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共产国际1928年12月的决议是如何及何时传达给中共中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据曾任满洲省委临时书记李实的回忆，1929年6月刘少奇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中共中央交代给他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解决朝鲜党的派别问题”，第二是帮助朝鲜“在满洲重新建党”。这里没有提到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已经对满洲朝鲜共产党的情况格外关注，并有意利用这种特殊的革命力量。1929年7月20日，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书记玉真（化名）向中央提出：满洲总局“根据一国一党原则，编入于中国党的组织，恐是当然”，考虑到民族关系，应采取“特别组织的方法”。7月25日，满洲省委朝鲜工作委员会成员江宇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建议这一问题应与共产国际代表及朝鲜党商议解决。10月9日，上海韩人支部在给中共中央民族委员会的信中再次提出，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需经共产国际批准，在此之前，中共应尽快与其联系，并予以指导。然而，未等共产国际表态和中共中央批准，满洲省委与朝共在满洲三个派别组织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据1929年7月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给中央的报告，朝共（ML派）党员400余人要求加入中共满洲党组织，已经得到省委批准。采取的方式是解散原有组织，成立单独的党部，将名册和文件移交省委的民族运动委员会，也就是作为团体加入中共组织。汉上派的想法与ML派完全不同，他们刚刚把重新建党的活动重点转移到满洲，并于8月在敦化成立了朝共再建委员会满洲部，由朱健担任责任书记。10月，尹滋英、金一洙、金荣万等骨干分子又在延吉召开了朝共再建筹备积极分子大会。火曜派则在9月15日与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进行了合作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火曜派满洲总局同意接受中共的政治路线并采取一致行动，与中共满洲组织互派代表，建立密切的友党关系。火曜派实力雄厚，不仅掌握着数量众多的党团员和农民、青年，还与韩国独立军（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成为中共非常看重的一支“友军”。9月19日，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朝共组织关系变化的情况，请求中央解决朝共组织加入中共的问题，并派遣政治上忠诚可靠的朝鲜族中共党员来负责此项工作。9月29日，满洲省委再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尽快解决并重新规定与朝共组织的关系问题。
1929年11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朝鲜毕业生韩斌和李春山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议后，他们在中共代表苏文的陪同下于1930年1月赶往哈尔滨，并召集满洲省委干部（14人）与朝共各派领导人（12人）开会，商讨满州朝共党组织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会议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会后各派很快做出了反应。1月30日，汉上派满洲总局向中共中央报告：承认满洲的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满朝鲜人组织原则上也应该归入中国党；同意中共中央的提议，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朝共改组为中共指导下的独立组织。同时又提出，朝共外围组织农民同盟和青年同盟暂不解散，东满四县仍归朝鲜党部直接领导，而满洲运动的指导机关应有韩、俄、日的同志参加。此外，这些决定需要得到朝共中央批准后，再与中共中央详细讨论。其实，朝共中央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报告表明，汉上派对加入中共实际上持否定态度。不过，此时朝共各派普通党员和下层群众的情绪对其领导人的选择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朝共各派领导人只是争权夺利、空喊口号的状况早已引起基层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有关共产国际不再承认朝共组织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不啻雪上加霜。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还提出“民族自决”和为在满韩人争得土地权的口号，因而越来越得到朝共党员和朝鲜革命群众的信赖。
1930年3月，朝共各派代表再次召开协商会议。ML派代表在会上一致表示同意参加中共，火曜派的张时雨和汉上派的朱健、尹滋英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只有金灿（火曜派）等少数人表示反对，而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朝鲜共产党。3月20日，ML派满洲总局发表了解散宣言。宣言承认“朝鲜延长论”是完全错误的，主张解散朝共满洲组织，在满朝鲜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火曜派总局内部发生分裂，金策、崔东范（李福林）等很多青年积极分子以及多数总局委员纷纷加入中共，金灿已被解除总局委员之职，有些反对加入中共的委员则返回苏联。显然，朝共各派组织解散、广大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已为大势所趋。延边特别支部在5月8日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已经接管了这一地区群众运动的全部领导工作，并消除了原来朝共组织之间的派别纷争。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5月24日决议（草案）则提出了“韩国同志必须中国党化”的口号。决议认为，“满洲的韩国劳苦群众，必须参加目前中国革命斗争”；在满朝共党员应依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党；原来在满洲的朝共“一切组织应一概根本取消”；朝共党员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党，按中共党章成立各地支部。
在这样的情势下，共产国际终于表示了明确的立场。1930年5月18日，东方书记处朝鲜委员会建议：将在满朝鲜人的一切工作统一归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应与朝鲜同志保持联系并提供支持；直到朝鲜共产党建立之前，所有与朝鲜工作相关的问题，中共中央“均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协商”；“应建立一个新的由3位同志组成的满洲局，并隶属于中共中央满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态度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火曜派满洲总局于6月10日宣布解散，而此前东满道的火曜派干部不等总局指示，已发表了解散宣言，并参与了中共领导的五三〇暴动。汉上派的主要干部虽然也认识到不得不解散朝共在满洲的组织而加入中共，但还是寄希望于朝共在国内的重建，于是决定采取一种过渡组织的形式。6月24日，汉上派公布了尹滋英等人起草的宣言书，宣布解散原重建组织，成立“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加入中共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然而，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堵上了汉上派希望朝共自行完成重建的道路。
1930年6月20日，东方书记处要求汉上派的朝共重建筹备委员会自行解散；把该委员会在朝鲜的所有关系、机构和资金全部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关系、机构和资金则全部转交给中共。共产国际并未放弃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努力，只是出于对朝鲜人长期派系纷争的担忧，一方面自己派遣代表去朝鲜境内开展工作，一方面希望中共介入并给予帮助。中共中央得此尚方宝剑后，立即表示了明确而坚定的态度。6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满洲的韩人斗争运动必须纳入中国革命的范畴，依照中共的策略总路线组织同盟罢工和地方暴动，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承认韩国同志加入”，但他们必须接受中共的党纲党章，且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任何派别和团体的形式入党；在中共组织中没有特别的机构管理韩人党员，即使完全由韩人组成的支部，也一样要接受各级地方党部的领导；要特别警惕有人企图把朝共派系斗争引入中共，凡是有派系斗争倾向的人绝不允许入党，“已加入者也必须开除”。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公开信”，讲明了这些原则和规定。看来，除了加入中共或离开中国，在满州的朝共组织已经没有退路了。7月初，汉上派满洲总局宣布解散。8月，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在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不得不宣布解散。尹滋英、金一洙等人陆续回到朝鲜，秘密从事重建工作。总之，到1930年夏天，朝鲜共产党在东北的一切活动已经基本上归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相生相克与同命相连
大量朝鲜党员的加入，自然是迅速扩大了中共的队伍。根据中共组织史资料，1930年8月成立党组织并由朝鲜人担任书记的有：延和中心县委王耿（文甲松）、吉林临时县委王平山（金昌根）、清原县委姜义峰、磐石县委李朴奉（朴银秀）、柳河县委李昌一（崔昌一）。据周保中回忆，1930年代初中共东北地区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差不多都是朝鲜同志担任，如宁安县委两任书记，延边地区的4个县委书记，以及勃利、汤源、饶河、宝清、虎林、依兰等地的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大部分也是朝鲜同志。满洲省委所属组织党员人数，1929年只有254人，1930年便猛增到893人，1931年又翻了一番，为2132人。
在吸收朝共党员的同时，中共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重建的任务。关于这一点，1930年9月25日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帮助朝鲜国内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援助朝鲜革命是东满中心任务之一”。还要求特委立即成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开始计划布置朝鲜国内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1931年3月20日，朝共重建筹备委员会（汉上派）正式宣布解散。同时，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组建一个“行动委员会”，任务是为重建朝鲜共产党进行筹备工作。满洲省委立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成立了少数民族部，“专门计划讨论韩人工作问题”，同时准备在下属各特委也成立少数民族部。省委提出，“对于韩国革命，东满要给以有力帮助，必要时可派一部分同志到韩国同志中去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发展党。等将来有了相当基础，即报中央转国际解决韩国党的问题”。5月26日满洲省委参照中共中央“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草案”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升了在满洲及朝鲜境内开展民族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决议指出，在满洲少数民族运动中，“应当提出完全的民族自决，直到承认韩国人分离出去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做主要的中心口号”；“援助韩国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实际任务之一”；继续“派韩国同志回国工作”，并将详细情况上报以便转告共产国际。关于朝共重建的问题，满洲省委9月12日的决议提出，在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之前，在朝鲜境内发展的党员既不属中共组织，也不是朝共的独立组织，而“只是将来发展韩国党的基础”。经中共转报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后，朝鲜党才能成为“正式的独立组织”。到那时，“我们将所有在朝鲜发展的同志，以及过去派去的工作同志”都转给朝鲜党，“而与中国党脱离组织关系”。然而，几天以后中国局势发生剧变，帮助朝鲜建党的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反蒋抗日”、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主张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武装，直接与日本侵略者作战。1931年底，满洲省委把“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作为“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并先后派出党、团员和骨干力量200余人到各地推动义勇军的组建工作。从1932年春至1934年春，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各地先后建立起18支中共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抗日游击武装。在这一时期和这些地区，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其领导下的武装队伍中，主要成分都是朝鲜人。在中共组织最强大的东满地区，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中“95%是韩国同志”。在北满有些地区（宾县、汤原、饶河）朝鲜族党员的比例甚至达到99%，在南满的磐石县也是如此。其中比较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有饶河的崔庸健、金文亨、李学福，磐石的陈振玉、李松波，延吉的朴东根、朴吉，和龙的张承焕、金昌涉，汪清的梁成龙、金明均，珲春的孔宪琛、朴泰益等。到1934年底，在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中，少数民族（主要是朝鲜族）成分占十分之九。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各游击队先后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2月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已经无暇顾及朝鲜共产党的重建问题，而东北朝鲜人的活动也完全纳入了中共的领导和组织范畴。于是，中共与朝共在组织上的关系尚未正式建立便戛然而止。
中朝两国或两族人民是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并肩作战的战友，特别是中共提出武装抗日的口号后，朝鲜人加入中国革命开始从被迫转向自愿。可以说，没有朝鲜民族的参加，就没有东北沦陷时期（特别是初期）中共领导的武装抗日运动。然而，此时出现的反民生团事件引起了朝鲜人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担忧。民生团最初是日本人策划的组织，成员都是朝鲜人，目的在于破坏东北的抗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东满特委一度曾把反民生团斗争作为“我党的各项任务中最中心的任务”，还专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据东满特委估计，民生团分子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中占40%，甚至有人认为“韩国同志都是民生团”。在普遍对朝鲜族干部、群众产生怀疑的氛围中，中共组织对党内和军内的朝鲜干部、战士开始大批逮捕、审查和清洗。通过逼供信的手段，约有560人被捕，其中约430人被处死，包括25名特委和县委的干部。东满特委还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组建的过程中更换干部（军、师级机关全部换成中国籍干部），调整编制（基层部队“把中国人和高丽人分开编制”），对朝鲜人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反民生团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造成抗日队伍的内部恐慌，并导致很多党团组织陷入瘫痪状态。
中共的做法引起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被迫脱离了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原朝共ML派的一些人甚至宣布组建独立的朝鲜共产党，并通过了纲领，试图把在满朝鲜人联合起来。据金山在延安接受尼尔斯的采访所说，1935年夏秋，一批重要的朝鲜领导人秘密聚集在上海开会，讨论朝鲜革命及其组织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九一八以后，中国东北就是朝鲜革命的中心，朝鲜的革命力量不能分散，“不能像盐溶于水一样失落于中国运动中”，而“必须作为对等的组织加入”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起来，对整个朝鲜革命实行统一领导。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朝鲜革命者组建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
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共反民生团的情况后，也表示了不同意见。1935年11月2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杨松（曾任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撰文，批评了对民生团的策略。文章认为，不能把整个民生团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团体”、“奸细侦探机关”，而应该把少数上层反动领导人与基层广大群众区别开来，还提出了在巩固和扩大中共组织的前提下建立“韩国民族革命党”的建议。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据周保中回忆，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一个决定，即把东北抗日救国会中的朝鲜人分出来，建立朝鲜祖国光复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中的朝鲜部队单独编为“朝鲜人民军”。中共立即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为实现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提出：“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将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在中共县委或区委统一领导下可成立韩人党小组或党支部。共产国际的本意大概是担心中朝之间的矛盾会影响到整个满洲地区的反日活动，但当时在中国组建独立朝鲜党团和军队的条件并不存在，这些主张多数只能停留在口号上。由于种种原因，朝鲜人民军和民族革命党均未正式建立起来。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鲜侨单纯系统”），光复会虽然在1936年6月宣布成立，但实际也是在中共领导之下，且到1938年惠山逮捕事件后，便名存实亡了。按照朝鲜官方的说法，1934年金日成把东满与南满抗日游击队联合起来，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1935年5月5日，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祖国光复会。关于前者的实际情况中国学者有专门研究，结论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光复会的发起者，韩国学者姜万吉认为是吴成仑（全光）、李相俊（李东光）等人，而不是金日成。另据前引中国档案的记载，1938年8月中共吉东省委指示崔希享“专门做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群众运动”，在“鲜侨中秘密”进行组织工作，这说明中共确曾试图恢复光复会，但此后便再无有关光复会活动的史料记载。
无论如何，1936年2月反民生团活动停止，笼罩在朝鲜共产党人身上的阴影终于过去了，而中朝两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则，经历了1930年初朝共满洲各派组织的解散，原朝共骨干力量除了被捕者外，大部分都回到朝鲜或西伯利亚去了。二则，1932至1935年开展的反民生团事件又肃清了大批担任领导干部中的原朝共党员。于是，到共产国际七大以后，留在中共组织和武装队伍中的朝鲜人已经完全换了一批人，这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主要是1930年代初入党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3年3月1日刊登了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延禄的署名文章，提到了一批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朝鲜干部，包括李红光、金日成、金策、李学福等。
据中共组织史资料记载，从1927年10月至1937年7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省委及所属党、政、军组织中的朝鲜族干部共78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33人），其中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仍在党组织中任职的有李东光（李相俊，南满省委组织部长）、刘佐健（南满省委青年部长）、全光（吴成仑，南满省委宣传部长）、冯剑英（柳河县委书记）、权永碧（长白县委书记）、李福林（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金策（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委员）、许亨植（李熙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委员）、张福林（哈东特委书记）等。此外，在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中还活跃着一批朝鲜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红光（1930年入党，1933年任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韩浩（1930年入党，1934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李敏焕（1930年入党，1934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金日成（1927年入团，1931年入党，1934年任第二军第三团政委）、姜信泰（姜健，1932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任第五军连指导员）等。除在对日抗争中牺牲者外，正是这批后起之秀日后成为创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力量之一（朝鲜劳动党内的游击队派，或称满洲派），并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中共的方针逐步从以反蒋为主转入以抗日为主。既然中共与朝鲜人的斗争方向已经完全一致，在满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也就心安理得了。随着七七事变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朝两国的命运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中朝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苏联专家在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