针对患者的需求来定制治疗,这种个性化治疗将导致更低的成本、更少的副作用和更好的结果。詹启敏院士坦言,中国的精准医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它显示出了巨大的前景。中国为精准医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例如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具有广泛疾病多样性的大量人口。此外,政府是精准医学的坚定支持者,通过一系列举措和国家政策在财政上进行支持。

采访詹启敏院士的过程中,你时刻可以感受到他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科学探索精神。传承与创新、精准医学是詹启敏院士所倡导与践行的,在“潇敏ScienceArt”微信公众号上有一篇名为《科学和艺术在巅峰握手!》的原创文章,詹启敏院士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尽管科学和艺术都没有国界,但多数科學家和艺术家心里都有强大的民族责任感,以及为自己国家和民族奉献的意愿。这正是广大中国科学家和艺术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昌盛和人民富强而努力奋斗的时代精神!

对话一

左占杰医生:肿瘤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并不是我们影像学看到的阴影,依据瓦伯格的理论,线粒体能量供应不足是肿瘤发生的根源,肿瘤细胞中发现的基因组不稳定和大量基因和染色体的缺陷都是长期细胞能量供应不足的继发性反应。如果所有癌症均源于线粒体能量代谢功能障碍,正常的线粒体取代受损的线粒体应该可以预防肿瘤。而且肿瘤突变表型与线粒体与线粒体功能受损有关,同时大量证据表明,正常线粒体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恶性增殖,未来的肿瘤预防和干预可以从能量代谢方面进行更多思考。

詹启敏院士:肿瘤可以称为是一种代谢性疾病,目前的靶向药物都是依据肿瘤细胞代谢异常通路进行干预,取得了很好临床治疗效果。营养代谢和免疫治疗是今后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从能量代谢角度应用于肿瘤患者,已经由来已久,petCT就是应用正常细胞能量代谢和肿瘤细胞能量代谢不同,而进行筛查判断,做为一个科研的方向可以进一步去研究。

对话二

左占杰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很多病理类型和临床分期一致,但是预后却相差很大,也就是说有一些惰性肿瘤,有的进展非常迅速,有些必须斩草除根,有些即便已经发生转移,但通过手术治疗仍然可以取得较好的预后,肿瘤的真正标志,更加贴切地把肿瘤疾病真实地描绘出来,直接关系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方案以及预后,对肿瘤疾病本身属性的分析判断。

詹启敏院士:这一块涉及的内容就是肿瘤的精准诊断,我们近期在《Nature》上曾发文报道,食管鳞癌分为三种不同独立的分子亚型,这些不同亚型食管癌对治疗敏感性和预后转归(转移复发的风险)都不一样,应当区别对待。TCGA数据分析:不同食管癌临床亚型在分子水平上具有很大的不同。上食管癌更接近于头颈部的癌症,而食管下部的肿瘤实际上与胃癌的一种亚型几乎无法区分。精准医疗需要精准诊断,主要包括分子诊断、分子影像和分子病理。分子诊断目前是实现精准诊断的最有利武器,分子影像和分子病理发展空间和前途远大;分子诊断技术的创新是精准医疗发展的必然需求,变异DNA和蛋白分子的准确检测是分子诊断的关键,如ctDNA、CTC、分子标志物;代谢组学和肠道微生物组学将在分子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

临床精准医学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分子影像,相关工作包括特异性的分子探针;全数字化,高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三维或四维成像,为临床提供3D或4D图像;网络化,图像同步的共享和互认成为趋势;功能化,同时反映形态学变化和功能变化;微观化和分子化,显示反映微小代谢或活体异常;影像资料云数据库,有利于诊疗和数据挖掘。二是临床精准医学的关键技术是分子病理。目前分子病理已经在病理诊断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鉴别诊断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循证医学发现了不同病理类型对应不同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可以建议使用对应的治疗方案;分子病理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分子分型、分子分期、鉴别诊断、预后判断、治疗方案选择。一是临床及病理分期相同的乳腺癌接受相同方案治疗后,疗效不同。二是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临床及病理缓解状况有差异。我们开展的一项合作研究表明,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敏感性不一样的病人呈现不同的基因表达谱,让我们能够区分这种临床上的“responders”和“non-responders”。

对话三

左占杰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肿瘤的治疗和筛查都依赖高昂医疗费用投入,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有病乱投医,一旦患上肿瘤疾病,焦虑、恐惧伴随余生,整个家庭都被阴影笼罩。我们非常希望依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风险评估与系统干预委员会丰富专家资源,建立一个权威的国家级肿瘤智库,像企业有咨询机构,在就诊前给予详实的指导建议,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治疗该疾病擅长医院和适合治疗该病的专家,也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该疾病的诊治前沿。肿瘤疾病的复杂性和不断出现新理论、新技术,更希望国家层面成立肿瘤咨询智库系统,能够时时更新,为患者提供肿瘤方面的查阅咨询帮助,让患者就医少走弯路,也更加科学、便捷的了解肿瘤疾病最新前沿和进展,成为肿瘤患者就医的助手。让肿瘤疾病患者在就诊时不至于茫然和恐惧,让患者及家属有依托感,能随时找到可提供帮助的人,得到专业的指导,成为肿瘤患者身边可以信赖、权威的肿瘤咨询智库。

詹启敏院士:欧美家长如果小孩生病,上网搜索“Pediatric Cancer”,看到的会是几十个专业网站,包括政府,医生团体,公益基金会,医院等,上面有大量针对家长的科普教育信息,大家很快就能知道疾病是怎么回事,治疗方法是什么,哪里治疗最好,哪里能找到类似的患者家庭,哪里能得到各种帮助等,医患双方共同决策是应对复杂问题的最佳策略。没有一个药物能包打天下,可以百分之百有效,目前临床上单个药物的平均有效率,抗抑郁药物62%,糖尿病药物57%,风湿性关节炎药物50%,老年痴呆药物30%,在肿瘤靶向药物出来前,细胞毒类的肿瘤药物疗效很不理想,平均单个药物有效率在25%左右,所以临床上多采用联合化疗。我们的主要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精神健康、伤害和自杀,不太可能会通过生物医学治疗而进一步改善,这个现象值得重视。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进步的确产生了大量先进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和影像诊断技术,并且这些方法和技术在临床、体检和筛检领域广泛應用。然而,这些敏感的检查方法发现的早期或轻型病人大部分并不能从现有的治疗中获益,反而造成了大量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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