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既是一本高校历史地理的专业教材，又是一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专著，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用地理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能够重释很多历史现象。本文从《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关于明代气候、植被、海岸线、疆域等地理现象的描述，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对《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于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做出评价。
关键词： 明代 气候 植被 海岸线 疆域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50年代后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与长期依附于历史学的舆地之学相比，赋予了自然科学、现代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与西方历史地理学相比，不限于地理学数据的分析统计，更具人文情怀。
邹逸麟教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①正是一部经典的具有中国色彩的历史地理学专著。虽是作为高校教材发端，但可视为科研成果。历经1993年初版、1999年重印、2005年修订，两版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均多次印刷，可见社会需求之大。以此观之，一方面是历史地理受关注程度的日益提高，一方面是该书在知识普及、教学科研方面的独到价值。
关于书的特点和价值，已有文章总结②，兹不赘述。本文仅就该书所涉及的明代问题择要作一述评，以点射面，以求了解书中历史地理学的观点，以及地理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一、气候变化对历史的影响
14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入寒冷；15世纪以后，气候加剧转寒；15～19世纪是一次世界性气候寒冷期，即小冰期，对中国来说是5000年来四个低温时期中持续时期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③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14～19世纪称为方志时期，因有大量方志记载提供的气候记录和物候变化，并以现代气象学加以分析证明14～19世纪为寒冷期。具体而言，与明代相关的年份中，1470～1520、1620～1720为寒冷冬季，1550～1600为温暖冬季。④
邹书提到明永乐初年将设在蒙古高原南缘的40几个卫所全部迁入长城以南，与当时北方气候转寒变干、屯田无以维持卫所人员生存有关。⑤卫所南移直接导致三个影响：一是经济负担加重。40几个卫所在洪武年间的长城以北依靠军屯基本可以自足，迁入长城以南后卫所没有撤销、人员没有减少，迁入地原来也有人口，⑥相同的土地需养活更多的人口，无疑会给政府增加经济负担；二是将卫所南撤二三百里，无疑是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使抵御蒙古南侵的防线内缩；三是边备虽倚靠长城一线，但明对长城以北二三至三五百里之间仍有控制⑦（非直接控制），虽放弃此地但不愿便宜蒙古，于是在宣德年间出现了在长城外“烧荒”的制度，目的是“以便瞭望”，“将野草林木焚烧禁绝使贼马不得久牧”，⑧进而“防虏南向”⑨。
这样三个影响对于明代整个形势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南移后，农耕区域减少，加之气候干冷，长城内地区粮食产量也有所下降，经济压力加重，明代的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政府的大事，很多卫所都是因为军屯无法维系而最终被废弃，这直接影响到明军的战斗能力和军事制度的调整，也增加了漕运的负担；二是明代的“烧荒”不仅加剧了明蒙矛盾，致使蒙古更多的南侵，而且导致北方地区的过度放牧，影响到生态。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气候和生态影响游牧民族的牲畜产量，环境恶化、产量减少，便会加剧南下劫掠，加之明朝严格控制边贸，双方的战火不断；三是永乐年间的卫所南移，基本奠定了整个明代抵御蒙古以长城为界的局面。总之，有明一代困扰当局的有两大问题——与蒙古的对抗和粮食生计，追根溯源应该考虑到整个14～19世纪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
二、植被破坏情况分析
邹书提到历史时期植被变化最显著的几个地区，均在明代有较大程度的破坏。
一是华北平原。在明代主要是因为黄河泛滥，河南、淮北之间沙地、盐碱地比比皆是，天然植被被破坏殆尽，次生植被又被砍作薪柴和防汛器材。
二是黄河中游地区。明正统前开伐贺兰山林木深至二三十公里，又有上节提到宣德年间开始在长城以外的“烧荒”，致使沙地不断扩大。
三是太行山区及晋北地区。因为明代建都北京，修建京城，且紫禁城宫殿多次遭受火灾多次重建，京师富豪官宦之家竞起宅第，以致宣府、大同一带的大树尽被砍伐，从偏关至山海关原有的茂密林带，至弘治年间被采伐殆尽。又有灾荒战乱时，河北平原饥民多入山中砍伐后种植玉米、甘薯。
四是豫鄂川陕交接地区。明初秦岭、大巴山区森林茂密，宣德后大量流民进入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开辟梯田，森林几近被毁，水土流失严重。⑩
综合可知，明代人为破坏森林植被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营建宫室宅邸，二是流民进入，三是“烧荒”制度，四是治河防汛。植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沙地面积扩大、水土流失严重，致使黄河更加泛滥，这又成为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因此，治理黄河是明政权最为头痛的问题，明末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明政权灭亡也与黄河泛滥、民生不济有着直接关系。
三、海岸线变迁、海上交通与沿海安全问题
海岸线是陆地与海洋的交界线，一般分为岛屿海岸线和大陆海岸线。它是发展优良港口的先天条件，曲折的海岸线极有利于发展海上交通运输。
邹书以辽东湾海岸、渤海湾海岸、苏北海岸、长江口海岸、杭州湾海岸五节分述我国海岸线的历史演变，涉及明代的部分分别为：
辽东湾海岸：辽河河口在梁房口关（今营口附近大白庙子），岸线由此向西，经沙岭以南约25公里，至吴家坟附近；大凌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之间的盘锦湾，随两侧三角洲的发展而逐渐缩小，明代岸线已推至杜家台附近，东与双台子（今盘锦市双台子区）、吴家坟岸线相接。
渤海湾海岸：渤海湾海岸线的伸展与黄河入海地点的变迁相关。1128年黄河改由泗、淮入海，黄河下游从此脱离了河北平原，渤海湾来沙减少，形成19世纪中叶前的海岸线。
苏北海岸：1578年潘季驯治河后，大筑堤防，堵塞决口，出现了由汴入泗、由淮入泗的固定河道，大量泥沙堆积在河口，海岸不断向外延伸，16世纪初黄河在云梯关（今江苏滨海县西南）外入海；明代中期以前海岸在盐城东15公里，黄河夺淮后，河口外沙洲迅速增长，最后并陆，使海岸线不断延伸。
长江口海岸：14、15世纪始，长江主流移向北泓，海门县（今启东县北）境土地大片坍没；崇明县因沙滩涨坍曾五迁其治；长江口南岸岸线伸展缓慢，明万历十二年（1584）修外捍海塘；近四五百年来长江主泓至川沙高桥港口附近进逼南岸，由于海潮侵蚀，局部海岸坍没现象显著，主要发生在月浦、宝山和高桥北面一代，如永乐十年（1412）在今老宝山城东1.5～2公里筑一土山，高150米，名宝山，以为航海标志，万历五年（1577）于宝山之麓筑宝山城，万历十年海潮大溢，山及山麓上的宝山城均为海水淹没。
杭州湾海岸：杭州湾北岸是长江三角洲南缘，明时海岸距海盐城仅250米，15世纪60年代岸线逼近金山卫，南面几无滩地，70年代屡修海塘，坍岸有所控制，塘外滩地有所扩展，大致与今日相同；杭州湾南岸的姚江平原成陆较晚，历代多修海塘，明成化年间，修筑第四塘，至海边8公里。{11}
综合可知，与古海岸线相比，明代海岸线变化较大，主要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有较大延伸；二是更为曲折；三是大面积修筑海塘。因黄河改道、沙化加剧等原因，致海岸线不断延伸，也因此修筑海塘，但屡有坍塌，海塘不断重修加固，海塘的作用一是防海潮，二是防外敌。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一大患，不时来侵，其势力消长也因与海岸线延伸、海塘修筑等相关。
此外，曲折的海岸线有利于优良港口的形成和海上交通线路的开发。明代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个高峰，最著名的是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船队的七次远洋。明代出现了国际性的港口城市——泉州，此外，明代市民小说中有很多商人出海行商的故事，这都反映了明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及带来的海上贸易的兴盛，这与海岸线的变迁不无关系。
四、疆域变迁反映民族问题
关于疆域的考察属于沿革地理范畴，历来受到重视，尤其是明朝的疆域问题，颇受争议。一是因为明朝的汉人政权时间上在两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却在空间上的统治范围大大小于两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二是明朝前后期疆域变化很大，许多地区脱离了明的控制。这都成为诟病明朝统治不力的原因。这里，想以邹书对于明代疆域的论述为基本，对疆域中隐含的民族问题略作分析。
对比元明清三代的疆域，以最盛时计：元代，忽必烈时达到极盛，“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12}；明代，洪武分封时，“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蹟，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13}；清代，乾隆帝时达到最盛，“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14}光看版图，一定会认为明朝国力不强、统治不力，然而若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分析，则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
首先，从民族个性来看。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帝国，蒙古族的经济形态是逐水草而居的住牧形式，不以长期定居一处而生产、生活，形成的民族个性是开放型和侵略型，于是长期征战、拓展领土成为常态；建立清帝国的满洲人，是东北渔猎民族，也是以迁徙为生，但在汉人、渤海人影响下开始农耕，传统上仍然是扩张型的民族性格，因此，顺治朝入关取代明政权后，至康熙、乾隆朝国力强盛时，必定会开疆扩土、稳定边疆。而明朝是汉人政权，以农耕为生，统治者虽也愿意开拓疆土，但往往限于可以耕作的区域以内，无法种植的土地，即使攻占一般也会放弃，如前文提到永乐初年将东胜卫等40几个卫所南移长城以南便是，放弃了无法屯田的长城以北区域。邹书在其“北部农牧界限的历史变迁”一章中提到明朝修筑边墙（即黄河以西沿黄土高原的边缘、黄河以东大体沿着山脉的走向的长城）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界线，边墙以外无法耕种。{15}因此，疆域范围的变化应该将民族的经济和生态特性考虑进去，并不完全是政治原因。
此外，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并不像今天划定国界线后的疆域这么固定，明朝疆域前后变化很大，“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16}，中后期，又有葡萄牙占领澳门、东南倭寇侵扰，辽东女真崛起，明政权实际控制的区域大幅减少，疆域的变化也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变化，既有政治军事的原因，又有经济文化的因素，情况都十分复杂。
其次，从世界局势来看。公元1000～1350年，中国大致相当于宋元统治时期，此时，欧洲刚刚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还未实现帝国复兴，印度文明因战争而不断被毁灭和中断，伊斯兰世界在土耳其统治下陷入保守，只有中国文明达到了又一个顶峰，13世纪中国成为外部世界的轴心。{17}但欧洲的活力也开始显现；1350～1650年，中国基本上是明朝统治时期，世界上的四个帝国均达到了其顶峰时期：在张居正辅佐下的万历（1573～1620年）统治时期的明帝国，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统治时期的莫卧尔王朝、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朝。{18}随着伊斯兰教的复活和基督教的复兴，中国明朝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不再是唯我独尊了；1650～1833年，中国清朝统治时期，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和航海大发现，孕育出的民族国家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古老的中国却缓缓经历着思想启蒙，但凭借着文明的积淀依然强大。综合可知，元、清统治时期的中国，西方世界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逐渐显示着生机和活力，正好给具有征服气质的蒙古、满洲政权提供了开拓和稳定疆土的机遇，但是明朝遭遇的却是四大帝国的同时复兴，这无疑为疆域拓展增加了难度。
因此，作为汉人政权的明朝一方面想将领土有效控制在农耕区域，另一方面恰逢世界其他区域强国崛起，内外因的作用都限制了其疆域的拓展。而明代疆域的状况恰好反映了中国内部明与蒙古等民族的势力消长，以及中国以外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势力消长的关系。
综上所述，仅从邹书有关明代气候、植被、海岸线、疆域的论述，便可牵涉明代卫所南移、屯田运粮、黄河治理、海上交通、沿海安全、民族关系、世界地位等诸多问题，几乎可以涵盖有明一代的重大历史问题。以此推之，其他历史时期也可做如此分析。此外，将某一历史地理课题放置于诸朝代历史演变中相互印证也很有意义，而《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一书中所涉问题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能为历史学提供方法上的运用，而且能提供理论上的帮助，更能为一直关注时间变化的传统史学注入空间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因各自在时空范围内的发展均不相同，具有独特的地理个性，因此，凡制度的演变、王朝的兴衰、社会的变迁无不渗透着地理因素，此类课题均有待学生深入发掘。
注释：
①以下简称邹书，使用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徐吉军.一部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教材——读《中国历史地理概述》.浙江学刊，1995.1.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6.四个低温期为公元前10-9世纪，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公元7世纪，10-12世纪，14-19世纪.
④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1.
⑤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1.
⑥永乐元年（1403）将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的东胜左卫南迁至今河北卢龙、东胜右卫南迁至遵化；永乐初年，将置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卫、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商都东南察罕脑儿卫迁入大同地区.
⑦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寒暖变化》已有论述.
⑧嘉靖宣府镇志Vol2.诏命考：50.
⑨明英宗实录.Vol172.
⑩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14-17.
{1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60-75.
{12}元史·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6：1345.
{13}明史·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882.
{14}清史稿·地理之一.中华书局，1977：1891.
{15}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166-167.
{16}明史·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882.
{17}S.A.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7-139.
{18}S.A.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6.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字专门史2011级博士研究生）